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长吟

大学不比中小学，中小学一门课一个老师教到底，多年不变。大学不但课目多，一门课也由几个老师分段讲授，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台。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学业专攻，不同的教学风格，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兴味机趣。听不同老师的课，能激发学生多彩的兴趣爱好，培养学生多样的思维方法，不但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技能，还多方面调动了学生潜在的智慧，使学生脑洞大开。大学生纯粹听课的时间并不很多，多数时间自主学习，学习的主动性强，积极性高。一般说来，到大学三年级，就有了独立思考研究、独立做学问的能力。加上专业老师的教育、引导，定可一路高歌，风光无限了。尤其是那些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各种学术活动、讲座频频举办，更有利于学生的高度开化与迅速成长。我置身大学课堂上，如坐春风，获得的是高密度的知识，高能量的思维开发，还有情感的陶冶和精神的提升。进了大学，真正进入了知识的海洋，如鱼得水，我无比兴奋、舒畅、充实。

每当我在学术上有一点小小的成绩，总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老师们，尤其是大学教授过自己的业师。

我所在的大学，当时还不是全国著名的重点大学，却也是名家汇聚。中文系杨树达、马宗霍等大家已调离外，系主任李祜教授，是著名的“红学专家”。他为人实在，治学严谨，办事慎重，课堂讲授的表面特点是照本宣科。“他讲的每一个字，都写在备课本上，完全是按本子上所写读出，没有多余的话，课堂上所说，即是一篇完整的讲义 。”内在的特点是用马列主义理论和先进的文艺思想分析作家作品。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就讲“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等新命题，他的课曾誉为“红旗飘飘”。他讲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用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源于生活等新理论作指导的。特殊十年之初，只可惜李师不堪病、辱之苦而弃世。遗书中从未涉及人事，只是反复申明：他的弃世“决不是背叛......”当年我亲眼看到他的遗书时，唏嘘不已，至今不胜感慨。

与李祜教授讲授风格相反的是马积高先生。他讲课从不用讲稿，只带一支粉笔进课堂，天马行空、才情四溢，却围绕重心、次序井然。他主攻“汉赋”，煌煌巨著《赋史》，使马师成为中国赋学权威研究第一家。马师博古通今，很早就要我研究坐冷板凳的沈从文，后来又提醒我多关注文学新人。马师强调文、史、哲、经、教不分家，学在融通。他为岳麓书院所撰楹联云：“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高悬于岳麓书院大门门厅，与朱熹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相映生辉。

宋作胤老师讲先秦文学，讲课时不看讲稿，不看书本，热天手持蒲扇，摇个不停。口中念念有词，无一字不清晰，无一字无落脚，宋师的功夫长在训诂。一个“一”字的来龙去脉，写出万言长文。不守陈说，常出新论，是宋师课、论的主要特色。《古汉语主谓句中“之”字有取消句子独立性功用》，质疑同代语言学大家吕叔湘先生，往来八封书信辩论之后，吕公诚服，将大作发表于《中国语文》。宋师的《周易新论》《周易经传异同》，“确立了他当代周易研究卓然大家的地位。”

羊春秋老师记忆力惊人，注重“背功”，他指导的青年教师、后来的中文系主任、名师彭丙成，光杜甫的诗，就要背诵八百首。“他教元明戏曲，一概凭记忆引昔人曲作，对曲的熟悉程度，令人惊佩。”他所著《散曲通论》《元曲概论》《迎旭轩韵文辑存》同行无不叹服，被选任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国散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海峡两岸散曲研究会理事长。有人赞曰：“自昔全才天下少，神州千古两东坡。”我工作后千里之遥，专程登门求教《红楼梦》里难解的诗词。羊师考据、释义、述辩一齐来，滔滔不绝，对师母端给的早餐根本不理。因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在特殊的十年里，他常遭批判。但羊师从来只认真理，不惧权势，总是对批判者的言论据理力争，进行“反批判”。他的弟子、后来的副校长李维奇引李贺咏《马》赞其铁骨：“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廋骨，犹自带铜声。”

教现代文学的蔡健先生，典型的诗人型学者。他讲课，激情澎湃，立场、观点极其鲜明，口若悬河，抑扬顿挫，逻辑严密，论说充分，论据充足。只追求真理，遑论其他。鲁迅先生曾给年轻时的蔡健写过信，但课堂内外，蔡师从未向学生谈及过，足见蔡师为人的低调。蔡师指导的研究生多有成就，如赵树勤，早已是女性文学研究名家。

