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毅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十八岁的我辞别桃江县灰山港镇的山野村落，负笈远赴华中师范大学。四十余载倏忽而过，如今已然退休，父母辞世也已十余年。回望来路，有些话语当年只当风过耳畔，历经岁月淘洗，才一步步在脚下生根。

少年时光，浸润在灰山港的山水烟火里。晨雾漫过山坳，矿区汽笛悠远，与书页墨香悄然相融。家境清寒，一盏煤油灯，一张漆皮剥落的旧木桌，便是我全部的求学天地。父母终日劳碌，言语质朴，却始终笃信：读书，是山野子弟挣脱困顿最踏实的出路。运煤车往来穿梭，尘土扑上窗棂，机器轰鸣不绝于耳，我埋首书卷，把一字一句刻进心底。山坳蓄雨露，低处汇流水。年少不解其意，只知山坳存雨，水向低处奔涌。

岁月流转，老屋沉寂，田野改换容颜，矿区的喧嚣也随风消散。唯有煤油灯摇曳的暖意，穿过漫漫流年，常驻记忆深处。

读书带我走出乡野。从田埂踏上桂子山，从三尺讲台走上教育行政岗位。身份几经更迭，初登讲台时那份郑重，却始终未曾丢弃。年轻时一身棱角，遇事总要争个是非曲直；历经起落浮沉，才懂得将锋芒敛于沉静。

回望一生，有一个盛夏，悄悄划分开我的少年与往后半生。老屋阁楼上，月份牌一页页撕落，少年的意气与青涩随之淡去。我怀揣山村晨读的温热，背负父母沉甸甸的嘱托，背上行囊奔赴远方。临行前夜，父亲叮嘱：“不要总做错事再后悔，后悔没有用处，你要学着变好。”那时似懂非懂。后来才知，这句话如一枚沉实的锚，每逢人生岔路口，我总要在心底掂量一番，再笃定前行。

我也曾因直言吃过苦头。一次机构改革研讨会上，我逐条指出方案脱离基层的弊病，致使方案几乎被全盘否决。会场一片寂然。此后领导数次约谈，案头文稿满是红笔圈改的痕迹。无数深夜辗转难眠，委屈在心底翻涌。煤油灯下那个笃信读书明理的少年，仿佛站在对面，与我无声对视。慢慢我才咂出：话若说得太满，常常先伤着事情本身。自那以后，我学着把话放一放，等一等。

每当身陷困厄，母亲扶墙登楼的模样便浮现在眼前。台阶并不算高，她走得气喘吁吁，数次驻足歇息，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登上楼顶，她只是淡然一笑，说凡事不必心急，慢慢走，总能抵达想去的地方。母亲虽已远去，那蹒跚向上的背影，总在我遇挫之时浮现。稍作喘息便继续向前，那份从容坚韧，时时警醒着我。

多年前一个秋日，母亲意外摔伤卧病。她身形孱弱，反倒宽慰慌乱的我：“没事，就是老了。”握着她微凉消瘦的手，我忽然明白，大半生都是父母为我遮风挡雨；而今，该轮到我守护他们。我放缓职场脚步，将陪伴至亲放在首位，陪他们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他们没能等到我退休后的闲逸时光，但这段尽心相守的朝夕，足够我在后来许多安静的黄昏里反复取暖。

送别双亲，我原以为职场生活将归于平淡。那两年，我常常回到老屋。门锁锈蚀，推门时发出吱呀的声响。院子里母亲种过的月季，无人修剪，开得恣意纷乱，却依旧蓬勃。秋风掠过，花瓣落了一地。花瓣沾在鞋底，我低头伫立良久。想起母亲从前总说，花落了，根还在，来年照样会开。风过花枝低俯，旋即又奋力弹回。

