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未名湖

这碗在我手中，不过旧物，到了母亲嘴里，却成了族谱。

腊月二十四，土家小年。我驱车近百公里回老家，推开院门，母亲正蹲在柴房地上择葱。葱是院里最后一茬，被霜打蔫了，叶子软塌塌地垂着。她抬头看我一眼，说回了啊，声音平平的，没有惊喜，也没有抱怨，像我早上才出门，傍晚又进了屋。父亲在灶后烧火，火苗蹿出来，舔着锅底，映得他满脸红光。

一家人围在柴房里吃饭，这是几十年的规矩。柴房窄，转身都难，但暖和。灶膛的余烬把四面墙烤得微烫，墙缝里嵌着经年的烟垢，黑亮亮的。母亲端菜上矮桌板，碗碟摆了一地，我们就蹲着吃饭，膝盖碰着膝盖。

那只碗便是在这时出现的。摆在我面前，盛着腊肉炖萝卜丝。碗身青花褪得像隔夜的茶水，缠枝莲几乎辨不出枝叶，碗沿有个缺口，拇指盖大小，边缘被岁月磨得圆润了，像一只合上的眼。我说，这碗太旧了，扔了吧。

母亲正往我碗里添汤，汤勺停在半空。

她说，这个碗是你出生那年买的，五十多年了，那次一共买了十二个。你姐一岁半时抓饭吃，打破了一个。你两岁那年摔了一跤，碗飞出去，磕破了一个。你四岁时争着洗碗，又打破了两个。你弟两岁多时也打破一个。现在就只剩下这一个种碗了。

说这些的时候，母亲没有看着我，她不经意地看着那个碗。火光照着她的侧脸，皱纹嵌得很深，像干涸的河床。她记得每一声脆响，记得是哪个孩子的手松了，记得碎片溅到哪里。这五十多年的光阴在她口中变得极薄，薄成一只碗的厚度。

母亲出生于耕读之家。外祖父曾经是民国时期乡村中学的校长，也是一位底层国民党员。他在老家的庭院里栽种了一圃萱草，堂上悬匾额，写着耕读传家。可到了母亲这一代，因为家庭成分不好，那些书卷字画被一把火烧了。母亲二十七、八岁时到村小当了民办教师，每月拿十块钱的工分，教室是生产队的牛棚改建的，墙上的泥巴还混着稻草屑。可她教出来的学生，后来有当县长、厅长的、做专家教授的。每到年节，总有人来看她，一进门就喊老师。

除了教书，母亲还会看病。祖传的中医药方子，她凭药典认得山上一百多种草药。那些年缺医少药，乡亲们哪怕是半夜来敲门，说孩子烧得滚烫，母亲都披衣便走。她常常是提一盏煤油灯，翻山越岭去采药。回来后把草药捣烂，挤出的草药汁盛在青花瓷碗里，清热的，退烧的，各是各的喝法。母亲从不收钱，顶多收三两把干蕨菜或十几个土鸡蛋。她说，药是山神的，我只是替他跑个腿。

养育三个孩子，父亲的工分只够勉强糊口。母亲白天上课，放学后去菜地种菜，溪边洗衣，夜里还在灯下批改作业或是做针线活。我们的衣裳也似乎总是打着补丁，但补丁是月牙形的，极漂亮，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出。她从不诉苦，也不抱怨，像是默默地把日子搓成一根绳，拽着我们往前走。后来我们都考了出去，姐姐出嫁去了县城，弟弟漂到沿海大都市，我也调到市城区工作。母亲说，都走了，屋子空，但空得好，说明你们飞得远。

去年小年夜那顿饭，我端着那只破碗，忽然明白了什么。母亲记着每一道缺口，就像记着我们每一次跌倒。那些缺口里存着我们的童年：姐姐从碗里抓饭时咯咯的笑，我在地上摔跤时沾着泥水的额头，弟弟蹒跚学步时摇摇晃晃的身影。母亲像是在把所有碎片收拢来，锔在一只碗上，让它们继续盛饭，继续用。她不说想念，只是在这些缺口里一遍一遍地摸，摸到哪一处，就想起哪一个孩子。

吃完饭后，我蹲在水池边洗那只碗。山泉水冷得手掌像被刀割似的。我把碗翻过来，看了一眼底足的涩圈，焦黄的，是柴窑的胎骨。准备起身时，母亲走过来，说碗底有个记号。我再翻转一看，是刻的一个小字，我名字里的最后一个字。笔画很浅，几乎被釉淹没了。母亲说，怕你们用错了，做的记号。我从小用这只碗吃饭，竟忘记了碗底藏着我的名字。

那天走的时候，母亲送到屋门口。我回头盯着那只碗，说要带回城里。母亲递过来，说带去吧，反正只剩这一只了，在你那里也算有个念想。她的语气还是平平的，像只是递给我一把葱或者一罐咸菜。我上车后从后视镜里看见，母亲正缓缓地走出来站在院门口那棵老槐树下，没有挥手，就那么站着，像一棵被风吹弯了又直起来的草。

如今这只碗放在我的书架上。每当深夜回家，开了灯，先看它一眼。青花幽幽的，像故乡的远山。碗沿的缺口在灯光下投出一个小小的阴影，那阴影里住着母亲五十多年的目光。我不再觉得它是旧物。它很新，新得像昨天才烧出来，新得像母亲二十七岁那年，第一次走进牛棚教室时，捧在手里的那本语文教科书。

人生海海也跑不出一只碗的容量。碗里，有时候需装酒，有时候也装水。而我这只，装过山泉水，装过腊肉汤，装过草药汁，也装过了三个孩子溅出来的童年。那碗底的记号却刻得浅，浅得像母亲从来不说出口的那句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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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