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下学期，班主任罗老师休产假，学校请来一位代课老师教语文。  

他姓赵，名少为，年近六十，少时读过私塾，治学极严。个子一米七五左右，瘦，长脸，头发稀疏地贴在头皮上，戴一副老式黑框眼镜。脸上那道疤从右颧斜斜拉下来，过了下巴，像一条干涸多年的河床，皮肉微微揪着，说话时便一牵一牵地动。眼睛却亮，看人时微微眯着。

学生挨批罚站是常事，一把戒尺打手心也是常事。那戒尺是枣木的，油亮油亮，不知道打了多少届学生。他打手心不重，声音却脆，啪的一声，满教室都缩一下脖子。可他一开口讲故事，满教室鸦雀无声。

他讲抗美援朝，讲自己怎么打击美军，送物资钻坑道。讲上甘岭，讲得眉飞色舞，仿佛那些硝烟从未散去。他说那颗子弹是在上甘岭上飞的，从右脸打进去，从下巴穿出来。他在坑道里昏了三天，醒来时满嘴是血，牙全碎了。他张嘴给我们看，下排牙果然缺了好几颗。同学们爱听他“吹牛”，他也乐得自豪。

他爱打抱不平。学校里谁受了欺负，他总要管。有一回，高年级几个学生堵着我们班一个矮个子同学要吃的，那同学从家里带的午饭，被他们抢了。他知道了，把那几个人叫到办公室，没骂，也没打，只是坐在那里，眯着眼，一个一个地看。看了半天，说了一句：“你们几个，哪个敢跟我去打上甘岭？”那几个学生灰溜溜地走了。学校传开了一句顺口溜：“学校有个赵达卦，什么坏人都不怕。”他听了，哈哈大笑。因他讲话口无遮拦，又爱给人看相打卦，老师同学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赵达卦”。

他给我们29班全体学生看相算命，每次哄堂大笑。他对我格外关照，选我当了班长，又当体育委员。学校组织课间操，几百名学生站在操场上，他叫我上去喊操。我个子小，心里发怵，他说：“你上去喊就行。”他给我看相，很认真，说我会离乡别祖，要么当兵，要么读书出门，将来会做一些小事情。我当时只觉好笑。可后来每一条都应了。但那天他喊我上去，我就上去了。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个小个子。从那以后，每次课间操，我都第一个站到队伍前面。有一回下雨，操场上积了水，几百人站在雨里，我站在台上喊操，雨水顺着脸往下淌，喊到最后一个字，嗓子全哑了。赵老师站在廊下，远远地冲我竖了个大拇指。那个大拇指，比后来部队里的任何嘉奖都重。那天喊完操，我浑身湿透，站在台上半天没动。赵老师从廊下走过来，把外套披在我身上，说了句：“你喊得比他们都好。”我没说话。雨还在下。那天晚上回家，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镜子站了很久。镜子里那个瘦小的男孩，好像和早上出门时不太一样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赵老师一个人在廊下站了很久。入伍后，第一次紧急集合，我第一个打好背包冲出去。班长说“你小子胆大”。我心里想，我的胆，是赵老师那天在操场上给的。

有个女同学，父亲是工人，母亲在乡下种田，那时叫半边户。她长得特别漂亮，问赵老师她将来会怎么样。赵老师说：“你成家会很早。”女同学羞涩地跑开了。

赵老师对我格外关照，可我也有被他收拾的时候。有一回上课，我躲在桌下看小说，看得入迷，连他走到身边都没察觉。他一把抽走，翻了两页，什么也没说，揣进了怀里。第二天放学回家，父亲沉着脸，手里攥着那本小说，赵老师叫邻居家同学送上门了。父亲二话不说，抄起扫帚就打。那本小说，父亲打完我，转手就扔进了灶膛。第二天到学校，赵老师问：“书呢？”我说：“烧了。”他半天没说话。过了几天，他把一本新书放在我桌上，说：“赔给同学的。你以后想看，来找我借，别在课上看。”后来我才知道，那本书是他托人从县城买的，跑了好几十里路。我翻开来，扉页上还有他写的一行小字：“书是好书，人是好人，路要正着走。”从那以后，我再没在课上看过小说。

还有一回，我的文具盒掉了，找了好久没找到。过了两天，赵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拉开抽屉，文具盒正躺在里面。他看着我说：“知道是你的，看你怎么办？”我伸手要拿，他又抽回去，笑着说：“下次再丢，我就不给了。”说完笑了。我也笑了，心里却有点发酸。

