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刺客

吴茂盛是一个不好归类的作家。他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也写美术评论，他是一个在文学与艺术之间自由穿行的多面手。他扎根永州大地，却拥有开阔的诗歌视野。诗集《江河大地》用三卷的体量完成了一次精神溯源：上篇《故乡之书》追忆根的所在，中篇《永州大地》描绘文化的土壤，下篇《大江大河》将目光推向更辽阔的山河。故乡在他笔下既是地理的，也是文化的，更是精神的。

这十三个问题，试图剥开一位诗人四十年的写作肌理。我们不问概念，不问潮流，只问那些必须面对的处境——故乡的“超载”，爱的限度，语言的纯粹，乃至诗人作为“刺客”的精神可能。吴茂盛的回答不绕弯子，不摆姿态，他谈石头的硬度，谈火的灼烧，谈一个没了妈的孩子在映山红前的沉默。他坦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搁笔数年，却又因为那根扎在肉里的刺而重新提笔。这种诚实，比任何理论都更接近诗歌的真相。

在当下诗歌写作日益精致化、同质化的语境里，吴茂盛的声音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抒情，他奔涌，他相信诗歌的终极价值是“打动”与“唤醒”。这篇访谈，是对这种不合时宜的一次追问，也是对一位诗人四十年坚持的一次记录。

硬骨头吴茂盛

吴茂盛：1971年出生，湖南祁阳人。诗人、小说家、美术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永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十四岁发表作品，十八岁出版诗集。曾就读于零陵师专中文系、辽宁文学院作家班、鲁迅文学院作家班。作品曾获潇湘文学奖、丁玲诗歌奖、全国青少年新诗奖、兰州军区《西北军事文学》首届优秀诗人奖等十多个奖项。部分诗歌入选《当代大学生诗选》《中国诗歌排行榜》等多种年度选本，并被翻译成英文。著有诗集《无尘的歌唱》《独旅》《到达或者出发》和长篇小说《驻京办》《招生办》等十多部作品。

刺客：刺客工作室主理人，“巾帼诗考”发起人。主张诗歌遵循内心的野性。

01：关于“液态”与“固态”

刺客：有论者以鲍曼“流动的现代性”解读您的诗，认为您在用“骨头”的硬度与“根”的深度，回应着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液态”世界。您的诗从固态的故乡记忆写起，最终汇入奔腾的大江大河。这是否意味着，您认为在“流动”本身中，反而更能辨认与寻回那些“固态”的精神根基？

吴茂盛：辽宁评论家李犁用鲍曼那套理论来解读我的诗，我喜欢，也认可。其实，写诗这么多年，我脑子里从来没装过什么主义。诗这东西，说到底是源自内心的感动与迸发。

我老家挂榜山有一种石头叫祁阳石，到处都是，最寻常不过。但一过雕刻师的手，就成了砚台、笔筒、插屏、壁画，价值拉满。写诗也是这样，越精雕细刻越出精品。好诗，是有硬度的。

我从挂榜山来到浯溪，从祁阳到永州，从永州到长沙，从长沙到北京，又从北京回到长沙。一路把自己扔进大江大河——不是为了融化，是为了检验。检验我从挂榜山带出来的那点硬东西，到了黄河里、长江里，还硬不硬。

检验过了，还在。

祁阳石泡在水里千年，捞上来，还是祁阳石。

流水泡不软它，也泡不软我。有个词，我很喜欢，叫硬骨头。我写诗，就想写出这种东西来。

02：关于“同心圆”的结构

刺客：有评论说，您的写作从“乡土之书”到“永州大地”再到“大江大河”，是一个渐次扩大的“同心圆”。从故乡出发，最终抵达家国天下，这确实是许多诗人的路径。但我想知道，在扩大这个“同心圆”的过程中，您是否感到过某种“离心力”——那种因视野过于宏阔，而可能让最初的、最私人的情感变得稀释或失真的危险？

吴茂盛：从挂榜山的牛背上出发，经湘江，跨长江，过黄河，走遍大江南北，又回到永州。评论家唐晓渡说我从《故乡之书》到《永州大地》到《大江大河》，像水面的涟漪一圈圈荡开。“同心圆”这个说法，我认。

