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长吟

1955年的秋天，特别晴朗。龚敏顺读完初小，考上了滩头完全小学高小部。那时不像现今，初小升高小，高小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都要经过严格考试，层层筛选，录取名额都极其有限，有的地区十几个考生中方能录取一名。身为高小生，相当于科举时代的童生，获得了考秀才的资格，考上大学等于中了举。

"娘！我考上了！"敏顺举着手，冲进屋子，高声喊道。

母亲正在灶前蒸红薯，闻言转过身来，“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娘，榜上我排在第五个呢。”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摸着儿子的头仔细端详。她的手指有些发抖，眼眶微微发红。"好，好......"母亲连说了几个好字，“我儿有出息。”转身揭开锅盖，热气腾地冒出来，模糊了她的脸，"快吃饭，吃完饭准备好，去学校、去粮站。"

敏顺愣住了："娘，去粮站干啥？"

"转国家粮。"母亲往碗里盛着红薯，十分认真地说。

"去滩头读高小，九里路，太远，走读，赶不到课，你也走不起。只能在学校寄宿，必须转国家粮。"母亲向儿子解释。

转国家粮，就是由自给自足的农村口粮转成国家粮店按月按量供应粮食。解放初期，农村粮转国家粮非常容易。那时新政权建立不久，百废俱兴，提拔了许多干部、教师，那些人大多是土改积极分子，和高小以上的乡村文化人。他们来自农村，平日吃自己生产的粮食，但作为国家干部、教师，总不能天天带着大米、红薯去干公事，只能由国家从粮仓里拿出粮食来供应他们。只要是农村户籍的人成为了国家正式干部、教师，就可转国家粮，几乎没有什么另外的审批手续。只要从自家屋里担两百五十斤稻谷到粮店，把当事人的姓名、年龄、性别、原居住地、口粮转换原因等，登记在册、备案就行。享受这一待遇的，还有住校寄宿的学生。建国初没分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

敏顺当时转国家粮的阻力反而是他自己。那时大米收购价每斤约7分钱，粮店出售价9分。当年老师学生每月供应指标均为37斤，敏顺每月需交学校食堂购大米费3元3角4分。家庭本来就穷，一旦住校，少了一个小帮手不说，每个学期还要付出17元现钱。刚解放全国农村没什么副业可挣得现钱，一元人民币与一块银元等价。17元钱，不是一个小数目。敏顺本能地拒绝。但拗不过母亲，读书有出息，母亲认死理，非给儿子转成国家粮不可。

在转国家粮过程中，每月要向学校食堂交多少大米钱，又出了个小插曲。农村的寄宿生吃国家粮虽然不用层层审批，但必须由学校开出学籍与住校证明给国家粮站。学校领导坚持敏顺每月必须交足37斤大米的饭费，也就是每个月必须交足三元伍角钱，才肯出具证明。敏顺人小、周六下午回家，周一去学校，每月按37斤指标来交，一年要多交十来元钱。这在今天，在工薪人那儿，太小菜一碟了，但那个时候，对敏顺这样的家庭，虚假负担太重。敏顺再一次拒绝转国家粮。母亲往儿子身边靠了靠，显然是要当儿子的坚强后盾，毫不犹豫，爽快地答应了校长。

校长想想似觉不妥，便放权给总务老师定夺。总务老师是原国民党军队某连管伙食的特务长（我军叫司务长），起义过来的，懂下情，好说话。决定由敏顺父母每月给食堂送300斤干柴块作抵扣就行。这一下母亲可高兴坏了，双方都是赢家，都无须再“斤斤计较”，皆大欢喜。

粮站在滩头小镇的老祠堂里。第二天上午十点，敏顺和父母把两百五十斤稻谷挑到粮站的时候，有不少人在排队交公粮。粮站的工作人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母亲把学校的书面证明交给了他。

"转国家粮是吧？叫什么名字？"稻谷过完秤，中年眼镜看着证明，头也不抬地问。

"是。""我儿子叫龚敏顺，滩头完小的高小生，路远，寄宿。"母亲一口气复述完重要内容，生怕有误。中年眼镜将敏顺的各项内容登记完毕，说：“可以了，走吧。”

