文/何石

引子：高山流水

南明永历元年（公元1647年），方以智（1611-1671）辞桂王东阁大学士之召，由桂林入湘西南，先后栖新宁莲潭庵、冻江源头永莲寺，遇衡阳僧、南明遗臣邀游而不行，终因永历武冈遇险被使臣拽出山，抛妻儿于新宁摩诃岭下，独自辗转武冈侧之洞口，赁平溪江读书岩时跨三载，校《通雅》、纂《物理小识》、结苇缘秋社，妻潘翟、幼子方中履后寻至；同期王夫之（1619-1692）因淫雨困于湘乡车架山，欲赴武冈行在不果，作《淫雨弥月》哀歌。永历三年至四年，方以智移桂林、平乐平西山，王夫之亦自肇庆返桂林，二人订交或深交于圆通庵、小东皋间，常有诗词唱和；桂林陷，方被执趋刃出家，王困永福水砦断食。二人非仅隔空，亦曾同踩残局；方青原山出家后“以书招之甚勤”，王夫之回书“不能批缁以行”温拒未从，两人高山流水，一僧一儒，各自在学术上野蛮疯长，成为南明枯藤上两个苦瓜之绝唱。

冻江的水，从新宁和武冈的密林深山里渗出来，一路汇入夫夷江、资江、洞庭湖，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湘西南的群山串在一起。我在这条江的源头随南航驻村帮扶队采写两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驻村冻江源》的书写。书里呈现的是脐橙的金黄、七星锣鼓的喧嚣、大水江的烟雨、鸭婆桥的变迁，可写着写着，总有一股暗流从三百年前漫过来：永历元年，一个叫方以智的桐城老臣，是不是真的在这条江的源头住过？他住过的永莲寺还在不在？

书还没出版，朋友聂茂教授百余万言的长篇小说《王船山》出来了。我读到那个永历朝的年轻行人王夫之，衡阳举兵、车架山淋雨、肇庆被辜负、桂林差点死掉。聂茂写他，不仅是写后来石船山注《周易》的“船山先生”，也写到一个被亡国逼到墙角的年轻人。书里写到王夫之和方以智（小说中虚构为方玄痴）在南明残局里的那种同病相怜，写到他们后来青原山与石船山的隔空唱和，我忽然想到了“南明枯藤上两个苦瓜”的这个意象。

两条线在我案头碰上了——聂茂笔下那个与王夫之隔空绝唱的方以智，和我在写作中发现的那个在永莲寺添灯、在洞口读书岩校书的方以智，是同一个人。我想，该给他们留下点文字了。

一、南明江山，危如累卵；莲潭庵里，心忧“天下”

1647年，也就是南明永历元年，广西和湖南的山水之间，到处都是逃难的人。这年二月，清军攻破平乐，直指桂林。永历皇帝朱由榔从桂林一路北逃，经全州，随后被武将刘承胤接往武冈，将这座湘西南山城改称为“奉天府”。

方以智就在这股洪流之中。他是桐城人，崇祯朝的进士，永历朝被拜为东阁大学士。但他没有追着皇帝去武冈。他看透了刘承胤的跋扈和朝廷的混乱，选择了往东走，进入当时仍是南明势力范围的湖南新宁。

他先是在新宁城北的莲潭庵住了下来。他住到莲潭庵也是有原因的，该庵住持一念原是崇祯时代的将军，兵败之后选择了出家，与方以智都是同代旧臣。莲潭庵因周敦颐“爱莲”旧事和“万古堤防”的题写得名，夫夷江绕庵而过，潭水深绿，竹影摇曳。方以智在此两度寓居，留下诗文，却独独对周敦颐与《爱莲说》避而不谈。他深研易学，周敦颐的太极思想本是他学术的重要源头，算得上隔代知音；可他终究是流落楚水的放臣，不是太平盛世里临水观莲的君子。周敦颐身处治世，可以养德；方以智眼见永历朝堂混浊，忠直之士处处碰壁，自己若再去武冈磕头，不过多一块“阁老”牌匾。他三辞诏使张应斗，说“臣世受国恩，然朝纲已紊，入则同浊，出则负亲”，不远不近地与“朝廷”保持着距离，不时竖起耳朵，张望着朝堂的变故。

尽管方以智也没有离弃朝堂的打算，但毕竟莲潭庵离通往武冈的烟村古道近了些，追诏的使臣、避兵的流官、认得他相貌的旧人，总还能循着江声找来，使他不胜其扰。方以智便再从莲潭庵退一步，顺夫夷江下行至冻江口，弃舟登岸，溯冻江而上，去往冻江源头的永莲寺。