但同心圆有个危险：荡得越远，圆心越容易散。

写作中，离心力这东西，我感受过。写《大江大河》那段时间，天天面对的都是大词——湘江、长江、黄河、民族、历史。写着写着，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不对劲了：那些词一个比一个大，但离我越来越远。挂榜山那条小溪，浯溪河边的卵石，我妈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越来越淡，淡到快要抓不住了。那种感觉，不是写不出来，是写着写着不知道自己在替谁说话了。

有天晚上在黄河边站着，风很大。我突然想起挂榜山那条小溪，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件事：一个人走得再远，脚底板还留着出发时的泥巴。

从那以后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每次写到宏阔处，就硬生生把自己拽回来。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一件具体的事上，一个具体的物件上。写湘江，我让父亲穿上一双草鞋，从野狗岭出发，一到岳阳就胖成了洞庭湖。写黄河，我让一滴浑浊的壮阔的泪水，浸黄了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手。有了这些，大词才能落在地上。

03：关于故乡的“超载”

刺客：挂榜山、浯溪、永州，这些地理名词在您的诗中已不仅是地名，而是化为了文化符号与精神图腾。当故乡被赋予如此沉重的文化与历史“荷载”时，它是否还能承载您作为一个具体个体最私密、最脆弱的记忆与情感？

吴茂盛：挂榜山、浯溪、永州，这些地名在我诗里，确实不只是地名。有人担心，故乡被赋予这么重的文化与历史荷载，会不会塌？还能不能装下一个人最私密、最脆弱的那点东西？

我懂这个担心。但我得说句实在话：不是我把故乡压重了，是故乡本来就有这么重的重量。

站在浯溪边上看碑林，颜真卿的字刻在石头上，一千多年了还在那儿。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写的那些文章，到今天还是读书人的课本。这些东西不是我今天才堆上去的，它们一直在那儿。我只是那个把它们翻出来的人。

但它们压不垮故乡。

我妈去世后，我一个人回到了挂榜山，坐在老屋门槛上，看着对面山坡，开满了映山红。那天的映山红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但我妈不在了。那一刻我觉得，什么文化符号都不重要了，我就是一个没了妈的孩子。后来我把这个写进了诗里，没提元结，没提颜真卿，就写了那个山坡和那些花。

故乡重，是因为它装得下这些。装得下柳宗元，也装得下一个没了妈的孩子。

04：关于“拥抱”的姿态

刺客：《江河大地》研讨会上，吉狄马加先生称赞您的诗以“拥抱的姿态”对待生活与现实。这是一种全然接纳、充满热忱的姿态。但在长达四十年的创作中，您是否也体验过某种“排拒”或“疏离”的冲动？在“拥抱”时代的同时，诗人是否也需要一种“转身”的距离？

吴茂盛：吉狄马加先生说我“拥抱”，是抬举我。但说实话，四十年里，我抱不动的时候也有。

最狠的一次，是九十年代中后期。那几年我几乎不写诗了。觉得写什么都没用，觉得诗在时代面前什么都改变不了。整天泡在酒里，喝多了就跟朋友说：不写了，写个屁。后来为什么又写了？因为发现不写更难受。写诗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肉里。拔了，疼一阵就过去了；不拔，它就一直在那儿，隐隐地疼，让你时不时想起来，你还有件事没做完。

所以“拥抱”这个姿态，我不觉得要天天张开胳膊。真正的拥抱，是先转过身去，看清楚什么值得抱，什么该保持距离。我在“拥抱”时代的同时，也在“转身”看它。没有转身的距离，拥抱就是瞎抱。

但有一件事我从来不转身——那是对土地的态度。这个我必须抱得死死的。

05：关于“火焰”的两面

刺客：在您的许多诗里，尤其是《燃烧的河流》中，“火焰”都是一个核心意象。它既是毁灭，也是希望。我想请教您，在您的创作中，这簇“火焰”是否也烧灼过您自己？它是否也曾让您感到痛楚，而不仅仅是温暖与照亮？

吴茂盛：你说得对，“火焰”在我诗里反复出现。我在《燃烧的河流》里写法厄同，那小子驾着太阳车，把大地烧焦了，自己也从天上掉下来摔死了。

很多人问我：你怎么老写火？不怕把自己烧着？

当然怕。我小时候在老家见过一次山火，那种烧法——整面山坡从头到脚烧过去，连石头都烧焦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火这种东西，看着暖和，靠近了要命。写诗也是一样。你以为你在驾驭语言，其实是语言在烧你。那不是别的东西，那就是烧着了。

