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十一岁的王夫之不再授徒，王家常有揭不开锅之窘。湖南巡抚郑端嘱衡州知府崔鸣鷟携米帛前往湘西草堂接济，并图索其著作刊行。王夫之托病不见，受粟返帛，致函以谢，自署“南岳遗民”。这不是矫情，而是一个遗民思想家内心深处的平衡。

一、1689年的冬天

康熙二十八年冬天的湘西草堂，比往年来得更冷。

七十一岁的王夫之卧于右侧书房的南窗之下，“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纸笔就放在病榻旁边，他撑着病体，仍在写作。

他的身体，早已是千疮百孔。年轻时流亡永州、郴州，变姓名扮瑶人；中年遭逢永历之死、吴三桂之逼，悲愤忧煎；晚年隐居石船山，饥寒交迫。多年风湿、咳嗽、脾虚，让他“腕不胜砚，指不胜笔”。

更难的是饥饿。

康熙平三藩之后，天下初定。但王夫之拒不与清廷合作，自然没有功名俸禄；早年授徒的微薄收入，如今因年老病重也已断绝。纸笔都靠朋友周济，一家人常常“揭不开锅”。

草堂外，石船山的北风呼啸而过。草堂内，油灯的火焰被穿堂风吹得忽明忽暗。王夫之捂着胸口咳嗽，喘息良久。

就在这时，邻人匆匆跑来叩门：“先生，衡州知府崔大人带着随从，抬着米帛，往这边来了！”

二、崔鸣鷟“低调”拜访

崔鸣鷟为何而来？

原来，湖南巡抚郑端久闻王夫之的人品学识，十分钦佩。他做了一个精心的安排：不派兵丁，不着官服，不让王夫之“接诏”；而是嘱咐衡州知府崔鸣鷟，以私人身份前往草堂，携米帛相赠，请王夫之“渔艇野服”与郑端“相晤于岳麓”，并趁机索求王夫之的著作刊行于世。

“渔艇野服”四字，尽显郑端的用心良苦。他不要王夫之着官服、行官礼，而是希望他像一位普通的渔父、一位山野遗老，轻舟简从，相聚岳麓。这是一位封疆大吏对一个倔强遗老的极大让步。

郑端想借此传达两层意思：其一，朝廷并非要王夫之出仕为官，只是景仰其学问，愿以平等之礼相待；其二，若能求得其著作刊行，既可显朝廷“右文”之德，又可让这位大儒的心血不致湮没于茅屋油灯之下。

崔鸣鷟带着米、帛、银两，以及巡抚的亲笔信，一路从衡州城赶往金兰乡。斜阳如血，飞鸟归巢。他不知道，这次拜访将在中国文人史上留下怎样一笔。

三、托病不见

崔鸣鷟一行抵达湘西草堂门口，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等王夫之出来。

然而，草堂的门，没有开。

王夫之听说是知府带人前来，故意在书房里托病不出。崔鸣鷟不相信王夫之真的病得不能见客，派人一连催请数次。

草堂内，王夫之卧于榻上，面朝墙壁，一动不动。

儿子王敔在床前低声劝说：“父亲大人，知府大人奉郑巡抚之命而来，诚意可嘉。他不要你出仕，只要一见……”

王夫之缓缓转过身，目光如炬。他让王敔出面对崔鸣鷟传话：“家父病重，不能见客。大人美意，心领了。”

崔鸣鷟站在草堂门外，看着这间茅草层叠、编篾糊泥的旧屋，看着门缝里透出的微弱灯光，心中涌起一阵酸楚。他想起巡抚的嘱托，想起王夫之“终身没有剃发”的倔强，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可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轻易迈出那道门槛？

崔鸣鷟没有强行闯入。他吩咐随从将带来的米、帛、银两放在草堂门口，回衡州复命去了。

四、受粟返帛：一个遗民最精微的权衡

不久，王夫之让儿子王敔代为传话：米可留，帛必还。

这就是中国文人史上著名的“受粟返帛”公案。《王夫之年谱·船山公年谱后编》记：“公受粟返帛，以疾辞不见。”

潘宗洛《王船山先生传》记：“属郡守崔某馈帛粟，请见，先生以病辞，受其粟，返其帛。”王夫之之子王敔《大行府君行述》亦载：“受米返币”。

为什么是“受粟”而非“受帛”？

民以食为天。粟米，是活命之物。一家老小面色菜色，王夫之看到身边人“见到久违细粮时十分渴望的眼神”，这位倔强的老人“不得不屈服”了——他留下了粮食。因为他知道，自己若饿死，那些未竟的著作、那些为华夏存道统的使命，都将随他而去。

帛与银，是官府之赐。收了帛银，就意味着接受了清廷的“恩惠”，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与“新政”产生了馈赠与接受的关联。

这对一个“终身没有剃发”的遗民而言，是底线，是不可承受之重。

接着，王夫之撑起病体，给郑端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婉拒米币，以明心迹，自署“南岳遗民”。

“南岳遗民”四字，是这封回信的灵魂。南岳衡山，是朱明王朝祭祀之地，是华夏正统的地理标志；“遗民”二字，是他给自己最后的身份定位——大明的遗民，而非大清的臣民。

五、风骨的真义

但“受粟返帛”的故事，在当时就引起了争议。

有人非议：既然“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为何又要吃清朝官员送来的米？这不是变节吗？

更多的人，从这一举动中读出了中国文人风骨的真义。

王夫之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需要吃饭，需要穿衣，需要生存。但他更看重自己的气节和尊严。他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接受生存所需，但拒绝一切可能被视为"合作"的馈赠。“”

这种选择，体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道德原则。他既不愿意饿死，也不愿意被收买。正如他在《姜斋公行述》中被儿子王敔记录的那样，王夫之“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在“饥寒交迫、生死当前”的境遇中，从未改变过自己的操守。“受粟返帛”这一举动，恰恰不是变节，而是一个遗民思想家在生存与气节之间作出的最精微的权衡。

郑端收到回信，读完“南岳遗民”四字，长叹一声，不再强求。他命人不再打扰这位老人，只暗中嘱咐地方官：王夫之若有什么需要，悄悄送去即可，不必通报。

晚清大儒王闿运任船山书院山长时，在王夫之墓前撰联，称颂这位乡邦先贤：“前朝干净土，高节大罗山。”王夫之对得起王闿运的夸赞。

王夫之“受粟返帛”带给我们的启迪是：风骨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不是以拒绝一切来证明清高，而是在生存与气节之间，作出最精微、最坦诚、最有分量的选择。

作者：聂茂

作者：聂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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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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