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陈先枢

纺织品包括棉纱、线带、布匹、绸缎、呢绒、针棉织品和服装、刺绣品等。旧湖南纺织品业以绸布业为主，经营商品包括棉布、绸缎、呢绒、夏布等。绸布业为民国长沙“金、钱、绸、纸”四大行业之一。棉花、棉纱一般由油盐花纱业经营。染布业（含土染布）、土布业（色织布）均系自产自销的行业，其中染布业在较长时间内属绸布业，后改为织染业。土布属染织业（均系手工业）。

针棉织生产始于清末，以织造袜子、毛巾为主，针棉织批、零商多数兼营百货，故属百货业，始终未成为一个自然行业。民国2年（1913年）以后，长沙主营针棉织品的批、零商号有夏德昌（有袜机200多部）、道德昌（有袜机300多部）、罗乾昌（罗巾）、黄合兴（江西人经营的纯批发商）、信记、信和、畅记、谦信、人和昌、大五洲、新世界、三友实业社、大德裕、大德昌等，其中大户有20多家。经营针棉织品的营业额约占其总营业额的50—60%。

纺织品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中国古代已广植桑麻，养蚕、采葛。宋、明以来，棉花及棉纱织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逐渐增多。到清代中叶，湖南各地经营棉布多系前店后坊，规模小，资本少，一个染锅，两副踩石，几张矮织机，设备简陋。以长沙为例, 布商从长沙四乡及平江、浏阳、湘阴等县农户手中收购土纱土布，加染成土靛色布或织成条格布零卖。绸绫则购自南京弚等地。苏州商人乘淮扬盐船带来的贡缎、京绒、缎带等，数量不多，仅供官绅需要，由绸布店经营。当时，棉布、绸缎售价均由店铺与顾客当面议定。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老利生毛青布庄首创明码实价“一言堂”，随后各店仿照，称之为绸布店“戊戌改革”。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开埠后，洋货涌入，除洋竹布、洋官纱、泰西缎等舶来品外，国产丝绸增多，有华丝葛、小纺、盛纺等品种，西长街开设有万发丝织庄。经营绸布的大户聚泰、同泰、泰记、协泰祥、咸昌、大生、太和丰、万成、聚泰生、宝康、天孙锦、裕昌祥等陆续开张，绸布店增至50多家，多设在八角亭、坡子街、大西门一带。清末，南京人杨寿芝来长沙开杨寿记绸布店，主营批发，获利颇丰，致使苏州、南京商户接踵而来。苏帮大户有协泰祥、沈天成、罗元兴等，多设营业点或聚居在大西门正街。南京帮有聚锦祥、吴玉记、祥生、麻寿记、沙昌记等，多设福源巷、臬后街。本帮有九章、万生、聚生泰等，多设坡子街。

西长街万发丝织庄旧址

1900年以前不久，苏州帮在大西门开设的店号有协泰祥、沈天成、罗元兴等家。南京帮有聚锦祥（徐瑶轩）、吴玉记（吴玉书）、祥生（陈迪生、陈艾庭兄弟）、黄和记（黄和卿）、麻寿记（麻静之）、沙昌记（沙弼成）等。苏州帮除在长沙一地发展业务外，还在湘潭、益阳等地开设店号，在湘潭开设复章染坊的钱鹤汀兼营绸布批发业务，后来积资过纹银30万两，为苏帮中翘楚。这两帮客籍商人，都有他们的同乡组织，苏州帮为金庭会馆（该帮系苏州府吴县、太湖中的洞庭西山迁来的）。南京帮为上元会馆（该帮为江宁府上元县人），初期帮口很紧，界限很严，不与湖南人通婚，以后才有所改变。

