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吉海

近段做梦，回到母校湖南师院，重温当年中文系七七级的读书生活。那是一段惊喜、紧张、热烈的时光。多少年过去了，它始终环绕心头，挥之不去。

1966-1976年，除毛选等政治书籍外，较难找到典籍、名著阅读。入校后，老师告诉我们，师院中文系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高中语文教师。学生要结合教材学习，有计划地扩大阅读视野，尽可能地选读一些语言文学、历史、文化书籍，为毕业后走上教书岗位打下学问基础。

七七级学生读书，与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同行。老师对恢复高考后招收的首届学生，寄予厚望。他们一边收集、整理、编写教材、教案，一边授课、辅导，毫无保留地向学生传授读书方法与学术传统。

当年的口号是，“为振兴中华而读书”。老师开出一些指导书单。信息灵通的同学，也搞来北京及外地高等院校知名教授的推荐书目。

师院中文系人才济济。长沙岳麓山下，充满浓厚的读书育人氛围。马积高、樊篱、吴容甫、戴启煌、叶幼明、鲍厚星、谢琼翠、金望恩、贝远辰、王昌猷、彭丙成、陈克莉等一批执教名师，邓超高、王大年等系领导，以他们的深厚学养和苦读经历，指导、影响我们在书海里攻读。马积高老师开讲汉赋，他学富五车，却给我们说，我上一学期课，有一两堂课是自己的东西就不错了。《红楼梦》研究专家吴容甫老师提醒我们，读书遇到生僻字，要养成查字典、词典的习惯。比如秦朝面首嫪毐，有的人看了念“缪毒”，正确读音是“罗矮”。没有一定的古文字功夫，很难读准这个名字，查翻字典靠得住些。

七七级四个班240多名学生，分为两个大班，在中文系二楼阶梯教室上课。叶幼明、鲍厚星、金望恩等老师的板书，写得行云流水，一下子镇住了我们。挨过整，恢复工作不久的戴启煌老师，不计前嫌，一头扎进教学。他授课观点鲜明，直奔主题。下课时交代，同学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他。

我所在的七七级三班，有一批特别发狠、读书悟性和消化能力特强的同学。同寝室的王达，钻研古汉语，进入角色快，善于系统解读。唐华同学，记背古典诗词，是一把好手。吕焕斌对俄罗斯文学名著的研读，堪称一绝。李评读新诗，几近着迷。龙文斌啃书细致、执着。韩少功在寝室不怎么看书，但谈吐中可见他涉猎之广。班上罗归国同学，社会活动多。他精力旺盛，大清早爬起来锻炼身体，自习时间钻研哲学理论，一直坚持苦读、练字，被学校评为湖南省“新长征突击手”。黄仁生、罗昕如、丁仕原、张海沙等同学，深耕专业，较早进入学术研究领域。

我在班上，读书积累与悟性都是靠后的。我比较喜欢读故事性强的文学书籍与人物传记。而对语言类书籍，读起来头痛。我那时琢磨，读书兴许也有遗传。书读得好的，如王达、唐华、罗昕如，家庭有教师背景。吕焕斌妈妈在《湘江文艺》工作。韩少功也是读书人家出身，算诗书传家类型。而我母亲大字不识，有的书读不进，恐怕是缺少读书做学问的基因。

那个阶段，中文系新生阅读，古代文学必读四大名著。我读小学时，在吉首电影院门前陆续看过一些摆摊售读的四大名著连环画。进大学开读原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描写英雄豪杰，神灵鬼怪，故事引人入胜，几乎一气读完，感觉非常过瘾。而看鲁迅先生誉为中国古典小说顶峰的《红楼梦》，读了几次都没有读完。觉得曹雪芹风花雪月描写太多，卿卿我我，文字过于细腻，读起来打不起精神。倒是红楼梦诗词，富含人生哲理与醒悟，像“好了歌”“聪明累”等，当时就背了下来。

读现代文学，老师首推鲁迅先生《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史略》。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有震耳发聩之感。其杂文剖击社会弊端，闪耀思想锋芒。有的文章藴意深奥，笔锋所指要翻阅资料，才能搞懂。老先生的论战文字，脾气来了，一泻无余。郭沫若《凤凰涅槃》《女神》等新体诗，读毕叫人拍手称快。说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果然名不虚传。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巴金的《家》《春》《秋》，啃起来都有嚼头。

戏剧在元曲之后，我选读曹禺先生23岁创作的《雷雨》，痛快淋漓。惊叹民国那一代才人，文学天赋犹如横空出世。

外国文学，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童年》，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通读使人开窍许多。人的命运坎坷起伏，人性、人情、人道，永远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主题。

老师建议，读文学书要结合读史。了解创作的时代背景，对把握经典有帮助。老外名著的思想性、艺术性，只有深入阅读才能体察。欣赏、吸纳国外的优秀文学遗产，可以涵养多元文气。

更为吃香的，是徐迟、蒋子龙、刘心武等一批呼唤科教兴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反思文革的新作。女同学形容，读了他们的作品，能唤起报效祖国的激情，时常感到心口怦怦跳动。

我对革命文学的兴趣，对传记文学的喜爱，有时超过专业书籍。像《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红旗谱》《红岩》《六十年的变迁》《暴风骤雨》《苦菜花》，贺敬之、郭小川吟诵革命的诗歌，包括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选，以及《青年马克思》《红星照耀中国》《金陵春梦》《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借来都是抢时间阅读，享受一睹为快的感觉。

解冻之初，丁玲尚未平反。出于好奇，我借读她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湘西作家沈从文，兴许当时文学史忽略，课堂较少提及。

