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雪珊

周末整理书柜，翻出几摞厚厚的剪报本。

三十多本，高矮胖瘦各不相同。有的封皮还在，有的快要散了，用透明胶粘着。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进来，落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微尘在光线里浮游，像光阴本身在轻轻呼吸。它们从纸页间扬起，在光柱里飘了很久才落下，落在我手背上，像许多年前某个傍晚，父亲拍着我肩膀时留下的温度。

最先看见的，是一个手写体标题——一九八八年第四期的《当代中学生》杂志，发表了我的微型报告文学《资水悲歌》，写的是一个山村女孩的求学困境。杂志社不知怎么选中了我的手写体做标题，那时我还在上高中。收到杂志那天，我蹲在宿舍的木板床上，手指反复摩挲那行字，像在触摸一件从未见过的宝贝。那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作品。我把那页封面剪下来，贴在一个空白作业本的第一页，贴得很小心，生怕糨糊把纸弄皱了。那个标题的笔画，那些略带青涩的、属于一个高中生的笔迹，至今还印在我的记忆中。

翻到后面，纸页渐渐厚起来。短的只有三五百字，长的有数千字，通讯、散文、报告文学都有。最多的有一次发了二十首诗，整版都是我的诗句。报刊名字五花八门——从《邵阳日报》《湖南日报》到《工人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从《民兵生活》《湖南文学》到《儿童文学》《诗刊》。每一篇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或一个历历在目的故事。

一九九三年，我在邵阳县保险公司从事办公室文秘和宣传工作。办公室不大，一张旧桌子，一把藤椅，窗外是一棵老槐树，风一吹，叶子就哗哗地响。我在那间屋子里写过很多稿子，大多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篇，至今还记得。那是一篇关于基层保险工作经验的材料，写完投出去，上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编印的工作简报头条。我站在走廊上，把那份简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把每个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窗外槐树的影子在纸页上晃来晃去，那些铅字也像是在轻轻摇动。我把那份简报贴进本子里，贴得很端正。后来很久没再翻过，可再次看见时，仍能记起那个下午——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只有槐树叶子在风里翻动的声响，和我心跳的声音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个是哪一瞬。

同年十一月十日的县报《邵阳报》副刊上，有一首散文诗叫《悬崖上的树》。白天上班，晚上写稿子、赶材料，我的青春每一页都印着忙碌与奋进。那首诗是在寒意袭人的宿舍里一气呵成的，写完后天都快亮了。我在诗里写一棵长在悬崖边的树，没有沃土，没有靠山，风来了就迎着风，雪来了就顶着雪。其实我写的不是树，是我自己。那时候的处境，仿佛站在一道看不见的悬崖上，脚下没有多少可以落脚的地方，可也正是那样的日子，让一个人学会了怎么把根拼命扎进石缝，学会了怎么把头抬起仰望浩瀚的天空。那首诗里的倔强，后来在很多个快要撑不住的深夜，一次次把我拉了回来。

夹在剪报本里的，除了陈旧的报刊，还有一些复印的证书。邵阳县“十大杰出青年”、邵阳市“十大杰出青年”，还有那本“湖南省青年自学成才奖”。那些复印件纸薄而脆，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至于其他的荣誉，前前后后加起来足有两百多本，实在无法一一复印。有的已经塞进纸箱，有的陈列在书柜里，有的散落在岁月中，连我自己也记不全了。可每一张奖状背后，都是一段挑灯夜战的时光，都有一份别人看不见的坚持。有一回深夜翻到那张“湖南省青年自学成才奖”的复印件，想起领奖那天站在台上，聚光灯打在脸上，台下是几百双眼睛。可我心里想的却是那些退稿信叠成的夜晚，那些煤油灯下伏案到天明的冬季。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子，才是所有获奖证书的真正底色。