原有长沙帮绸布业商人，财力薄弱，集中在八角亭一带经营，有咸昌、九章、宝康、锦霞厚等10余家，形成一个绸布专业市场。苏州帮与南京帮在长沙兴起后，既供给这些小店以货源，又做赊销，还进一步投资合营，就为长沙市绸布业增添了财力与物力，促进了长沙绸布业的发展。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时局不靖，绸布业不景气，省城店铺由170余家减至110余家，其中染布店由57家减至40多家，绸布店由110家减至67家。次至民国10年（1921年）北洋军阀陆续撤离，绸布业渐有起色。介昌改名裕纶，并分出一批年轻人另组建大盛绸庄，李溪亭任经理，业务日益兴隆。原太和丰绸布号改名振新绸布号，继又改名天申福绸布庄，该店首开绸布店经营毛料、呢绒的先例。同年浏阳人丁义生等来长沙开设丁三泰、裕同和、美利、乾徳泰等店，专营浏阳夏布、土布，兼卖土丝棉，多设于西牌楼、褔星街(今褔庆街)一带，此为浏阳人来长沙开布店之始。江西人王美才见绸布业生意好，乃集资银元18万组成华丰绸庄，因苏州、南京及本帮联合抵制，相与抗衡，几年后华丰店歇业。此时长沙绸布市场的绸绫品种增加。如湖绸湖绉、文华绸、电机纺、美丽绨、毛葛、华丝纱等。呢绒、哗叽大量涌入。洋布充斥市场，土布销售不减，绸布业生意兴隆。

福庆街乾德泰织染号的最后残迹（2010年拆除）

绸布业同业公会，初建于清光绪末期，以聚昌厚绸布庄店主刘华之等倡立于白马巷。民国元年（1912年），太和丰老板候溥泉发起，由行业各店募款，扩大组织，改名绸布业公所。公举正副总管及值年6人，3年一换。

苏州帮、南京帮是长沙绸布业中一支外来的新生力量。开始，只有一些小户，由江苏扬州十二圩用运盐船带一点商品到湖南出售。以后逐渐发展，大户也纷至沓来。有的小户通过辗转经营，也逐步成为大中户。苏州帮以大西门正街为基地，主营批发门市；南京帮则以臬后街、三兴街为基地，主营批发。

20世纪20年代长沙绸布大店首推“介昌”和“大盛”。“介昌”店堂宽敞，设铺房、外堂、内堂、小花厅等营业场所，分别接待各种类型的顾客，又开辟了赊销业务，对殷实顾客，发给往来子做赊销。当时，风气未开，官僚眷属，多不出门购货，该店又采取了送货上门的方式，方便顾客。由于人齐货足，经营有方，业务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介昌绸庄的新创局面，充满了活力,但因该号是由好些店子结合拢来的，仍然存在着这一帮与那一帮的隔阂。经过一段时期，矛盾愈演愈烈。当“介昌”营业一年之后，改牌“日新昌”，以郭仲安、魏伯藩为首拥钱炳卿为经理，离店组织了时新昌绸庄。李溪亭、魏韵篁、刘之洵、易玉成、萧桂初5人，静观局势变化，也准备另起炉灶，先期向江西袁州(今宜春)采办了夏布（当时门市经营商品，少不了夏布，而夏布又必须隔年采购），佃好“介昌”对门另一码头（即后来大盛绸庄地址），跃跃欲试。在分配红利时出现了纠纷，李等五人遂决然离店，独立经营。“介昌”以“日新昌”的牌号延续下来。陈萼泉拆股离店。余下徐、饶两家，和新加入的吴伯熙、吴仲武兄弟（长津轮船公司的大股东，也是绸布庄苏州帮的后代）以及南京帮的麻静之等，仍与振新、大纶昌、时新昌、瑞福祥、公平等同为八角亭新型大店之一，但此时锐气已经大减。

民国时公平绸庄招贴广告

大盛绸庄，系由介昌绸庄分化而来，以李溪亭、魏韵篁为首，和易玉成、刘之洵、萧桂初等人组织的。他们财力薄弱，但善于经营，日益走上繁荣的道路。抗日战争前夕，成为行业中的一个大户。长沙大火的前一年（1937年），该店营业额高达银元300万元，创行业历史纪录。该店从1921年创业到1951年公私合营，历时30年，虽经过两次改组，经历了“大盛”——“福记大盛”——“兴记大盛”3个阶段而盛名不衰。

20世纪30年代大盛绸庄

1930年以后，随着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危机加深，加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中国财政经济陷于困境，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引起物价波动，原料涨价，产品滞销。当时棉价高于纱价，纱价高于布价，白布价高于色布价。由于百业凋敝，购买力低，丝绸销路更受梗阻，绸价几与布价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多做业务多亏本，不做业务又坐吃山空，真是进退维谷，长沙市绸布业在这一惊涛骇浪之中，有的倒了下去，有的勉强生存下来，也是经过了许多波折。

