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青年毛泽东在北京这座古刹前留下合影

陶然亭慈悲庵山门外，有一棵老槐树。

1920年1月18日午后，一群年轻人，在树下留下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大多穿着厚棉袍，围着围巾，缩着脖子。左边第四个人，身形颀长，目光沉静，双手拢在袖中，是26岁的毛泽东。旁边第七个，神情温和，叫邓中夏，“五四运动”中，他参与火烧赵家楼，冲在最前面。

这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一个湖南来的青年，一群北大学生，跑到这城南的荒寺干什么？在建党之初的觉醒年代，为什么偏是这里，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的重要聚集地？

▲毛泽东（左四）和“辅社”同志在陶然亭慈悲庵前槐树下合影

“宣南文化”带火了陶然亭

一群革命青年选在慈悲庵议事，并非偶然。

▲20世纪初荒凉的陶然亭

慈悲庵，是北京城南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刹。为建都城，元明清三代均在慈悲庵附近取土烧窑，留下无数窑坑，以至于积水成湖，芦苇丛生。旁边越挖越低，慈悲庵所在的高台自然就成了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

清康熙年间，工部郎中江藻监理黑窑厂。他在这座破庙的西面，盖了三间敞轩，供临时休息之用。因建亭人姓江，后人也称此亭为“江亭”，江藻则以“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取名“陶然”。

这三间敞轩，在建筑上并不讲究，甚至可以说简易，这座古庙也很小，只有一个院子。但一经品题，身价十倍，陶然亭不久就在会馆林立、举子扎堆的城南，成了文人墨客雅集的地方。

清朝，在北京做京官的海内名士，大部分住在宣武门外。康熙以后的二百年中，这些人几乎都游览过陶然亭。作为“宣南”胜地，陶然亭“春秋佳日，宴会无虚”，还形成了一个声势颇盛的文人集团，后人称之为“江亭雅集”或“春禊圈子”。

那时的北京园林大多为皇家禁地，城内要找个有风景、可游乐的地方，就只有什刹海和陶然亭了。虽然论风景、历史和人气，陶然亭都远不及什刹海，但要说名气，却反超了。这名气，无关山水秀色，是文人墨客用笔“吹”出来的。

“江亭修禊”，也就是陶然亭修禊，在乾嘉以后的清人诗集中，几乎家家都有这样类似的咏唱题目，单凭文字宣传的功力，就把本没有亭的陶然亭，捧成了中华四大名亭之一。

到了晚清与民国初年，士大夫风光不再，陶然亭又偏僻，错过了转型为公园的机会。城市中心陆续开放了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等一系列新兴公园，取代陶然亭成为北京新兴的人文空间，陶然亭则日渐凋敝。

庚子之乱中，北京死于非命的人实在不少，许多穷苦人，都埋在这一带的义冢中。后来这里的荒坟一天比一天多，百姓叫它“南下洼子”“乱葬岗子”，白天偶尔有文人来凭吊吟诗，入夜则一片死寂，连巡警都懒得巡逻。

这僻静的地理特征，恰好为近代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提供了避人耳目的绝佳集会场所。近代史上不少仁人志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世、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

鲁迅进京才十几天，便慕名而来，从那三间朝西的敞轩，向外眺望一番：远处的西山，南面的城阙，栏杆外面的野水、新芦，苍苍茫茫，青青翠翠，是一派春末夏初的风光。不过，破败的慈悲庵与“风景城南数此亭”的盛名实在不符。

陶然亭见证了宣南士大夫文化从鼎盛到末路，不过，一种新的文化已经崭露头角。当历史巨轮驶入20世纪20年代，这处幽深僻静又名声在外的古刹，顺理成章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新青年。

毛泽东留下一张合影

毛泽东是1919年12月18日到北京的。此行目的只有一个：驱张。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周年纪念合影，左起第二为邓中夏，第五为陈愚生，第八为李大钊。

“张”指张敬尧，皖系军阀将领，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驱张斗争缘起于五四期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邓中夏等学生代表赴湖南，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联络，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罢课，发起反日爱国运动，毛泽东还顺势创办《湘江评论》，宣扬新文化。

这一系列行动受到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暴力镇压，他枪杀无辜群众、摧残教育事业、封闭报馆、搜刮民财，湖南人民对其恨之入骨，最终爆发了驱张运动。为寻求各界支援，湖南各界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等地活动。

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进京，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头一年春天，他在北大图书馆当“试用书记”，月薪八块大洋。八个人挤在三眼井胡同一间屋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冬天八人只有两件大衣轮流穿。也正是在那段苦日子里，他结识了李大钊，聆听了《庶民的胜利》，读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但要接受这一主义，还欠火候。

