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佑明

我是在一个雨天翻到这几首情歌的，纸页有些发黄。这是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收集采录于益阳南县乡村的五首情歌。那时我为南县民间文学三集成搜集整理民间歌谣。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短视频的年代——洞庭湖边的姑娘小伙，还在田埂上、湖堤边、晒谷场里，用朴素的话，唱心里直白的情。

这五首，没有一首讲“我爱你”，却每一首都孕育着爱的芬芳。

第一首像茅屋与洋楼的旧心事。“园中郎手摘朵花，想把此花家中插；谁知花意在洋楼，不爱郎的茅屋家。”

起句轻得像一阵风。一个男孩子在园子里顺手摘了朵花，想带回家插在瓶里，大概是送给谁吧。可花有心思——“花意在洋楼”。

花本无心，人心赋之。把选择说成是花的意愿，既给女孩子留了体面，也让男孩子的失落不那么刺耳。这是民间智慧，也是人情味。

第二首如流水与昙花的赌气。“湖边一树红桃花，湖中流水接天涯；郎情好似长流水，妹意莫要像昙花。”

湖边一棵桃树，花开得正艳，湖水一直流到天边。男孩子拿“长流水”来比自己的情意，然后半劝半怨地对妹妹说：“你可别学昙花啊。”

民间情歌里常有这种“比兴”：先写景，再说话；景是软的，话是硬的。南县就在洞庭边上，湖水是人人天天见的，用它来发誓、来比喻，一点都不造作。

第三首喻山鸡、凤凰与麻雀。

“郎要丢妹郎就丢，何必把妹咬一口？山鸡如今成凤凰，麻雀只能钻屋头。”

这一首最“辣”。女孩子明显是被人伤了，话里带着火气。“你要丢我就丢呗，干嘛还要咬我一口？”这里的“咬一口”，不是真的咬，而是冷言冷语、背后捅刀、或者分手时的难听话。

接下来两句简直像一出微型戏剧：“山鸡如今成凤凰，麻雀只能钻屋头。”曾经一起长大的“山鸡”，忽然飞黄腾达，成了“凤凰”；而自己，就像一只麻雀，还是只能在屋檐下钻来钻去。这是一种自嘲：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差距，我也认，但你没必要踩我一脚。

南县靠湖，靠水吃水，那时候外出打工、做生意的风气刚起来，有人一夜翻身，有人原地踏步。

第四首说情丝与自作自受。“郎可恨来郎可恨，当初随便说爱情，情丝好像蚕果果，自作自受到如今。”

这一首是从女孩子的角度，“随便说爱情”几个字，听得人心里一沉。爱不是随口说的，可偏偏有人当儿戏。她骂他“可恨”，却不歇斯底里，而用了一个乡土的比喻：“情丝好像蚕果果”。

蚕果果，湖区说的南县话就是蚕茧。情丝一开始细细的，后来一圈一圈把自己缠住，越挣越紧。她陷进去了，而他早就抽身走人。最后一句“自作自受到如今”，既是认栽，也是无奈。

第五首辩真君子与小人心。“妹要真爱妹就爱，郎哥从没把妹甩，从始至终真君子，反反复复小人怀。”

这一首像是前一首的“对台戏”。男孩子站出来为自己辩解：“我从来没甩过你。”他强调自己是“真君子”，而对方“反反复复”，是小人心思。这里的“小人”，是指心思多变、不够坦荡。

有意思的是，他说“妹要真爱妹就爱”，这是一种有点倔、又有点受伤的姿态。南县湖区的人讲话，常常这样直来直去，不绕弯子。

两首连在一起看，就像一对情侣在吵架，一个说“你骗我”，一个说“我没有”。谁对谁错，歌谣不说，留给听的人自己去想。这正是民间文学的妙处，它不负责审判，只负责记录。

总之，这些是散落在水边的声音。把这五首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孤立的“诗”，而是一段段生活的碎片：有追求、有试探、有分手、有埋怨、有辩解。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做这件事，其实是把快要被风吹散的声音，用一张纸一支笔地留住。那时候还没有“非遗保护”这些词，但做的事，就是保护。我们很难想象，洞庭湖边的年轻人，是怎样用这些朴素的语言，说出复杂的情感。

这些情歌不讲究押韵的工整，也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但它们有泥土的气息、湖水的湿气，还有一点点不甘心的倔强。

那些唱歌的人，也许早已老去，但他们留下的声音，还在水边轻轻回响。

责编：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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