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湘雅人物影像志”系列启动之初，编辑部便完成了对韩明教授的专访。韩明教授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他与湘雅共同走过的岁月，饱含着对医学事业的赤诚与对后辈的期许。

韩明教授处事低调，虽已完成采访与稿件审阅，但按其当时意愿，稿件推迟发布。

如今，韩明教授已与世长辞。谨将这篇访谈作为纪念发布，以寄托沉痛与崇敬之情。这不仅是对一位医学前辈的深切缅怀，更是为了让更多人感受湘雅人“公勇勤慎、诚爱谦廉”的精神底色。

【人物名片】

韩明，中国致公党党员，中国致公党第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致公党湖南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六届、七届、八届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政协第六届、七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普通外科和器官移植事业的开拓者，我国著名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

一、“我很满意当初所做的留在中国的决定”

记者：请谈谈您儿时的成长经历。

韩明：我祖籍广东新会，1929年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并在那里长大（获得英国国籍），那里是我的第一故乡。我父亲是广东新会人，通过香港一个同乡会来到当地经商。我在家里是老四，有三个哥哥，现在两个在美国，一个在英国。他们中有世卫组织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也有研究非洲热带病学的专家，这充分说明我们家里的人很注重教育。因为我们的母亲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华人混血，她从小就专门培养我们的自理能力，以及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为我后来出国读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我接受了很好的基础教育。从学前班开始就经常跳级，都是跟比自己年龄大的孩子一起学习，还在进中学的选拔考试中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当时全校只有三个名额。

（青年时期的韩明）

记者：怎样的契机让您赴英美求学，而且还都是名校?

韩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组织全国统考，由英国政府委托剑桥大学组织和出题并颁发资格证书，很多发达国家都认可这个证书。这个考试不限年龄，那个时候我才15岁，所以也算提前考了，并且一举成功。1945年，我离开家乡赴美国安德鲁大学学医三年，每一年我都是优等生。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时有发生，认为我不是白人，就对我另眼相看。但是我第一次考试成绩出来都是A，大家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我不光有学习天分，而且还很努力。在课前，我会做很多准备，上课全神贯注，总是坐在第一排盯着老师讲课，看他的表情和语气来区别哪些是重点，并且带着准备好的问题提问。下了课，我还会找老师交流，内容就会全部印到脑子里。因为我问的问题很有水平，成绩又好，所以老师们都很喜欢我。

记者：您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工作，而是来到中国，并毅然放弃英国国籍？

韩明：我就想要做一点大事，当时我了解到英国有个叫利文斯顿利的医生，他到非洲去，不是像很多人一样掠夺金子和资源，而是去给他们治病、搞教育，最后死在非洲大地。妈妈也从小教育我，人生要多做好事，所以我想成为像利文斯顿一样的人。由于父亲来自中国，听他说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解放，老百姓生活很贫穷，我想为什么不能到中国做些贡献呢？！

1944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学校考试毕业证书，后赴美国安德鲁大学学习，1948年完成医学预科学业。也是在1948年，我漂洋过海坐船来到中国。当时我没有中文名字，只有一个英文名叫Ansen。由于我父亲姓谭，广东话读着读着就变成了Han，所以到中国后他们给我取名叫韩明。

我加入中国国籍虽不是一早就打定了主意，但也并不是偶然的。之初来长沙只是为了学医，并没有打算留在中国。但随着我在中国学习生活的越久，对中国的感情越深。或许是因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或许是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我的这种祖国情结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当时只知道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老是被一些国家欺负和看不起，我要通过我的努力，为她的强大做一点贡献。1952年从湘雅毕业时，美国一所大学医学院已经联系了我，邀请我去美国工作。我有一位叫魏志强的地下党员朋友，在解放前一直对我关怀备至。毕业时，他对我说：“留下来吧，这里更需要你这样的医生。”经过慎重考虑，我拒绝了美国的邀请，选择留在中国。1953年，在参加完卫生部的一年外科进修班后，我被分配到湘雅医院工作。1954年，我如愿以偿加入中国国籍。

经常有人问我：当初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没有留在美国后悔吗？我的回答永远都是：不后悔，我很满意当初所做的决定。我的人生已经大大超过了梦想，当初只想做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医生，却从未想过到湘雅医院能做教授和外科主任，来到湘雅医院我很知足。我的人生信条是永不后悔，绝不遗憾，只往前看。

二、“感谢生命赐予我行医的天赋”