但火又确实能带来新的东西。一场山火烧过，来年春天最先发芽的，就是那片烧焦的林子。我写诗这么多年，每回觉得自己写尽了一个题材，写不下去了，就找一把火来烧——换一个视角，换一种写法，让所有熟悉的东西陌生一次。烧过了，新的就出来了。

烧灼是真的，照亮也是真的。火没骗过我，我也没骗过火。

06：关于“劳动者”的在场

刺客：您在《大地歌谣》中，详细罗列了从“耒、耜”到“5G智能化”的农具变迁。这种对劳动工具史诗般的书写，让“劳动者”的形象在历史中获得了坚实的锚点。这是否是您对抗诗歌可能变得“虚浮”或“不接地气”的一种策略？您是否担心，在宏大的抒情中，具体的“人”会被淹没？

吴茂盛：《大地歌谣》里我写农具，从耒、耜这些老祖宗用的家伙，一口气写到5G智能化。有人觉得这个跨度太大，不搭。我不这么看。

我父亲是个农民，我小时候跟着他用过犁耙、镰刀、扁担。那玩意儿是木头和铁做的，握在手里糙得扎人。现在农村种地用无人机喷农药了，我父亲要是还活着，肯定看不懂。他那一辈人的手，认的是木头的纹路、铁的锈，不是遥控器上的按钮。但有一件事是一样的：不管是握镰刀还是操作无人机，都是手在干活，都是汗在滴。劳动者在，我就写。

很多诗人写大题材容易飘，写两句就上天了。我不行。我得让脚踩在地里才写得下去。写《大地歌谣》的时候我回了好几趟老家，跟现在还在种地的人聊天，看他们怎么用新机器。我得知道那些机器长什么样、怎么使、出毛病了怎么修。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才敢下笔。

你说的“具体的人”会不会被淹没——当然会。这是写大题材最大的陷阱。所以我每写一段宏阔的，就停下来，写一个具体的人。写他手上的茧，写他蹲在地头抽烟的样子，写他数完一沓皱巴巴的钞票后，又揣回兜里的那个动作。有了这些，诗就不会空。人也就在了。人在，诗才在。

07：关于“古典”与“现代”的对话

刺客：您在《在芙蓉楼遇见王昌龄》中，让唐代诗人用上了“微信”和“电脑”。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读来令人会心一笑。这种并置，是您有意为之的解构，还是一种更深情的确认——确认那些古典的精神与价值，在技术时代依然活着，并且需要以新的方式被我们重新“翻译”和讲述？

吴茂盛：你提《在芙蓉楼遇见王昌龄》那首，里头我让他用微信发诗、用电脑写稿子。

我直说了吧：是心疼。

王昌龄那首诗写得多好啊——“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一千多年了，现在的人读到这几句，心里还是会软一下。但你想过没有，这么好的东西，年轻人还读不读？他们刷手机、看短视频，还有多少人会翻开《全唐诗》？

我不是要解构他，我是想让他活过来。让他用今天的方式再活一次。他站在芙蓉楼上发的“朋友圈”，看到的人还是那些——洛阳的亲友，只不过换了个方式。冰心还是那颗冰心，玉壶还是那个玉壶，只是信号比驿马快。快得多。

我们这代人有个责任：把那些老东西翻译成新话。不是为了变味，是为了让它们不烂在书架上。书架上的灰，比什么都冷。

08：关于“被看见”的焦虑

刺客：您在后记中提到，希望让世界“在这些诗行里看见我们的澎湃、我们的深情”。对于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诗人，这种“被看见”的渴望，是否构成您持续写作的一种深层动力？当您站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讨会现场，回望那个在挂榜山牛背上写诗的少年，您是否感到了一种“完成”？

吴茂盛：是，但不全是。

头十年写诗，确实是“我”要被人看见。一个从山旮旯里走出来的毛头小子，除了写诗还能靠什么让人知道你的存在？那会儿投稿、参赛、出诗集，心里想的都是“让大家知道我”。

但写着写着就变了。你慢慢发现，你写的其实不是你一个人。你写挂榜山的时候，写的是那片山坡上所有放过牛的孩子。你写浯溪的时候，写的是所有在河边洗过脚的人。你写大江大河的时候，写的是所有在这片土地上活过、正在活、将要活的人们。