母亲离世后的第二年深秋，单位启动人员轮岗。组织找我谈话，窗外樟树籽簌簌飘落。领导为我续上热茶，坦诚相告：原部门留或走，选择权在我。依照改革方案，老同志一旦离开原岗位，大多面临离岗，很难妥善安置。留下，则安稳如故；转赴其他部门，级别不变，待遇略减，工作细碎繁杂，再也难以站到台前。

那杯茶从烫手放到温凉，我始终没有端起。纸杯壁被指尖捏出浅浅凹痕。

留下，无疑是稳妥的选择。熟悉的面孔，顺手的流程，坐惯的位置，连案头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都仿佛在等我点头应允。我也曾在纸上罗列留下的理由，条条都站得住脚。可名单上一个个名字，不断在心头浮现：有人年长几岁，鬓角已然全白；有人家中孩子刚成家，老伴体弱多病；有人从民办教师起步，一辈子耗在教案与粉笔灰里。倘若我留下，他们之中，便会有人在这个秋天提前离开。而我去往新部门，不过待遇薄一点，灯光暗一点，脚步碎一点。

我当然犹豫。夜里回到老屋，独坐门槛直至夜深。檐水滴滴答答，仿佛在一下下掂量人心。我反问自己：凭什么该是我退让？我也有委屈，也向往安稳，也害怕坐上冷板凳，害怕名字不再被人提起。父亲那句“后悔没有用处”在耳畔回响，母亲缓步登楼的身影亦清晰浮现。我想，倘若母亲尚在，大抵仍是那句：一步一步，终能向前。

翌日，我给出答复：我去另一部门，把留下的机会留给老同志。领导默然片刻：“你可想清楚了？那边并不轻松。”我轻轻点头。点头之后，胸口先是一松，随即又沉沉落了下来。

往后的工作果真琐细繁重：拟文件、做报表、搞协调、处善后，没有聚光灯，亦无鲜花掌声。记得一回处理积压多年的信访件，我骑着旧单车三趟奔赴乡镇。最后一次赶上下雨，当事人把伞递到我手中，感慨一句：“你是真心肯替我们办实事。”这句话我记了很久。每办妥一桩难事，心底便漾起踏实的安宁。后来有老同志打来电话，声音微微哽咽，只说了一句：“谢谢你。”挂断电话，我久久伫立窗前。楼下车棚传来一声车铃，旋即复归寂静。

就在那样的寂静里，我常常想起故乡矿区。想起那些沉默的采煤人，头戴矿灯，在巷道深处弯腰作业。灯不大，照不见远方，只够照亮眼前一尺见方的煤层。一尺一尺接续起来，便是整条巷道的路。他们很少被人记住名字。煤一车车从井下运上来，送进千家万户的炉膛，纵然烧成灰烬，暖意却留于人间。他们的灯在井下，我的灯在案头。灯下那些琐碎公文，一页页处理妥帖，便如巷道里一盏盏矿灯依次亮起，照见的虽只是脚下数步，连在一起，便是一条踏实可行的路。

深耕教育数十载，我见过许多乡村教师固守偏远校舍。轮岗名单上的老同志，巷道深处的采煤人，乡野间执鞭的教书人，虽四散各方，却都在平凡位置默默发光。旧日矿区早已归于寂静，而这份微光始终不曾熄灭。

如今重归故土，村落烟火依旧温热，只是再也不见那个盼我归家的身影。重回老屋，清风拂过屋檐，母亲那句“慢慢走”的叮嘱，依旧萦绕耳畔。风漫过巷陌，我敛住心绪，缓步前行。脚下青石板沉静厚重，路旁一汪浅潭，朝迎朝霞，夜揽星月，历经风雨，依旧澄澈。低处可纳百川，微光亦可向光而行。

父母已不在。但他们走路的样子还在。我照着走。

余生路长，我承袭母亲那般姿态，不急，亦不停，缓缓向前，守本心于低处，怀期许向光明。

（作者：张毅龙，湘人，曾务农、做工、执教，诗文散见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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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