这一次再来，心境完全不同了。他不再是身无分文的闲云野鹤，而是一个团体的领袖，有了具体的使命。

北长街福佑寺，喇嘛庙的后配殿既是他的办公处也是卧室，一张长条香案是办公桌，香案旁的油印机又把这里变成了车间。

12月22日，平民通信社正式发稿，每日印发一百五十余份，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重要报社。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湖南请愿团详记》《张敬尧私运烟种的大破获》《张敬尧罪状大纲》等檄文，语言犀利，针砭时弊，历数军阀暴行。北京《益世报》、上海《申报》、武汉《大陆报》……几十家报刊陆续刊用，迅速形成强有力的“倒张”舆论。

有报人描述过那里的场景：寒夜，后配殿里长案一张，青灯一盏，墙上映着他时而仰头思索、时而奋笔疾书的身影。冷极了，就搓搓手，呵一口哈气，再埋头写下去。

就在这香案上，毛泽东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节略本）。这一次，马恩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他，灯昏如豆，他却读得热血沸腾。

12月28日，烂缦胡同湖南会馆，一千多人参加驱张大会，毛泽东拉起标语：“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据当时报载，湖南会馆里挤得水泄不通，门外还站了几百人。毛泽东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站在台上讲了一个多小时。不少湖南籍老人也声泪俱下，痛骂张敬尧祸湘。十名湘籍国会议员，迫于情势，当场立下“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的字据。

声势有了，但要撼动北洋政府，一次集会远远不够，一个团体也势单力薄，必须联合北京的力量，才能继续推进。

辅仁学社，是湖南长沙长郡中学学生社团，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有成员三十人，罗章龙为该社负责人之一。“五四运动”前后，罗章龙、周长宽先后考入北京大学，大部分成员亦来京，该社活动中心于是转移到北京。在毛泽东、邓中夏的鼓动下，辅仁学社在京成员成了驱张的主力。

为了共同商讨“驱张”大计，毛泽东急需寻找一个既僻静又便于聚会的场所，他将目光投向了宣南荒野中的慈悲庵。

▲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根据老照片复原了五团体会议场景

在京期间，毛泽东与邓中夏、罗章龙、赵世炎、萧子暲等人经常漫步于陶然亭湖畔。1921年3月，赵世炎曾写了一首长诗，追忆他与毛泽东在陶然亭敞开心扉、畅谈革命理想的情景：

“相识不为久，相知肝胆披，忧忆陶然亭，对坐从谈诗”“令人争自由，摆脱古人羁，成功在尝试，推陈出新奇……以俄为师法，行动岂能还；吾道不愁孤，人民大众支。”

陶然亭“苇蒿长可蔽人，雉兔窜跃蓬蒿中”的疮痍景象，不正适合青年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吗？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匡务逊、萧子暲与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王复生、李启汉、易克嶷、周长宽、陈远谟十人，在慈悲庵内，就如何发动民意、扩大驱张斗争谋划了一上午。

会议开到中午时分，众人走出慈悲庵，山门外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立在寒风里，有人提议合影，于是便有了那张照片。

第二天，毛泽东等呈文北洋政府，历数张敬尧的十大罪状，经各大报转载，迅速引爆了全国性的抗议风潮。

毛泽东还带着请愿团，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积雪到执政府、议会和时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寓所请愿。北京的正月，呵气成冰，风雪灌进棉袍里，人在外面站不了多久就冻透了，但北洋政府就是不回应。七次请愿，七次被拒，北京的冬天没把他们冻垮，倒把驱张的声势一点点攒上去了。

1920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景山东街的中老胡同内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湖南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在京的驱张活动。11日，他卖掉棉衣，离京奔赴上海，虽然道路已经选定，但他心中仍有许多疑惑，需要陈独秀指点迷津。

在全国声讨和湘军的武力威逼下，内外交困的张敬尧于1920年6月11日仓皇乘兵舰逃离长沙，驱张运动大获全胜。

比驱张本身更重要的，是这四个月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1920年1月，经李大钊、王光祈等介绍，毛泽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而这一时期，李大钊正积极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研究会广泛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书籍，举办座谈会、讨论会、讲演会以及组织翻译、出版等工作。发起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

通过驱张斗争的实践，毛泽东进一步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多年后，他在陕北窑洞里对斯诺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信仰一旦确立，便再无更改。当他再次踏上古都土地时，已是1949年。看到北平城垣时，他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这番肺腑之言，是对这段师生情谊最真挚的总结。

责编：李莉芹

一审：李莉芹

二审：詹娉俏

三审：苏莉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