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草屋漏雨声中，王夫之奋笔疾书，写成《黄书》。痛斥“私天下”，主张“不以天下私一人”。强烈的华夷之辨，蕴含着深沉的民族主义情感。这部著作，二百年后被维新志士极力放大，成为变法图强的思想武器。

草屋漏雨中的《黄书》写作

1656年，三十八岁的王夫之隐居在衡州金兰乡的草屋中。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天，草屋的屋顶到处漏水，他用盆盆罐罐接水，依然无法阻挡雨水的侵袭。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写下了《黄书》。书名“黄书”，寓意“黄帝之书”，旨在申明华夏正统，激发民族意识。

写作《黄书》的过程，是痛苦的。王夫之不仅要忍受物质上的匮乏，更要承受精神上的煎熬。他眼睁睁看着大明江山落入异族之手，眼睁睁看着同胞遭受屠戮之苦，眼睁睁看着传统文化面临断裂的危险。他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痛，这种情感，化作笔下的千钧之力。

王夫之在《黄书》中写道：“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

这些铿锵有力的语句，像一把把利剑，刺向专制皇权的心脏。

天下不是一姓的私产

《黄书》的核心观点，是痛斥“私天下”。

王夫之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私产。秦朝之所以到二世就灭亡，是因为秦始皇把天下看作自己的私产，“私天下”导致了政权的迅速崩溃。他写道：“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

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极其大胆和进步的。它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肯定了人民的权利和地位。

王夫之进一步指出，一个好的君主，应该以天下为公，关心百姓的疾苦，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他说：“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兴亡之修短有恒数，苟易姓而无原野流血之惨，则轻授他人而民不病。”

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与孙中山先生后来提出的“天下为公”不谋而合，体现了王夫之超越时代的政治智慧。

严以治吏，宽以养民

王夫之的思想视野，远远超越了一家一姓的易代恩怨。他在《读通鉴论》中提出了一句光照后世的名言：“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治吏必须从严，养民必须从宽，二者并行不悖。

在他看来，“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如果对官吏管理不严，受害的最终是百姓。他尤其痛斥一种现象：“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法令越严，贪腐越盛。这一洞察，至今振聋发聩。

而在《黄书·大正》中，他进一步为百姓说话：“今夫农夫泞耕，红女寒织”——农民在泥水里耕作，织妇在寒夜中纺织，王夫之反对“故家大族”对他们的强夺。同时，他主张“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认为富民阶层的存在对于国家至关重要。

王夫之的这组思想，对今天仍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严以治吏”，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共鸣。打虎拍蝇、刀刃向内，正是对“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历史怪圈”的坚决打破。“宽以养民”，则呼应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呼应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时代追求。

三百多年前，王夫之写下的这些文字，今天读来依然滚烫。它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思想，从不局限于某个朝代的恩怨，而是指向一个永恒的主题——如何让权力受到约束，如何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正是王夫之思想超越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依然熠熠生辉的根本原因。

二百多年后，《黄书》成为“南岳雷”

王夫之写完《黄书》后，将其藏于箱底，未敢轻易示人。他深知，这部书在当时是“禁书”，一旦泄露，不仅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还会连累家人和朋友。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二百多年后，当中华民族面临又一次亡国灭种的危机时，《黄书》的思想被维新志士们重新发现并发扬光大。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变法图强的过程中，从《黄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谭嗣同更是将王夫之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谭嗣同在1898年壮烈牺牲前，挥笔写下一个预言：“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这声雷，就是王夫之的思想。

可以说，《黄书》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唤醒民族灵魂的思想武器。它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现出来。

作者：聂茂

责编：王柯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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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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