所以现在说“被看见”，不是“我”被看见，是“我们”被看见。那个在挂榜山牛背上写诗的少年，现在站在北京，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讨会上。不是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身后站着一整个挂榜山、一整个永州、一整个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中国。这么一想，就没那么焦虑了。你要看就看，不看拉倒——我写的那些东西，是内心的歌唱，我自己认。

至于“完成”——哪里完成得了？那天开完研讨会，晚上我一个人在酒店阳台上站着，看着北京的夜空，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话：少年还在牛背上，诗永远写不完。

09：关于“未完成”

刺客：您在《大地歌谣》中写道：“我是年轻的风”。这似乎是一种永不停歇、永远向前的姿态。即便过了“五十知天命”的年纪，您是否仍觉得自己是一个“未完成”的诗人？未来还有哪些风景或困境，是您渴望用诗歌去抵达或克服的？

吴茂盛：是的。有人笑我：你都五十多了，还年轻？

年轻不是说岁数，是说还没到头。风这东西，你见过它停吗？一停，就不是风了，是空气。写诗也是。一觉得自己“完成”了，笔就死了。

四十年，我分了好几截。十八岁出第一本诗集，什么都不懂，凭一股冲劲。后来停过、断过、想过不写了。再后来重新上路，写《故乡之书》，写《永州大地》，写《大江大河》。每一步都在问自己：还能写什么？

未来想写的东西还多。我想把挂榜山那些老人的口述写成一首长诗——他们的方言、他们的故事、他们嘴里快要消失的农谚。还想写一本关于浯溪的书，写出这条溪流自己的声音。

困境也有。最大的困境，是时间不够。心里揣着一座山，手里只能搬出一块石头。但没关系，一块一块搬，总能搬出个样子来。

所以你说“未完成”——我认。诗人就该是“未完成”的。写完了，就没什么事了。

10：关于语言的“纯粹”

刺客：您在后记中强调诗歌的“纯粹”。但在面对“数字时代”或“5G智能化”这些庞杂、新异的现实时，保持语言的“纯粹”是否变得更为困难？您如何在吸收时代新质的同时，不丧失诗歌语言本身的凝练与美感？

吴茂盛：“纯粹”这个词，我在后记里提了，你揪住了。

我得说明白——我说的“纯粹”不是追求“美文”，不是把句子磨得光滑如水，让人读完了只觉得“顺溜”。那不是纯粹，那是偷懒。真正的纯粹，是把一句诗写到你想改一个字都改不动，删一个字就塌了，加一个字就多了。那个“刚刚好”的状态。

你说在数字时代保持这种纯粹是不是更难了？难。但难点不在“5G智能化”这些词新——新不是问题。真正难的是，那些新词、新物、新经验，还没有被诗歌驯服过。一把镰刀出现在诗里，有几千年的文学传统撑腰；一个“5G基站”出现在诗里，你得自己给它找位置、给它定调子、让它和周围的东西处好关系。

我写《大地歌谣》的时候，对着“5G智能化”这个词琢磨了好几天。怎么让它不违和？后来我把它放在了农具谱系里，让“5G”站在“耒、耜”的旁边——这个排列本身就是一首诗。

传统和新东西站在一起，不用谁迁就谁。

语言的“纯粹”说到底就一句话：准确。你用“微信”这个词，如果此刻它比“尺素”更准确，你就用“微信”。准确了，就纯粹了。诗不认新旧，只认准不准。

11：关于“爱”的限度

刺客：您的诗充满了对故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爱。但爱是否也有其盲区？在炽热的爱中，您是否也会刻意保持一种审慎，去凝视那些并不那么光鲜、甚至带有伤痕的角落？您如何平衡“爱的颂歌”与“真实的揭露”？

吴茂盛：你问我爱有没有盲区。说句实在话：盲区肯定有，但我不把它当盲区。看见了却装看不见，那才叫盲区。我看见了，我就写。

我爱挂榜山，但挂榜山穷了那么多年，年轻人都走了，只剩老人和孩子，这我得写。我爱永州，但永州有些地方还是落后、还是没跟上，这我也得写。我爱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但它有伤，有疤，我看见了我不会假装没看见。