慢慢我才知道赵老师的过往。他在上甘岭战役中负伤，复员回乡，因为文化水平高，回乡担任老师，当过中学副校长。那时候学校门口挂着两幅像。他看了，说其中一个脸上无肉做事刮毒。被人告到公社，判了刑。那年他五十出头。一个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人，因为一句话，成了阶下囚。他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多。出来那天，没人来接。他一个人走了几十里路，到家时天已黑透。推开门，屋里冷锅冷灶，桌上落了厚厚一层灰。他坐了一夜，第二天照常下地干活。后来有一回，他说起那几年，只说了一句：“在战场上，比这苦的日子也熬过。这算什么。”一个在上甘岭上从死人堆里活下来的人，大概早就不怕什么了。他的案子平反后，恢复公职，补发了工资。回到中学，没有具体课务，安排他做勤杂工。再后来，罗老师休产假，他就临时替课，教了我们29班一年语文。

退休后，他专门练习毛笔字，好多商店请他写招牌。我去看他那次，他正给一家新开的杂货铺写字。写完了，年轻人问多少钱，他摆摆手：“不要钱。你开业大吉就行。”年轻人走了，他才转头看我，眯着眼笑：“回来了？”他递我一根烟，我说不会。他笑了：“不抽也好。”说完自己点上一根，吸了一口。烟雾里，他半天没说话。我也没说话。两个人就那么坐着。过了半天，他忽然又说：“你爸那脾气，你比他好。”我愣了一下，没说话。他也不再说什么。又过了半天，他忽然又说：“那年喊你上去喊操，我就知道你行。”我问他怎么知道。他摆摆手：“看相看出来的。”说完自己先笑了。我问他，真的会看相吗。他摇头笑了笑，没说话。

我想起班里那个漂亮女同学。赵老师当年说她成家会很早。多年后听说，果然。

赵老师大概早就忘了自己说过这句话。可他看人，确实没看走眼。

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小说那事，你爸打你打得重不重？”我一愣。他叹了口气：“那本书，我后来看了，是好书。可上课不能看。”说完摆摆手，转身进了屋。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低头写字的背影。那道疤在灯下像一条干涸的河床。我忽然想起，当年他没收我小说、托人送回家、又自己掏钱买新书赔给同学的时候，他自己还在学校做勤杂工，工资低得可怜。可他从没提过。

听说他晚年喜欢喝酒，也抽烟。乡下红白喜事，建房、坟地，都来征求他的意见。他这一辈子，在上甘岭上挨过枪子，在监狱里蹲过牢，到头来写写字、喝喝酒等，不怨谁，也不求谁。有人问起从前的事，他就摆摆手：“过去的事了。”然后低头写字，一笔一画，稳得像刻碑。有一年，县里来人，让他去担任新建中学的校长。他摆摆手：“不去了。这儿挺好。”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是不想回去。他是觉得，能活着回来，能有张桌子写字，能有口酒喝，已经够了。有一回喝多了酒，他忽然指着脸上那道疤说：“这东西，疼了几十年。”说完又摆手，“不说了，不说了。”那天晚上他喝多了，说了很多。说坑道里冻死的战友，说监狱里有个年轻人对他好，给他偷偷塞过一块红薯。说到后来，他趴在桌上睡着了。我给他披了件衣服，他脸上那道疤，在灯下一牵一牵的，像在哭。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我想起他白天写字的样子，那么稳，那么沉。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有一年冬天拉练，夜里宿营，我梦见赵老师趴在桌上睡着了，脸上那道疤，一牵一牵的，像在哭。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

后来我参了军。

我回乡探亲，两次去看望赵老师。再后来，听同学说赵老师问过我的情况。再后来，他七十多岁，安详地走了。

我总想起那天课间操。几百人站在操场上，他站在下面，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像在阵地上指挥一个兵，冲我喊：“你上去喊就行。”

那声音很大，很亮。

操毕，我自高台走下，经过他身侧。他没看我，只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句：“去吧。”

我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廊下，一手叉腰，那道疤在阳光下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在部队那几年，每次出操，耳边响的都是他那一嗓子。

岁月越往后走，许多师长的模样渐渐在记忆里淡去，唯独赵少为先生，连同他脸上那道枪伤疤痕，始终清晰如昨。

有一年，我回老家，路过学校。操场还在，廊下空着。我站了一会儿。

再后来，我也对新兵说过那句话。一个新兵不敢在队伍前喊口令，我听见自己说：“你上去喊就行。”话一出口，我愣了一下。那一瞬间，我好像看见赵老师站在廊下，冲我竖大拇指。那道疤，那声喊，那行“路要正着走”——原来他早就把该给我的，都给了我。我不过是在替他把这句话，说给下一个人听。

作者：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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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众卫生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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