就这样，简简单单，几分钟，敏顺便顺理成章地由农村小伢子，变成了后来农村人无比羡慕的，吃“国家粮”的城里人啦。

随着工人、干部、住校学生、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农业虽然连年增收，粮食供应却越来越紧张，只得大幅度缩减“国家粮”供应人员。凡是1958元月1日以后农村粮转国家粮的中、小学生、非正式工人、非在编干部等一应人员，吃国家粮的资格统统取消。农村粮与国家粮之间，从此竖起了一道铜墙铁壁，越到后来，这道铁壁越不可逾越。

转眼到了1960至1962三年困难时期。上上下下都过苦日子，敏顺那43岁正当盛年的母亲没能熬过去，1960年初离世了。母亲过世后，敏顺没有了家，放寒假那天，他从学校回到在林场专业队劳动的父亲那里，父亲给食堂碾米去了。当父亲挑着一石大米汗淋淋地回到食堂，准备带儿子吃他的那钵饭时，会计突然说：“等等，米过了秤再吃。”“你今天碾的米怎么少了半斤？”父亲说：“今天的谷子不是很好，100斤谷子打不出75斤米，少半斤，正常。”会计说：“平常又不少。今天肯定是你偷吃了。”父亲说：“吃生米，肚子要生虫的。再说，真偷吃了生米，喉头肠肚会有一股生米气味呀。你可以检查呀！”会计一摆手：“少了米，今天这餐饭扣掉了！没有你吃的！”父亲还要力争，会计斩钉截铁：“别再说了，再狡辩，还要扣你一餐！”在会计蛮不讲理的压迫下，当着儿子的面，父亲没有再争，含着泪，来到儿子身边，有些愧疚地摸着儿子的肩膀，无可奈何。敏顺看着遭受侮辱和委屈的、劳累饥饿的父亲，把小拳头紧了紧，对父亲说：“我吃国家粮，放假发了粮票！”说着，掏出一斤粮票，又掏出积攒的一角钱，端了两钵饭，两人吃着，没说一句话。谁都看得出，敏顺这是在安慰父亲，也是在向会计示威。会计狠狠地瞪了敏顺一眼走了。谁都知道，被扣下的父亲那钵饭，深夜就会进了会计的肚子。炊事员阿姨看不过意，见会计走开了，特意给敏顺父子追加了一大瓢菜。

这事儿不大，但对敏顺刺激不小。母亲去世，敏顺就认识到了国家粮对自己的重大意义。这件事，更引发了他的深思。若不是吃了国家粮，自己能熬得过苦日子吗？肯定不能，而且还会受到父亲那样的欺负。要知道，三年困难时期，敏顺正在60多里外的廉桥老三民中学读高中。若不是吃国家粮，单靠农村每天四两米，外加树皮、草根、观音土，每周从家里背进学校，还能顺利地读完高中，考进大学吗？能有后来八十余年的光华岁月吗？不但没有，很可能还会跟着母亲去了另一个世界。

母亲不知道的是，儿子即使没考上大学，也不会当农民了。因为有了吃国家粮的身份，高中毕业那年暑假，高桥小学校长找到了敏顺，请他下学期去学校当老师。当一名小学教师，不也是母亲生前对儿子的期望吗？

大学毕业后，敏顺常常梦到转国家粮那个秋天，梦到母亲挑着干柴块，艰难地走进学校的身影，梦到她粗糙的、不时有些颤抖的手，梦到她看儿子时那爱惜的、不舍的眼神。每次梦到母亲后醒来，他都会想起“国家粮”这件事，想起国与家在最艰难的时期给予他的恩惠。敬爱的母亲啊，您让儿子十岁吃上国家粮，这是一个多么英明的举措，一个多么富有远见的决定！对儿子来说，这是一个终生受益无穷的天大的福分啊。当年父亲、母亲、哥哥，虽然因此受累，但却从此铺平了敏顺一生的道路。

半个世纪后，随着袁隆平杂交水稻的推广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1993年取消粮票和粮食统销政策，实行粮食自由买卖的市场化运作； 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农民不用再交公粮；2014年取消了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统称居民户口。国家粮与农村粮的壁垒从此彻底废弃，“国家粮”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可当年，母亲给儿子办理的国家粮，无疑是保证儿子生命生长最牢固的资本，是母亲对儿子最深沉的爱，是一个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契机，也是一个时代对青年学生的关怀。敏顺母亲有所不知的是，在那个粮食短缺的年代，国家粮与农村粮的区分，虽一度拉大了城乡差别，却更是极大地安定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巩固了人民的政权，为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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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