这一退，是为什么？不是隐居，是“夹缝里的自持”：不远，不近；不赴召，不远离。永历驻桂林，他退新宁莲潭；永历移武冈，他再退冻江源。入朝，便卷入无尽倾轧，连保全文脉都无从谈起；全然远离，又辜负世代君恩。他守着这份进退维谷——不是不想报国，是这朝廷已配不上“宰相”二字；可他到底是受明恩的臣子，真要一刀斩断，夜里又梦见金陵的钟、北京的法场。所以他把身子塞进冻江源，让江水替他挡一挡诏书，让山雾替他遮一遮故国的脸。

永莲寺藏在冻江源深处，老寺靠山，钟声闷在林子里。方以智到时，是永历元年冬天，江水枯瘦，乱石裸露，江风刺骨。他泊舟冻江口那夜，写《冻江夜泊》：“寒流无声月自明，孤舟独对一灯清。此身已是飘零客，更向天涯何处行。”“寒流无声”，是故国已哑；“月自明”，是心灯未灭；“孤舟一灯”，是他把自己从朝廷里抽出来，却抽不掉为“臣”的那份惶恐和恭敬。

在永莲寺，他不是方丈，只是个扫落叶的避祸客。寺里供着与当地有点关联的抗金民族英雄杨再兴，晨鼓暮钟，江风穿堂。南岳来的和尚、寺里扫地的衡阳僧，都劝他“翻身行别路”；他看着冻江源头鸭婆江的溪水，想的是“松叶到春原堕地，竹花再种更谁凭”。明室像松竹凋了，可他方密之，偏要做那颗落进泥里的松子。

寺里也来过南明遗臣，邀他同游南山、泛舟冻江口，再图去武冈、靖州、柳州。他摇头，指着冻江说：“你们看这水，从源头到洞庭，一路被人截、被人染，可它总还要流。我不跟你们去凑热闹，我把这几卷书留住，也算留下一股清流。”

他以为能在冻江源多喘几口气。可永历在武冈遇险，刘承胤降清，行在炸了窝，新的使臣翻山过来。这一次，不是莲潭庵里那份能缓几月再写的辞疏了——使臣就跪在寺门外，冻江源头的风比莲潭更冷。方以智没再慢吞吞磨墨。他后来在《四辞请罪疏》里自己写：“虑难自免，遂弃妻子，散僮仆，孤身强病，遁迹幽岗。”可这一回，他没能再逃避，而是被“召”出了山。妻儿还留在新宁摩诃岭下的莲潭庵，他来不及安顿，只把稿子裹进破袄，跟着使臣往武冈旁边的洞口奔去。

由莲潭而永莲，是主动退；由永莲而洞口，是被迫卷。退时，他还能在寺里看衡阳和尚添灯，还能对遗臣说“水总还要流”；卷时，他连头都没回，只把冻江源的寒流、孤舟、清灯，带去了洞口的读书岩。

洞口离冻江不过几十里，翻过山梁，便见平溪江劈开绝壁，水色幽蓝。方以智到时，永历二年（1648）春，他赁居在洞口塘双壁岩一侧的天然岩穴里，后人叫它“读书岩”。岩不高，临江，石案天成，风穿壁隙，夜里一盏孤灯，陪他熬到半夜三更。

他在岩里校《通雅》，写《东西均》残稿，又据冻江、平溪江一带的草木、方言、药方，随手记进《物理小识》。在洞口的第一个中秋，他召集几个避乱来的读书人，结“苇缘秋社”，泛舟平溪。妻儿后来也寻至，一家人总算聚在一起。十岁的方中履在洞口萧氏寺堂启蒙，方以智写诗怜他：“怜汝符三小，今秋得侍余。五年皆避乱，十岁始知书。”

按清代刘纪廉《读书岩记》与《宝庆府志》说法，方以智“纂述三载”（注：间隔三年）。读书岩里，他不是住一宿的过客，是“喘息养病、访药、考方言、著书岩间”的流寓遗臣。可洞口也留不住。永历三年，桂林还死死硬撑着，瞿式耜招他；平乐平西山可藏身，也可就近修史。他离开洞口，往桂林、平乐奔去。

二、衡阳夫之，欲近行在；噩耗频传，风雨隔阻

就在方以智在莲潭庵、永莲寺之间辗转时，王夫之正在衡阳和湘乡一带奔走。

王夫之比方以智小八岁，此时是永历朝的行司行人。这是个不大的官，但他有一颗滚烫的心。当听说永历帝在武冈建立“行在”时，王夫之想去投奔。他约了好友夏汝弼，打算从湘乡取道，赶往武冈。可是，老天爷不助力。

那年春天，湖南淫雨连绵，下了一个多月。涟水、资水水位暴涨，山路塌方，清军的哨骑又四处出没。王夫之被困在了湘乡的车架山上。他在破旧的草庵里，听着外面的雨声，写下了哀歌《淫雨弥月》：“天涯天涯，吾将何之？”他想去武冈，想去见南明皇帝，想在朝廷里争一争，为这个残破的江山尽一份力。但他去不了。