最触动我的，是一篇关于我自己的报道。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湖南日报》“潇湘热土”专刊头条，郭跃进老师写的那篇长篇通讯《苦乐青春》。剪报已经发黄了，可字迹依然清晰。那时我刚被省人事厅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不久，他从市区专程跑到县城采访，在办公室跟我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文章发出来的那天，很多朋友祝贺我。我拿了一份寄回老家给父亲。后来父亲在电话里说：“苦心人，天不负。”他停顿了一下，又说：“继续加油。”他平时话不多，那几个字，像是想了很久才说出来。

还有一篇，是我和湖南日报记者赵成新写的。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南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消息的引题是“靠天不如靠干 苦熬不如苦战”。那天早晨我去收发室取报纸，打开《湖南日报》，看到那条消息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标题非常醒目。我站在办公楼前看了很久，连县委书记走过来也没察觉。他说：“全县近十年未上省报头条的空白，终于填上了。”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睛里满是赞许。我拿着那张报纸往回走，冬天的风吹在脸上很冷，可手心是热的。后来在全市新闻宣传工作表彰大会上，我作为唯一的优秀通讯员代表发言，时任市长孔令志结合那个标题阐述了半个多小时，他说邵阳人就得弘扬这种“靠天不如靠干”的劲头。后来，这个标题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写成宣传标语，放大了文字的力量。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把那篇消息又读了一遍，明晃晃的阳光照着纸页上的文字，仿佛是从黎明长出来的曦光。那些被退稿信塞满的抽屉，那些别人看不见的深夜，都在那一刻有了回音。

翻到另一本，里面贴着《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剪报。那些版面排得整整齐齐，有的已经泛出淡褐色，像秋天收割后的稻田。我在海外版发表了不少作品，那些从未谋面的编辑老师，用一封封简短的用稿通知和样报，给了我无尽的鼓励。有几页剪报，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复印件，关于全国全军重大典型“好兵黄勇”的事迹。那些年里，我采访过很多像黄勇这样的人——军营里的、田野上的、工厂中的。他们的故事被我写成文字，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再被剪下来，贴进不同的本子里。还有新华社关于开国中将姚喆的追忆通稿。它们和那些剪报一起，静静躺在书柜里，像一列没有终点的火车，载着别人的故事，也载着我自己的梦想，一站一站地向前开。

可每次翻看这些剪报时，我常常想起那些同样在深夜伏案的年轻人——他们或许没有剪报本，但一定有属于自己的坚守。也许是一本写满笔记的旧书，也许是一个装满草稿的文件夹，也许只是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文字。可那些留在字里行间的勇气和担当，会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生长。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必须直面的悬崖，也都有自己努力向上生长的树。那些被认真对待的每一天，那些被反复修改的每一行，都会在时间的某个角落，等待被重新打开，被人看见。

三十多本剪报本，六千八百多篇文章，藏着成长的所有味道——心酸的，甜蜜的，艰苦的，辛辣的，豪情的。每一页都在提醒我：那些长长短短的文字，是我奋斗的见证，也是时代的缩影。那些报刊记录着山村的变迁、城市的发展、祖国的强盛。而我也从一个煤油灯下写稿的少年，成长为把剪报、证书塞满一整个书柜的人。

如今已经很少剪报了，很多刊发在网站或客户端的文章，随手保存一个链接就完事。但那些纸质的剪报本依然占据着书柜最显眼的位置，因为它们是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时间、听得清的回声。每一页都真实地记着：我来过，写过，努力过，曾在深夜为一句话流泪，也曾为一个五角星的鼓励彻夜不眠。

那些剪报本还会继续褪色，边角还会继续卷起，纸页还会继续变脆。也许有一天，它们会被彻底遗忘。但那些字还活着，留在时空里，像当年那个高中生在杂志上印着的手写体标题，有些笨拙，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笔一画都是当年的自己。

也像那棵悬崖上的树，根扎在石缝里，每一片叶子都朝着阳光的方向。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理事，现任职于邵阳市双清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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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