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吴三桂起兵后，清军再次杀到衡州。王夫之带着儿子王敌逃入深山，闯进一处麋鹿洞。洞内安静，父子与麋鹿争住处。四个月中，他完成《庄子解》，将无为而为、道法自然演绎到一个新的境界。

吴三桂起兵后的逃亡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起兵反清，天下再次大乱。

衡州作为战略要地，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清军再次杀到衡州，四处索拿“南明余孽”，一时黑云压城，鸡飞狗跳。王夫之虽然已经隐居多年，但因为名气太大，仍然被列入抓捕名单。

他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之路。这一次，他带着儿子王敌一起出逃。父子二人昼伏夜行，翻山越岭，躲避清军的搜捕。一天傍晚，他们来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深山。远处，死寂之中隐约可以听到清军的喊杀声。

王敌竖起耳朵：“清军就要杀来了。”

王夫之仿佛没有听见儿子的担忧，他眯着眼睛，望着满园春色，脸上挂着一丝冷笑与苍然，他自言自语：“古人丧乱中，自选林泉住。吾辈丧乱中，命中作逃奴。”

待清军疯狂杀到的时候，王夫之父子侥幸闯进了一处山洞。初进洞口，蝙蝠乱飞，潮霉遍地，骚气冲天，闻之几欲昏倒。

王夫之定了定神，说：“若没猜错，此应是麋鹿居所。”说完走了进去。

王敌皱眉道：“真与麋鹿争住处？”王夫之正色道：“那又如何？天地造化，人鹿共居，不亦乐乎？”

湘西别峰 与《庄子解》的完成

康熙十八年（1679）春，王夫之在衡州蒸水南岸的幽居之中写成《庄子通》一卷，自序署名“南岳卖姜翁”，这是对五年政治风浪的总结，亦是对清廷“博学鸿词科”之嘲讽 。然而他并未止步于此。自《庄子通》完稿，他便着手解说《庄子》全书；至康熙二十年（1681），他在湘西别峰为门人讲论《庄子》，三十三卷《庄子解》于此年写定 。

在《庄子解》中，王夫之秉持“以庄解庄”之法，指明庄子之学虽出老子，却高过老子而自立一宗：老子“宅于虚”，庄子“得之于浑天”；“道”不再是寂灭之虚，而是生生不息的天地万物本身。他借庄子的“浑天”之象，重建儒学的宇宙观，提出政治上应“知机顺应”“令物自化”，生死上应“能移而相天”，即个体通过道德修养，可对天地大化产生积极影响 。

在篇章辨伪上，王夫之断定《寓言》《天下》为全书序例，内七篇为庄子亲笔，而将《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屏为赝作，不解不释 。这一判断，奠定了后世庄学研究的基石。

《庄子解》堪称郭象《庄子注》之后思想水准与学术成就最高的《庄子》注本。王夫之以张载气学为根底，批判吸收庄子，将庄子移出异端、归入儒门，完成了重建儒学正统的重要一环。在那幽居的岁月里，他将逃亡的苦难、亡国之痛，升华为哲学的思辨，庄子的汪洋恣肆，从此有了儒家“浑天”的厚重底色。

贬老尊庄

王夫之在《庄子解·天下》篇中，对老子与庄子作了一次犀利的学术分疏。他对老子的核心批评，集中在“贵柔守雌”的处世策略上。老子主张“知雄守雌，知白守黑”，表面退让谦和，实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权谋机巧，用王夫之的话说，这是“以机而制天人”，好比“以忘机为机，机尤险矣”。在他看来，老子这套学说，把“道”看作一个空寂的容器，与万物割裂开来，其流毒后来开启了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等法家兵家的权诈之术，实为“古今之大害”。

而对庄子，王夫之的评价则高出许多。他指出，庄子主张“两行”，既不执着于“雄白”，也不屈居于“雌黑”，而是“知止于其所不知”，归于“休乎天均”的浑全天道。换句话说，庄子超越了老子那种黑白对立、雌雄博弈的框架，不再把“道”当作一个可以算计利用的工具，而是视其为生生不息的天地万物本身。王夫之所此断定：“其高过于老氏，而不启天下险侧之机。”庄子之学高出老子，且不像老子那样流害后世。

这位自居儒门的遗民，竟在《庄子解》中说出“凡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贬老尊庄，表面是学术之辨，内里是一位遗民在绝境中为精神寻找出路的悲愿。他借庄子“逍遥游”的境界，在想象中遨游四海，以超越现实束缚的自由精神，支撑自己在极端困苦中坚持著述。

“命日生，性日受”

在《尚书引义·太甲二》中，王夫之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人性论命题：“故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命日受，则性日生矣。”

这句话的大意是：天每天都在给人以生命的滋养，人每天都在接受天的赋予；所以“性”不是初生那一刻就定型的东西，而是伴随着人的生命一天天生长、一天天成就的。他更进一步说：“‘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人的习惯和践履在哪里，人性就在哪里养成。

这是对宋儒人性论的根本扭转。程朱学派认为人性本善、是先天固定的，后天只需“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后学则流于良知现成。王夫之断然反对这种“一受成侀”的静止人性论，提出“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侀不受损益也哉？”人性不是铸定的器物，而是“日生日成”的开放过程；“目日生视，耳日生听，心日生思”，人的道德智慧是在后天社会生活中“迟久而始成”的。

这一学说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的重要性。人“已生以后，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通过“好学”“力行”“知耻”的习行功夫，可以主动参与人性的养成。它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色彩，是中国古代人性学说的最高成就之一。

三百年后，王夫之的思想成为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资源。谭嗣同称赞其思想为“昭苏天地”的“一声雷”，并从政治上肯定“惟国初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盛赞清初几位大师的思想“忽然象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20世纪以来，张岱年称其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最具系统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将其列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萧萐父等学者则以唯物辩证法解读其“性日生日成”说，视其为“中国本土的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

“命日生，性日受”六个字，不仅是王夫之对宋儒理学的极大提升，更是他一生颠沛的写照，他从未停止“自取自用”的精神生长。人性在苦难中日生日成，思想在绝境中“未成可成”，这正是船山学说最能打动后世读者的地方。

作者：聂茂

责编：王柯沣

一审：王柯沣

二审：秦慧英

三审：张权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录华声在线官网www.voc.com.cn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