与此同时，家里也传来噩耗。清军攻陷衡州，他的二哥王参之死了，叔父也死了。妻子陶氏在惊恐和疾病中离世，年仅二十五岁。父亲在乱军中给他写信，说：“你如果爱惜自己，千万不要回来，不要挂念我。”

王夫之在车架山的雨夜里，一边是想去而不得的“行在”，一边是回不去的家园。他的痛苦是具体的：是亲人的死亡，是道路的阻断，是报国无门的愤懑和忧伤。他不知道方以智就在不远处的新宁。即便知道，两人也很难见面。南明的疆域虽然不大，但山高路险，战乱频仍，音信难通。

王夫之只能在心里，和那个心向往之的方密之对话。他知道方以智是大才，也知道方以智此刻的处境。他或许会想：密之先生，你是去武冈做宰相，还是留在山里做学问？而我，连去武冈的路都找不到。

三、象鼻山下，次韵唱和；飘摇桂林，惺惺相惜

莲潭庵的雨、永莲寺的灯、洞口的抛家，是方以智1647—1648年的湘西南。车架山的淫雨、衡州的家丧，是王夫之同年的湘中。

这一年，他们基本是隔空。各苦各的，各守各的。可两年后，桂林把两人又摆到了一张残局上。

1648年冬，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事败。他经郴州、桂林，一路南下广东肇庆，投奔永历朝廷。1649年春，他从肇庆经梧州、平乐回到桂林。此时桂林是南明在广西最后的堡垒，何腾蛟已死，瞿式耜苦撑危局，局面一天比一天危急。

而方以智呢？1647年武冈陷落了，他离开洞口，辗转南下；1648年冬到了平乐，住进平西山，改名吴石公，卖药、著书、校《通雅》。永历帝返肇庆，几次召他，他不去拜相，只说“以修史为任”。平西山离桂林不远，而桂林有瞿式耜苦撑，他心里稍显安稳。

1649年春，王夫之到桂林。在瞿式耜的寿宴上，看到了方以智在平西山为瞿式耜写的贺诗后，王夫之提笔，次方以智旧韵，写了《留守相公六秩仰同诸公，次方密之学士旧韵》。尽管这次宴会上没见到方以智，但人到了桂林，平西山也不远，王夫之要结束与知音神交多年的隔空对话，想必也不是太难的事了。

1650年秋，桂林的形势越来越紧。清军三路合围，城里的米一天比一天少。方以智应瞿式耜之邀，在小东皋泛舟。王夫之此时也在桂林城中，或近郊。据蒋国保等学者的考证，二人于此结交或深交。他们不是泛泛的“见过”，是在桂林将陷的前夜，两个已经看透结局的人，坐在一条船上，进行了一次文化大儒间才有的肺腑交心。

方以智大概说：“而农，桂林很快就守不住了，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王夫之大概答：“有年伯（敬称瞿式耜）阁老督战和张同敞将军据守，哪怕只有他俩，也不会交出桂林！”

方以智大概又说：“但毕竟大势已去了。老弟，守不住的时候，书比刀有用啊……”

王夫之大概沉默了很久，才说：“那您就先去写书吧，我最后也会去写书，但不是现在。”

山河破碎风飘絮，无力回天空悲切。两个大彻大悟的文化人，心事重重，又忧心忡忡，面对清冽的江水和两岸不绝的猿啼，他们沉默无语，谁也不想先开口。

1650年11月，桂林陷落。瞿式耜和张同敞在城中端坐，拒绝孔有德劝降，慷慨赴死。方以智在昭平仙回山被清兵抓住，清将马蛟鳞摆出官服和刀刃任其选择，他奔向刀锯。马蛟鳞敬其气节，允其出家，法名弘智，号药地、无可。王夫之南奔，困在永福水砦，断食四日，间道逃回湖南。

一个被执趋刃，把命换成了袈裟；一个断食四日，把命从死路里爬回来。

桂林这一场，是两人唯一一次真实的“同框”。之前是隔空，之后又是隔空——但这次同框，让后来的“隔空”不一样了。方以智在青原山召唤王船山，王拒方，那不是两个陌生人的唱和，是两个在桂林泛舟时握过手的人，隔着三百里山水，各自演绎自己的倔强。

四、两个苦瓜，一根枯藤；两种坚守，殊途同归

方以智和王夫之，是南明这根枯藤上结出的两个苦瓜。桂林一别后，方以智在青原山主法，王夫之回衡阳石船山注经。两人一僧一儒，天各一方，却开始了南明史上最动人也最深刻的“隔空绝唱”。

