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丙戌之年，大明倾覆，七十七岁的武夷先生王朝聘把儿子王夫之叫到面前，将毕生研治《春秋》的心得倾囊相授。一年后，他在清军陷衡的乱离中撒手人寰，留下“勿与腥臊相涉”的铮铮遗命。这最后一课，为儿子注入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力量。

一、丙戌之秋的传经夜

顺治三年（1646年），大明江山已是“天崩海涸”。

这年，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七十七岁。

王朝聘少年时从本乡大儒伍定相修习天文、地理、经史、财赋、兵戎，早岁即受《春秋》于酉阳杨氏，又赴江右问业于安成刘氏，“研心旷目，历年有得”。他一生七试乡闱不第，曾游学北京国子监，本可授官，却因不愿向权贵行贿，愤而撕毁荐贴归乡。仕途无望，他便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春秋》的研读上。

此刻，老人感到大限将至，也更感到“大运倾覆”的天下巨变。他悲天悯道，誓将谢世，于是把王夫之叫到面前，说：“我研治《春秋》一辈子，最怕的是学问无人可传。今天下大乱，《春秋》辨夷夏、明大义的本色更显重要，你要接着我的学问做下去。”

王夫之“受命怵惕，发蒙执经而进”。父亲从“元年统天之非”讲起，到“获麟瑞应之诞”为止，把胡安国《春秋传》的长处与偏弊，一一剖析给他听。老人特别强调：胡安国所处两宋之交，外忧金人、内防诸将，心存“激”与“疑”，故其说《春秋》有正有偏；后人治《春秋》，必须跳出这种局限，回到“贵夏尊王”的根本大义上来。

那一夜的传授，王夫之记了一辈子。二十二年后的康熙七年（1668年），他编定《春秋家说》三卷，开篇就郑重记下丙戌之夜父亲传经的情景，并说明书名“家说”二字，正是因为书中大义多得于父亲大人。

二、清军陷衡中的王家父子

丙戌传经之后，父子并未能长相守。

次年，也就是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清军攻陷衡州。王夫之正在湘乡车驾山一带与友人夏汝弼避兵。八月十四日，他的二哥王参之病亡。

王朝聘在悲痛中写信给王夫之，叮嘱：“汝若自爱，切不须归，勿以我为念。”寄出信的第二天，老人自己也病倒了。

王夫之接到家书，心急如焚，日夜奔走，终于冒险回到衡州。此时他的大哥王介之也已“踉跄先归”。王朝聘见两个儿子都不顾危险回来，心中又痛又急，立刻让人抬着他，与妻子谭氏、两个儿子一起躲到南岳潜圣峰居住，以免儿子遭受清军的迫害。

这是父子在乱世中的最后一次相聚。老人没有更多的话语，但他用行动告诉儿子：在清军屠刀下，读书人的身体可以躲，气节不能丢。

三、父亲临终遗命

顺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王朝聘在南岳潜圣峰逝世，享年七十八。

病危之际，他给王夫之兄弟留下遗命：死后要把他葬在南岳“幽迥远人间”的山麓，“勿载遗形过城市，与腥臊相涉”——不要让我的遗体经过清军占领的城镇，不要让我这把老骨头沾染鞑虏的腥臊之气。

这寥寥数语，是抗争了一辈子的衡州大儒的最后抗议。王夫之兄弟含泪遵从遗命，将父亲安葬在南岳山中。

王夫之后来在《显考武夷府君行状》中追述这段往事时写道：“盖于死生之际，毅然无所却顾类如此。”

父亲大人用死亡完成了最后一堂课——什么叫“威武不屈”。

这位老人一生没能做成官，却用《春秋》的浩然之气，用临终的铮铮遗骨，给儿子上了最深刻的一课。屈子投汨罗的湖湘血脉，武夷先生的临终遗命，从此融进王夫之的骨髓。

四、丧居续梦庵

父亲死后，王夫之上《请终丧免阁试疏》，请求待守丧期满再议任用，永历帝下旨批复：“可见你孝心诚恳，也足以显出淡泊高洁的品格。等服丧期满，再另行商议任用。”

王夫之遂在衡山之后的山地里结庐守制，将居所取名“续梦庵”。他事后感叹：“如今早已不是严光、魏野那种可以隐居避世的太平时代了。”

父亲在丙戌之夜传授的《春秋》大义，丁亥十一月那句“勿与腥臊相涉”的遗命，此刻都化作了他挺身赴国的精神底气。他牢牢记得父亲生前所言——《春秋》的根本大义在于“贵夏尊王”。

正是在这份遗命的指引下，丧期满后，王夫之毅然奔赴永历行在，受任行人司行人。虽官阶仅正八品，他却以“位卑未敢忘忧国”自期，把颁诏、册封、抚谕、赈济每一件小事，都当作为“病中之父母”进药进膳的紧要公务来做。

武夷先生用七十八年的言传身教，换来了王夫之终生不仕清廷、不剃发的铮铮铁骨。从丙戌传经的那个夜晚，到丁亥十一月十八日的那句遗命，再到湘西草堂孤灯下的百万言著述——这是一对父子跨越生死的精神接力。

父亲点燃的那盏《春秋》之灯，将在永历朝堂上，化作一位正八品行人“三疏击奸”的凛然正气。

作者：聂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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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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