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旭日

九月五日晚，收到《人民文学》第九期，开头小说《种阳春》是王跃文老师写的。花了差不多一周时间将其看完。时间改变了很多东西，但有些东西没变。比如土地对人的塑造，比如一个人对某片土地的牵念。王跃文老师这部小说，便是这种跨越时空的牵念。

开篇卷首语里有一段话让我反复咀嚼：“王跃文不绕弯子，写乡村当然要写种地。”这话说得朴素，却点中了当下乡土写作的一个要害。我们见过太多绕着乡村走的作品。写乡愁，而不见农事；写风景，而不见劳作；写人情，而不见土地。王跃文不绕不偏。他让“种阳春”这三个字站到了标题的位置上，也站到了小说的中心。

王跃文。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行 摄

王老师是湖南溆浦人，在与他的交谈中，他会透露出溆浦方言。“种阳春”正是溆浦农事活动中的方言，大意指种地、干农活，特别指春耕生产。我读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有一种乡音的亲切感。选择用方言词做标题，不是猎奇，是一种文学立场的宣示：他写的不是被观看的“乡村”，而是乡村本身。

这部小说的人物谱系很清晰，前面将所有人物交代清楚。比如说，老一辈的向家华，年轻一代的向好。这种新旧对照的写作老路，作者处理的恰好。卷首语中，引了向家华的一段话：“好坨，我把地租给你，讲真心话，舍不得。哪个的阳春有我种得好呀！我的田里，一颗石子都找不到，土喷香的，细得像筛子筛过。我又晓得你在做大事，今后的阳春我种不起了，今后的阳春就是你这么种的。”

这段话我读了好几遍，感觉自己回到了故乡。“一颗石子都找不到，土喷香的”。这是一个老农对土地最深的骄傲。他不是在夸自己勤快，好像在说，这块地我伺候过，我认识它的每一寸。这种骄傲是那样的具体，那样的有重量。当他说“今后的阳春我种不起了”，他不是认输，而是在承认一个更大的道理：阳春的种法变了，土地需要新的人来伺候了。事实上，在湖南种过地的人都明白一个理：春耕不仅是个体力活，还要懂得气候、时节、时序、时令，对土地要敬畏，才能有产出，有丰收。这种敬重与深情，正是作者笔下最动人的东西。

写作艺术上，《种阳春》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及物”。去年开始，王跃文回到溆浦老家漫水村住下，走访很多种阳春的里手。他写三表哥种冬瓜，“通常有五六十斤，最大的重达百斤”；写三表嫂刨甘蔗，“双腿左弓右箭，刀子上下长拉，好比手挥五弦”。这些细节，是一个作者在地写作最真实的追求，最现实的要素。如果农事细节虚构，人物就站不稳。王跃文老师明白这一点，也做到了还原与真实。

尤其是，作者塑造新一代农民，有自己独特的构建与观察。比如小说里，小张是学农的90后，回村种阳春，连“月口”是什么都不知道。湖南基本属于丘陵地带，田野多在山野之间。田间排水浇灌，都要在田埂上扒开一个“月口”，以便于进水。此处这个细节，可谓设计巧妙。一个大学读农学的人，回到土地上，才发现书本和土地之间还有一段路要走。八年过去，他的合作社种了七百多亩田。2020年早稻收割遇连日阴雨，他在微信群里建议免费抢收，“不分人家，马上抢收，统一烘干，产量汇总，按亩均摊”。这一场抗灾，让他真正“种”进了村民的心里。

《种阳春》传递着一种十分强劲的质朴感。这种质朴感，不是靠技巧打磨出来的，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我惊异于作者的写作心态，不惊不乍，不刻意渲染苦难，非常冷静从容地把乡村的生存相像一幅水墨写意一般展开在读者眼前，简劲而又厚重，混沌而又寂静，一种苍凉的气息如山岚般萦绕在字里行间。

《种阳春》的现实价值，正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精神还乡的路径。王跃文在创作谈中说，他去乡四十五年，“要写好现在的乡村和乡村人，已没有十足把握”，所以“从去年开始，在溆浦老家漫水村住了下来”。这个住下来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他不是靠记忆写乡村，是靠重新认识写乡村。

他在创作谈结尾写了一段话：“人民群众评价文艺作品的朴素标准是真不真、像不像、美不美，只有过了人民群众关的作品，才能真正称得上赋美乡村的好作品。”这话放在《种阳春》上，是成立的。向家坪的那场“交接”，那种老一辈对土地的“舍不得”和“交得出”，新一代对土地的“不熟悉”和“慢慢熟悉”，都不是靠想象能写出来的。

彼时，故乡的江风吹过，也吹过溆浦的田野、沟壑。我在佛山二十多年，从钢铁厂到陶瓷厂，从南岭到岭南，兜兜转转，始终没有离开过对一片土地的牵念。王跃文的《种阳春》让我相信，无论种地还是写作，真正能“种”出东西的人，都是愿意把自己放低的人——低到能听见土地的声音，低到能闻见“土喷香的”。

责编：邓正可

一审：黄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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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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