诗不是宣传画，画宣传画的人可以把坑洼都抹平。诗是照相机，好赖都得拍下来。但照相机后面那只眼睛，是热的。批评一个东西和恨一个东西是两码事。我批评挂榜山的落后，是因为我太希望它好了，那个“好”字里面装着我的所有念想。写诗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早些年有人问我为什么写《驻京办》《招生办》？我说，揭露阴暗是为了更阳光，批判现实是为了更美好。

“爱的颂歌”和“真实的揭露”——这两件事在我这儿从来不对立。一个儿子跟娘说真话，能是不爱吗？

12：关于“神性”的缺席

刺客：您的诗中充满了人间烟火、历史风云与自然山川，但似乎较少触及明确的宗教或神性维度。这是否意味着，对您而言，“大地”与“江河”本身，就是您全部的信仰与终极的归宿？

吴茂盛：我只是不把神性放到天上。我的神性在地上。

挂榜山下那几亩田，年年春天返青，那个绿，你看了会愣住——那里面有一种东西，说不清，但你站那儿看一会儿，心就静了。浯溪的水，流了千年还在流，颜真卿的字刻在石头上，千年之后还在那儿。这些是神性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些东西比任何我见过的佛堂都让我安静。

我母亲一生信佛，乐善好施。她年迈之后，走不动了，就经常让我替她去寺庙许愿、捐款、赠物。我替她跑过不少寺庙。但我自己站在那些佛像面前，心里是静的，不是动的。真正让我心里一动的东西，还是挂榜山那些返青的田，还是浯溪那些刻着字的石头。

我写过一句：“信仰有多厚？请看看我手中泣血的诗篇有多沉。”这句诗的意思很简单：别问我信什么，你看我写了什么。我写的就是我信的。土地、河流、故乡、劳动者、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的东西——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我信它们，它们也信我。

13：关于“刺客”的提问

刺客：最后，请允许我问一个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以“刺客”之名，向您提出这些略带锋芒的追问。在您看来，一个真正的诗人，是否也需要具备某种“刺客”般的精神——敢于用语言的利刃，去刺破时代的迷障、自我的幻象，以及那些被习以为常的“真理”？

吴茂盛：最后你问的是你自己，但你问到了我的命门上。

你说“刺客”——用语言的利刃去刺破时代的迷障、自我的幻象、被习以为常的“真理”。这个比喻锋利，我喜欢。

但我得补一句：刺客的刀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让人看见被遮挡的东西。诗人写的每一行诗，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把那些我们天天看见、却从没真正看见过的东西，翻出来。比如你天天看见挂榜山，你觉得你认识它了，但我的诗可能让你看见山的背面有什么。你天天听见“故乡”这个词，你觉得你懂它了，但我的诗可刺破迷障，不是要破坏什么，是要让光照进去。照一照那些被我们遗忘了的真东西。

四十年了，我一直在做这件事。以后还会继续做。你有刀，我有笔，我们各干各的，方向一样。

做完这“十三问”，最深的感受是：吴茂盛的诗学不是从书本里翻出来的，是从挂榜山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他不回避“宏大”，但坚持用具体的细节锚定宏大——父亲穿上草鞋从野狗岭出发，母亲喊他回家吃饭的声音，黄河边上的一个寒战。这些细节不是技巧，是生命本身。

访谈中有一个字反复出现：硬。祁阳石泡在水里千年，捞上来还是祁阳石。这几乎是他全部诗学的隐喻。流水是时代，是命运，是四十年的起伏；石头是根，是土地，是那个从牛背上望见湘江的少年。两者之间的角力与共生，构成了他诗歌的张力。

他不装，不端着，谈起不写作的那几年也不遮掩——“写个屁”。这份坦诚，比任何宣言都更能让人理解他为什么最终又拿起了笔。诗不是他选择的职业，是他无法切除的器官。

他说“你有刀，我有笔，我们各干各的，方向一样”。这句话，或许就是这次访谈最好的注脚。

责编：邓正可

一审：邓正可

二审：易禹琳

三审：文凤雏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录华声在线官网www.voc.com.cn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