记者：您觉得您的哪些天赋对从医有帮助？

韩明：我的医学基础较好，或许也是上天给予的“特异功能”，我的记性也特别好，看什么东西就像印在脑子里头。对于那些脾脏、肾脏、血管、神经等复杂的位置，老师只要教过一次，我便能很快速地记住，在患者身上也都能非常准确地找到位置。每次手术前，我会把流程在脑子里头过一遍。比如甲状腺手术，血管在哪里，哪里要垫高一点，手术切割在这里，怎么缝合，怎样把肌肉切开，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术前我脑子里都会像照相一样印出来。所以很多东西我只要看一次，就不用再看书了。

我的语言天赋蛮高的，我会中文、西班牙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算是母语，而法语和俄语是后来学的。记得我的解剖老师张德卫教授有一本法语书，他还要我帮他翻译过，后来给了我两块大洋当做酬劳。那时候，两块大洋还蛮多的嘞。至于中文，我没有时间像现在的外国人一样专门上课，就是当时他们一边给我讲，我就用拼音记录，这样慢慢学会的。

记者：请谈谈您担任大外科主任期间，在临床实践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韩明：到外科也是运气好，碰到一些好老师，比如谢陶瀛主任和我的偶像林光亨教授。林教授是抗美援朝的英雄，也是位优秀党员和模范导师，给了我莫大的培养，我非常尊重他。

记得1987年广西有一个学术交流会议，而同时湘雅医院正在做国内第一例胰腺移植手术。当时全科大部分人都去参加了交流会，但因为我有一名患者还需要观察。交流会虽然对我很重要，可相比之下患者更重要，我选择了留下，并与我的学生王志明一起照顾患者。我想，交流会以后肯定还有机会，我可以等，但是患者不能等，我要实时监测他的情况，我不能让病人有任何三长两短。在我看来，凡事都要专一，特别是在治疗患者的时候，是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的。

说到王志明，他后来担任湘雅医院外科学教研室主任兼普外科主任，是一位非常全面的普外科医生。这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当然也与他自身努力分不开。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他是可培养的人才，他是五年制的，到了第四年，我觉得他不要到五年就可以毕业。因为当时导师是有这个权力决定学生是否能提早毕业的，结果毕业第二年他就升了副教授。所以在人才培养方面，我还是很注重让年轻医生更快成长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韩明教授带领团队查房）

记者：您作为中国移植医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多项国内第一和亚洲第一，请谈谈“第一”背后的故事。

韩明：回想当年，我还在血管外科的时候，医院在湖南省首开先河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然而由于整台手术最关键一步血管吻合始终没能攻克，最开始的几例都没能成功。经过讨论，院里认为我手术做得比较好，便把我叫了过去，让我给患者做血管吻合手术。当时我的想法是：我是一名外科医生，我的职责就是要通过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在完成血管吻合后，我与其他医生共同配合，终于成功挽救了这位肾病患者。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和同事开始了肝移植的探索，最初是在狗身上做肝移植实验，我甚至多次被狗咬伤，先后14次打狂犬疫苗。但是狗的肝脏还是与人的肝脏不相似，而猪的免疫功能较好，移植后存活时间长达六个月，我们解剖后发现猪的肝脏是最适合做肝脏移植的。那段时间，我天天守在关动物的地方，废寝忘食地选猪、喂猪、观察猪，晚上也坚持不离开。这种坚持最终还是有所回报，湘雅医院的肝移植研究起步不算最早，却开创了动物在肝脏移植手术后存活时间最长的先例。

三、济世救人的初心一以贯之

记者：您传承了湘雅老前辈哪些精神特质？又是如何继承和发扬的？

韩明：医生的医德和严谨求实的精神是最重要的。我开刀做手术前一天的晚上都会找病人谈话，说明相关情况。术后的晚上，我也一定会去查看病人情况和交代注意事项再回家，无论多晚，这是我的原则和宗旨。

（韩明教授和团队一起研讨病例）

记者：您对年轻医生成长有哪些建议？对湘雅医院新百年发展有哪些期待？

韩明：以前，我担任过许多职务，但担任这些职务期间我都坚持一个原则：“保证不能因为社会事务影响业务工作的开展。”因为我一生都只想专注于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我就是一名外科医生，我的初心从未改变。

希望当下的年轻医生们不要满足现状，要时刻做好应对困难和问题的准备，把基础打牢，而不是浮在表面，多多通过实践磨炼自己。在科研方面不要为了发文章而写文章，而是要重点聚焦自己专业领域未来的发展，多做有意义的科学研究。

湘雅医院给了我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让我的学识和技艺充分发挥。现在的我已经卸下所有职位，但我依然坚持到病房查房。一些重症病人和典型病人的会诊，我也会去提供建议。总而言之，希望湘雅的明天越来越好！

（稿件来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人物影像志》编辑部）

作者：周顺

责编：李传新

一审：周顺

二审：杨丹

三审：文凤雏

来源：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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