上世纪60年代初，“文艺理论”在全国大学文科还是一门新课，全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以古今中外哲学、美学、文学大师的论著、名家名作、重要的文艺现象为例证，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原理；教会学生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观察、分析、评判文学艺术。在全国尚无统一的、权威的教材时，湖南师院中文系使用的是，自己编撰的完整而系统的铅印教材。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短缺，印刷成书的纸张粗而黑，但师生们都弥足珍贵，用后收藏。教研室主任、主编樊篱老师，个头很高，自信心更高。他宣布：自己“五年内成为一个红色理论家”。这并非吹牛，樊师很实在，平时聚会，别人高谈阔论，他闷声不响，只管低头吃菜。这部教材，后虽有所延宕，经樊师增删、订正，终得正式出版、发行，樊师因之自成一家。

中文系文艺理论双星，还有一位就是邓超高老师。邓师是当时学校最年轻的讲师，又红又专，兼任中文系副系主任。他业务水平高，对教材十分熟悉，讲课时，从不看教材，也不看同学，更不看黑板，身子正对着教室右边的窗户，眼睛盯着窗外。他讲的课像他热天穿的黄稠衬衫一样，飘逸又规整，漂亮且清爽，每一个字都恰到好处地落进学生的耳里，融进心里。他在省政协学委会主任位置上退下来多年后，单位重要文章的定稿、重要事情的处理，后继者还在征询他的意见。临近90高龄，还热忱地为我写书评。

令我不能忘怀的，还有中文系成克娳、叶雪芬、刘加谷三位中年女老师。她们书教得好，人长得美，成师老成，叶师柔雅，刘师爽快。北京或境外来了重要贵宾，叶师、刘师都要出来当接待员。她们三位都有一种母性情怀。1964年夏，省文联在中苏友好馆、今长沙市口腔医院，举行省文艺界讨论清官戏小型会议，我作为爱好文学评论的大学生，有幸唯一被邀。中午，省文联主席周立波用自己的稿费，招待外单位与会者，我与叶师、成师坐一桌。第一次在这种大场伙吃饭，很不自在，不敢夹菜，两位老师不断地给我夹菜。我的母亲过世早，失护已久的我，对母爱特别敏感，不由得想起母亲为我夹菜的情景。两位女老师的举动，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久违的母爱，心中涌出一阵阵温暖。

对待老师，我有过悔恨、惭愧与欣慰。省文艺理论学会重新选举会长那次，业师樊篱先生与另一所重点大学一位教授竞争，樊老师德高望重成就大，弱点是退休了。争执中双方的人数刚好相等。大家的眼睛都看向我，有几位用手指着我要我表态，大有一言定乾坤之势。我觉得退休似乎宜退让，但那所重点大学那位老师，资历与人望似乎差点火候。更主要的是，我怕得罪那所名校，硬是不表态。结果两人都没上，换成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曾记得，我刚分配到湘西腊尔山纯苗族聚居区工作时，樊师与蔡师一起，趁外调之机，特意转道到高山苗岭看望学生我，自有慰问之意。而我在樊师需要支持时，却缩了头。每每想起此事，后悔莫及，深感自己愧对业师，太无担当了！

还有惭愧。特殊十年中因一度是学生头儿，给许多干部和老师平了反，请他们出山，参与本校红卫兵各层级组织的工作。马积高、羊春秋两位老师明确地提出了平反要求，我却不敢放开胆子去做，只好婉拒。老师有难需要学生时，我为什么那么胆小、软弱呢？尽管两位老师日后全未放在心上，我总是心怀愧疚。

好在也有过欣慰。特殊十年初，邓超高老师被剃成阴阳头，走在校外马路上，被我突然碰上。我是他的课代表，课外讨教过文学评论的事，略有交往，毫不犹豫地喊一声“邓老师”，然后执弟子礼，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邓师一激灵，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红着脸，歩快走过去了。是不好意思，还是怕连累学生？恐怕两者都有。毕业工作后，对我当年的中文系老师，有机会都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尊重。1990年，拟调我进母校中文系执教，系主任彭丙成教授在老师会上透露这个消息时，立刻响起了一阵掌声。这事使我心生感动，老师对学生，心胸总是宽阔、慈爱的。也滋生一种感悟：“天、地、国、亲、师”，老师历来处于崇高的位置，像天地、父母、祖国一样，被人敬畏，让人热爱，受人尊重。

在任何情况下，尊师，是学生起码的德性；有能力时，定要维护、保护好自己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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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