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荣

《大漠芳华》最容易被读成一部“治沙英雄”的成长史：一个被命运抛入沙漠的女子，用四十年把7.3万亩荒漠变成绿洲。这个读法顺畅，却滑过了作品真正的难点。问题不在殷玉珍做了什么，而在写作者如何面对一个几乎无法被代言的人，如何叙述一段本质上属于沉默的劳作。换言之，这部作品最尖锐处不是“她如何战胜沙漠”，而是“我们如何讲述她”。叙述者是否有权把一个从无选择之境走出来的人，纳入一套现成的意义框架。这不是技巧问题，是一个叙事伦理问题。

一、被叙述者的沉默：谁在替谁说话

报告文学天然带有代言冲动。一个没有上过学、长期生活在沙漠深处的农妇，她的经验如何进入文本？只能通过他人转述、回忆、观察。这意味着，读者看到的殷玉珍，从一开始就是被中介过的殷玉珍。作品越流畅，中介越隐蔽。

值得肯定的是，作品保留了某些拒绝被平滑化的时刻。“抗拒了七天七夜”“无奈屈服”，这些表述没有被英雄叙事吸收。它们像文本内部的硬块，提醒读者：这里有一个人的意愿曾被彻底碾过。叙述者没有急于赋予这段经历以意义，没有说“正是这七天孕育了后来的坚韧”。这种克制，是叙事伦理的起点。

但克制并不彻底。当叙述转向“用家里唯一一头羊换600棵树苗”时，语气开始升温。“唯一”与“600棵”构成强烈对比，读者的情感被迅速调动。问题不是这个细节不真实，而是它被组织进了一个“牺牲—回报”的叙事链条。殷玉珍的真实处境可能是：她根本没有计算过牺牲与回报，她只是不得不那样做。把“不得不”转述为“选择牺牲”，是叙事者对意义的追加。

这不是苛责。任何叙述都不可避免要赋予事件以形式。但伦理要求在于：叙述者是否意识到这种追加，是否在文本中为“不可转述之物”留出位置。殷玉珍的沉默、方言、信天游，恰恰是那些无法被标准汉语叙事完全吸收的部分。作品对这些元素的保留，比任何抒情段落都更接近真实。

二、苦难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

报告文学依赖细节。细节让苦难可见，但可见性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当风沙、饥饿、干裂的嘴唇被反复描写，读者获得的是可消费的苦难图景。苦难被观看，被同情，然后被翻页。这是叙事伦理的第二重困境：如何让苦难被看见，而不让它变成景观。

作品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呈现出某种不自觉的分裂。一方面，它大量使用感官细节，让沙漠的残酷可触可感；另一方面，它又不断用“倔强”“挺立”“芳华”这类词汇，把苦难提升为精神象征。前者的力量在于具体，后者的功能在于升华。两者并置时，后者往往消解前者。读者记住的是“倔强挺立的小杨树”，而不是种树时磨破的手掌。

更值得追问的是：殷玉珍的苦难中，有多少是不可见的？身体的慢性损耗、日复一日的重复、没有事件性的时间、不被记录的疲惫。这些无法进入叙事。报告文学偏爱“事件”：种下第一棵树、遭遇最大沙暴、获得第一个荣誉。但殷玉珍的四十年，绝大部分时间是“非事件”的。她的伟大恰恰在于承受了那些无法被叙述的东西。作品若只呈现可见的苦难，就会遗漏她劳动中最本质的部分。

由此，文本中出现了一个悖论：它越是细致地描写苦难，越可能远离苦难的真实形态。因为真实形态是无形式的、不戏剧性的、难以被讲述的。好的叙事伦理，不是把不可见变成可见，而是在可见处保持对不可见的敬畏。

三、荣誉叙事与幸存叙事的冲突

作品后半部分，殷玉珍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成为“治沙英雄”。叙述语气随之变化：从“她如何活下来”转向“她如何被承认”。这是报告文学常见的结构，苦难最终获得回报，个人被纳入国家叙事。

但这里存在一个伦理断裂。荣誉叙事预设了一个“完成”：治沙成功了，人物被承认了，故事可以总结了。而殷玉珍的真实状态可能仍是“未完成”：她还在种树，还在劳作，还在被来访者打扰。作品记录了一个细节：与赛·考斯基重逢后，人潮稍退，“天刚蒙蒙亮，院门外又停下一辆大巴车”。这个细节的力量在于，它暴露了荣誉叙事的困境：被承认并没有带来安宁，反而制造了新的消耗。她从一个被沙漠囚禁的人，变成被叙事囚禁的人。

叙述者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但没有充分展开它的含义。如果展开，就会动摇整部作品的收束方式。荣誉叙事的终点是纪念碑，而幸存叙事的终点只能是“继续”。殷玉珍的故事没有终点，因为她还在活着，还在种树。任何试图为她画上句号的叙述，都是一种暴力——哪怕是善意的暴力。

四、见证的限度：叙述者能做什么

报告文学写作者常常面临一种诱惑：以为自己可以完全进入被写者的内心。作品使用大量主观视角，试图从殷玉珍的眼睛看世界。这种“体验式阅读”增强了感染力，但也模糊了边界。叙述者真的能替殷玉珍感受吗？还是说，他只能见证自己的感受？

伦理上更诚实的做法，是承认见证的限度。叙述者能够呈现的，不是殷玉珍的内心本身，而是她与世界的接触面：她的手、她的声音、她的沉默、她种下的树。这些是可见证的。至于她内心深处的绝望、麻木、偶尔的平静，叙述者无法抵达。承认这种无法抵达，不是失败，而是伦理。

作品中最有力量的段落，恰恰是那些叙述者“退后一步”的地方。比如写殷玉珍唱信天游，“唱着哭，哭着唱”。叙述者没有解释这意味着什么，没有说“这歌声中包含了对命运的抗争”。他只是呈现声音的形态。解释权被留给了读者，也留给了殷玉珍本人。这种退后，比任何前进都更接近真实。

五、结束语：谁有权定义芳华

“芳华”是一个危险的词。它意味着美、绽放、值得赞颂。当这个词被加在殷玉珍身上，叙述者已经在替她定义：她的苦难是美的，她的劳动是美的，她的人生是芳华。但这种定义是否经过她的同意？她是否认同自己的四十年是“芳华”？

也许她根本不这样看。也许对她而言，那只是活着，只是不得不种树，只是没有其他事可做。把“活着”提升为“芳华”，是叙述者的需要，不一定是她的需要。这不是说作品不该赞美她，而是说赞美必须保持谦卑。真正的尊重，不是把她塑造成英雄，而是承认她可能并不需要这个称号。她需要的，也许只是不被打扰地继续种树。

因此，《大漠芳华》最有价值之处，不是它塑造了一个英雄，而是它在塑造过程中留下的裂缝。那些裂缝里，有一个人的沉默、不情愿、疲惫和不可归纳。叙述者没有完全填平它们，这是作品的伦理底线，也是它作为报告文学最接近真实的地方。沙漠可以掩埋地窨子，叙事可以掩埋沉默。而好的写作，是在掩埋处留下一道光的缝隙。

责编：王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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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