当年读书，按照老师的指点，要动手做读书笔记。有些经典的诗词、警句，要反复诵读，并摘抄下来，供日后翻阅。用得着的书籍，读后记下框架、纲目、重点，有的还要写读后感。一些专著，可以中外对比起来阅读、思考。老师常说，师院读书治学薪火，靠青年学子传播。经典书籍，能够伴随、滋养人的一生。古人讲“书到用时方恨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用于当下，意在激励年轻一代发奋读书。

刚刚走出文革的师院，正值恢复教学秩序。院系藏书资源有限，难以满足求学如渴的学子需求。记得院图书馆借书每周限借5本，一些紧俏名著，往往难以借到手。周一抢先到图书馆排队的同学，有时为借到几本称心书籍喜形于色。晚上学生宿舍熄灯后，球场上、走廊过道、洗漱间，有电灯开着的地方，就有同学埋头读书的身影。

同学们还到处找门路借书来读。一个寝室，读书都在加快进度，读完互相借阅，发挥紧俏书籍的周转功效。

那时长沙读书，盛夏炎热，隆冬寒气浸骨，同学们用冲澡、跺脚等土办法降温暖脚，夜以继日。

此外，周日结伴上街逛书店，遇到名著、新书发行，赶到新华书店排队抢购，也是部分同学的爱好。为节省坐公共汽车往返几分钱的开支，一些手头紧张的同学，早餐后从河西师院二里半出发，步行过橘子洲湘江大桥，到河东五一广场新华书店，买书看书，在书店一呆就是大半天。中山亭附近有个古旧书店，出售收购来的旧书，价格便宜。我与同寝室的罗天明、政教系的吉首同学田茂云，时常去那里捡漏淘书。价格有几分钱一本的，厚书也不过一、两角。田茂云当时带薪读书，买馒头包点做中餐，时常是他请客。

记忆较深的，还有师院食堂学生就餐免费，饭菜可口。年纪小的同学，一边收获知识，一边在长身体。

读书需要讨论、交流、运用。当年师生之间，就读书学习所得，可以各抒己见。小组学习与寝室深夜，同学们用来探讨问题。特别是反思文革，有激进的、稳健的、传统的各种认识，辩论起来互不相让。发表过头意见的，不用担心有人会打小报告。

尤其可敬的，是文革中受过冲击的老师，很少提起遭受的委屈。常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勉励我们，读书要霸点蛮，当下吃苦，今后的工作会顺手些。

进入大二不久，滕章贵等同学开始写中篇、长篇小说，也有创作诗歌的。当年文学刊物稀缺，只有韩少功、刘建安、刘克利等少数同学能在刊物上发稿。一些有才气的同学，展示作品无门。唐华同学利用假期回老家新化作农村调查，材料寄给中农办。中农办给他回复鼓励，他高兴了好几天。

自办交流刊物，为同学发稿提供平台，写作、组织能力强的同学开始筹办、出力。系学生分会杜纯梓、彭知言策划，韩少功、骆晓戈、张新奇等同学牵头，创办了“新长征”壁报。后来还编办了刊发诗文的‘“岳麓山”。三班刘健安、李长虹、陈志强、谷波涛、刘克利、钟友谊等，组稿编出“枫林”。刘健安将首期“枫林”刻印版，送给湖南著名作家谢璞，他写了“从中熟悉大学生，清水见底油印篇，胜过俗物百万册，枫林曙光意盎然”，给办刊者打气鼓劲。

师院办在岳麓山脚下，山上名人墓较多，有抗日战争时期长沙会战遗址。黄兴、蔡锷、蒋翊武、陈天华等近现代志士仁人在这里安息。走一圈，可以重温清末民初中国风起云涌的壮阔历程。龚忠明、罗归国、丁仕原组织20多位同学，在岳麓山“鬼门关”举行诗歌朗诵会，交流新诗创作体会。平常晚饭后，同学不时爬岳麓山，在山间散步、穿插，边走边背英语单词，探读名人墓碑，闲聊读史体会。有次，我们寝室几位同学相邀到爱晚亭，带了葡萄酒，打算喝酒助兴交流一下对现代文学史料疑案的看法。几位同学不胜酒力，一喝就醉。醉后哼着热门歌曲，一路互相搀扶返回寝室，倒下头呼呼大睡。

校园读书，主要靠教师指导，年级辅导老师做思想政治工作，班级党团组织自我管理。学生遇到难题，知晓的都会帮忙。学生生病住院，考试、恋爱受挫，亲人去世，个别发生婚变，违反校纪，年级辅导员龚正荣老师与班党支部书记出面看望、疏导，开展批评教育，用温暖与爱心照亮情绪波动的同学。

那时，整个社会氛围昂扬向上。虚假、乖巧、浮躁、逢迎、见利忘义，较为少见，也没有多少市场。学生读书珍惜时光，教师育人充满热情，师生相处彰显真诚，校园风气甚为宽松。大家都有一份紧迫感，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努力。

待到做完教学实习和毕业论文，大家松了一口气。离校前夕，刘克利同学写下《告别之歌》，为四年读书生活作了诗意小结：风起了，波涛在涌，理想的风帆已经鼓满，再见吧，亲爱的母校……四年，我们不能枉度也没有枉度……我们把每一丝霞光，都融进了图书馆，我们把每一个节假日，都交给了书籍……时间在我们后面喘息”。

读书应先博后约，关注社会现实；开卷须眼到、口到、笔到、心到；带着问题读，注重资料的收集、梳理、研究，为日后的长远发展、治学，打牢基础；读书与做人，都应保持清醒与风骨；追求真善美，通过读书传承人类优秀文化，培养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对读书人站稳脚跟、行稳致远尤为重要。这些当年恩师点拨，同学交流的见识，今天看来，仍然给人启迪。

责编：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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