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8月，参加湘潭理工学院“砚火相传”醴陵三下乡实践，作为拍摄组组长，最初我一心钻研拍摄剪辑技巧，担心醴陵砚难以吸引年轻人，总想做出吸睛的宣传作品。实践期间，我曾为赶视频剪辑进度，错过了沉浸式体验制砚的机会。在醴陵陶瓷研究所动手体验创作，又经历街头暴雨的突发状况后，我的想法发生转变。我意识到宣传不能只追求画面精致，拍摄者先要亲身投入、真实感受，才能讲好非遗故事，必要时应当放下相机参与现场。

三下乡开始前，我想得最多的问题是：这次到底要拍什么？视频要怎么剪？什么样的画面更容易被看见？

为了准备这次实践，我在暑假里看了很多综艺、短视频和宣传片，研究构图、节奏、运镜和转场。我知道相比纯文字传播，视频更容易吸引注意力；我也知道短视频已经“卷”到什么程度。醴陵砚本身很独特，题材竞争少，可宣传难度并不低。砚离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真正愿意主动了解它的人也越来越少。我越清楚这一点，压力就越大，总担心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没人看。

(为了拍想要的视频我们在狭小的乡道拍视频）

这是我第二次当“小导演”。

作为拍摄组组长，我习惯从“导演”的角度看事情：今天有哪些活动，哪些镜头必须拍，哪个人物值得跟拍，素材够不够，回去之后怎样剪出节奏。可真正走进实践，我才发现拍摄组还有另一重身份——我们不是站在活动之外的人，而是活动本身的一部分。

有一天，我为了赶视频，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剪辑上。前一晚我五点才睡，三个小时后又爬起来工作，眼睛疼得厉害，脑袋像一团浆糊。上午大家准备去张学年老师那里继续学习时，我因为自己已经来过一次，觉得“不用再做砚了”，便继续埋头剪视频。

当时我觉得自己很负责。后来回想，却越来越不对劲。

视频可以晚一点产出，但和张老师相处、学习的时间，少一天就是一天。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真正走近醴陵砚，没有感受石材、刀法、磨墨和背后的文化，又如何把它讲给镜头外的人听？

（张老师教大家学习制作砚台）

那一次，我第一次对“宣传”产生了新的理解。

我以前总觉得宣传的核心是技术：画面够不够漂亮、节奏够不够抓人、文案够不够有记忆点。可后来去醴陵陶瓷研究所，当我站在那些一笔一笔勾画出来的瓷器前，再轮到自己拿起毛笔在素坯上作画时，我突然意识到，真正能够进入镜头的东西，必须先进入拍摄者自己。

我们看见的精品瓷器细腻得几乎让人不敢触碰，可自己一落笔，枝条像蚯蚓，梅花晕成一团。大家互相看着作品笑，有人画成“抽象派”，有人干脆用手指印当花瓣。那些画面并不“完美”，却比精心设计的摆拍更鲜活。

后来暴雨突然袭来，摊位被吹乱，所有人一起抢物料、扶桌椅、帮隔壁摊贩。那时根本没有人顾得上镜头是否稳定、构图是否漂亮，可偏偏那些仓促、混乱甚至有些狼狈的瞬间，最让我想记录下来。

我终于明白，最好的技术并不是让一切看起来完美，而是让真实不被遮住。

(我们在醴陵东站摆摊跟来往行人分享砚台知识）

作为拍摄组组长，我当然仍然要考虑镜头、调度和后期。但现在我更愿意把自己理解为一个观察者、倾听者，甚至是团队的“勤务兵”。别人忙碌时，我们的镜头要成为见证；别人需要帮助时，我们也应该先放下相机伸手。拍摄不是站在旁边记录别人，而是先进入现场、进入关系、进入情绪，然后再决定什么时候按下快门。

实践结束后，存储卡里的素材会被分类、剪辑、导出，最后变成一条条视频。但我知道，真正重要的东西并不只存在于成片里。

它存在于张老师一次次耐心的回答里，存在于大家凌晨两三点仍然亮着的灯里，存在于暴雨中互相伸出的手里，也存在于我终于愿意承认的一点：宣传不是把一个故事“包装得好看”，而是先真实地经历它，再尽可能诚实地把它讲给别人听。

镜头是我的眼睛，但实践改变的，是我看世界的方式。

通讯员 何均豪

指导老师 陈瑞  醴陵砚创始人张学年

作者：何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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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