绝唱的第一层，是方以智的“招”。方以智出家后“以书招之甚勤”，劝王夫之“何不翻身行别路，瓠落出没五湖烟”。这不是劝他逃命，是心疼他“硬”。方以智自己从白刃下捡回一条命，深知在清廷的文字狱和剃发令面前，一个不合作的遗民学者能活下来著书立说的空间有多窄。他招王夫之入佛门，是认为“皮囊若不留，学问先朽”——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而佛门是当时唯一能合法容纳“不剃发、不仕清”的灰色地带。他用佛门护儒，以禅护书，不是信佛胜过信孔，是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绝唱的第二层，是王夫之的“拒”。王夫之回书“不能披缁以行”，温拒不从。他在回诗中写“旧识五湖霜月好，寒梅春在野塘边”。梅花不入暖阁，遗民不进佛门。他的“拒”不是不懂方以智的好意，是他有自己的坚持。他必须用儒者的身份，在清廷统治下守住“夷（少数民族）夏（华夏文明）之辨”的底线。他拒的是袈裟，守的是华夏文明的精神谱系。

他们绝唱的，不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桂林陷落后，他们都知道明朝回不来了。他们绝唱的是：在天下已亡的绝境里，一个读书人到底该以什么方式“守”？方以智的答案是“以《易》统三教”，用佛门的身份护住儒学的火种；王夫之的答案是“以史证儒”，用史学的笔锋捍卫文明的命脉。

他们绝唱的，也不是“未能同归佛门”的怅惘。他们未能同归佛门，不是因为感情不够深，恰恰是因为他们都太清醒了——方以智的学问路径是“以《易》统三教”，他本来就认为儒释道在最高处是通的，出家对他而言是策略而非信仰转变；王夫之的学问路径是“以史证儒”，他认为华夏文明的命脉在于“夷夏之辨”和“理势合一”，如果他也剃度出家，那“夷夏之辨”就少了一个最坚定的持守者。他必须留在儒门，哪怕这个“儒门”已经被清廷改造得面目全非。

所以，他们不是“未能同归”，而是“不必同归”。方以智用佛门护儒，王夫之用史学卫儒，殊途同归。这个“同归”，不是同进一道门，是同守一颗心。

而他们“同归”的最深处，是为中国科学文化的兴盛、为探秘自然与人文的奥秘，各自留下了不朽的遗产——

方以智在冻江源头的永莲寺校《通雅》，在洞口读书岩写《物理小识》，在《东西均》中探讨“一分为三”“交轮几”等宇宙规律。他提出“质测”（实证）与“通几”（哲学）并重，记载了磷火、光沿直线传播、地理大发现等西方科学知识，是中国最早系统吸收西学的学者之一。他在永莲寺听衡阳僧添灯时，想的是“松叶到春原堕地，竹花再种更谁凭”；他在平西山卖药时，手里握的是实证精神。他用佛门护住的，不只是儒学的火种，更是中国早期的科学理性。

王夫之在石船山的草堂里注《周易》、批《通鉴》、写《读通鉴论》，提出“理在气中”“天下惟器”，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他强调“即事以穷理”，从具体事物中探求规律，反对空谈性理。他拒方以智之招时写“寒梅春在野塘边”，那枝梅花，开的是历史理性，开的是对文明规律的探求和持守。

一个探自然的奥秘，一个探人文的奥秘；一个用佛门护住实证精神，一个用儒门护住历史理性。他们都是南明这根枯藤上结出的两个苦瓜，苦得清醒，苦得有价值。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为中国的科学文化的兴盛，为探秘自然与人文的奥秘所做的贡献，都归附在了中华文明在至暗时刻发出的那两声长啸里。

三百年后，当我们站在新宁的冻江源头，或者站在洞口平溪江的读书岩前，站在衡阳的石船山下，甚至站在桂林的漓江边，仿佛还能听到那两个苦瓜在枯藤上的隔空绝唱。

那吟咏声里，有对故国的深情，有对文化的执着，也有对命运的无奈。但更多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回响。

莲潭庵的钟声依旧，冻江的水还在流，石船山的灯还亮着。那两个苦瓜，苦过之后，结出了种子：方以智在《物理小识》里埋下的那颗，探的是天地万物可测之理；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埋下的那颗，探的是治乱兴衰可循之道。一颗向着自然的奥秘生长，一颗向着人文的奥秘扎根。

三百年风雨过去，这两颗种子历经时空的孕育，早已长成参天大树——今天的中国科学，有方以智“质测”精神的血脉；今天的中国史学，有王夫之“即事以穷理”的基因。那根南明枯藤早已朽去，但藤上两个苦瓜的苦，苦成了华夏文明最坚硬的内核，至今仍在持久回甘、撼人心魄。

【本文作者系退转军人，文化传媒工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者：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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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