天申福绸庄由于店底丰厚，经营得法，得以渡过这一难关。但与其有关联的大纶昌绸庄，则因管事人玩忽职守，经理李某悄然离店，以致企业发生严重危机。张笠华继任经理，亦无法挽回颓局。3年之内，耗去股本70%，只得增资改组，更牌为瑞丰绸庄，由天申福申庄负责人徐惠民出任经理，振作精神，重整旗鼓。大纶昌支店则改为九福绸庄，另行组合，由沈锡龄任经理，于1931年开业，稳步经营，勉可维持。

1930年《大公报》天申福三绸庄广告

在一这片萧条声中，唯有大盛绸庄，不仅没有亏本，反而获利颇丰。其原因是，申庄主持人李溪亭善于观测市场变化，掌握主动，遥控店中的批发业务，采取快进快销的办法。而门市零售价因受物价暴落的影响较小，故业务尚能历久不衰。

原有南京帮的批发店，到了这个时期，除“吴玉记”改牌为运昌公司继续经营外，其余都不复存在。长沙帮经营的批发店，以大盛联号——美记匹头号（经理李溪亭）业务最为发过，独步一时，但也改招牌为信丰匹头号，经营方式和人力配备，亦有所调整。

另有一家设立在药王街的美丰绸庄，原以青布业大户徐梓珊的财力为支柱，又有部分花纱业的股份，声誉较好。但在这一经济风暴的冲击下，未及开展业务，即行负债清理，由债权团进店监督经营，半年后竟以分货了债而结束。

1936年来到，狂飙过后，缓慢复苏。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长沙市绸布业又呈现了另一种纷扰竞争的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长沙市绸布业主要有两种动态。一是以大盛绸庄为代表，继续进取，企图乘时牟利；一是以天申福绸庄为代表，徘徊观望，但愿保本求安。在长江马当要塞封锁以前，大盛绸庄经理兼申庄负责人李溪亭预见到货源将断，货价势必猛涨，每日由上海庄运进各种棉布百余件（每件50—60匹），连绵不断、囤于长沙，除存于本店以外，另租数处堆栈存放。马当要塞锁后，改由邮寄大宗包裹（由上海和兴邮包公司承运），经温州、金华、南昌转口，有的直寄长沙，有的寄存江西萍乡九和绸庄（大盛联号），然后再转运长沙。丝绸品则作轻便包裹交邮局直寄店中，避免海关完税，李溪亭在作好进货的安排后，立即赶回长沙，控制批发售价，防止外埠套购，暂时少做业务，甚至采取封盘办法（停止批发业务），等待货价上涨，等到适当时候，便敞开业务大门，迎接本省各地以及远道而来的顾客，如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四川万县等地都有批发商上门。同时又从浙江金华和本省衡阳等地陆续购进货物。1937年，该店的批发营业额高达200万元（约合棉布30多万匹）。当时国民政府虽已迁往重庆，武汉仍为经济活动中心，长沙则为后方，旅客麇集，门市业务甚为发达，全年营业额高达100万元。批发、门市业务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在这以前，大盛还买进了八角亭青石桥（今解放西路）街口两处地皮，拆去旧屋，连成一片，准备另开支店。

天申福绸庄及其联号瑞丰绸庄等，在一个时期，慑于时局变化迅速，主持人以少出少进、稳健经营为宗旨。但随波逐流，仍然做了不少的业务。整个长沙市绸布业在这时出现了从来未有的虚假繁荣景象。可是好景不长，没有多久，这个行业和其他许多行业一样，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1938年10月，时局突变，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深入到湖南岳阳新墙河北岸，国民党军事当局惊惶失措，于11月13日凌晨纵火焚烧了长沙城。长沙绸布业除福康绸庄已于事先将全部货物迁往沅陵外，其余各家因受大盛绸庄坚持不迁走的影响，很少作全盘撤退打算，在大火发生时，所有存货，大部付之一炬。

1938年被长沙大火烧毁的介昌绸布庄

火劫之余，老一辈资本家，心有余悸，不敢出山。一些由学徒出身的青壮年从业人员，分得店中残余存货，纷纷起而复业，有的远走浙江金华、宁波进货，搞批发业务；有的在原有门市废墟上搭盖简易房屋，恢复零售业务。日新昌绸庄以谢润海为首的10人在南正街(今黄兴南路)开设全记绸庄（所谓“十全其美”）。瑞丰绸庄梁文骢等拥老辈葛凎源为经理，在八角亭开设丰记绸庄（入伙16人，每人6百元，合计9600百元）。日新昌另一部分人，以戴树梅、李寿赓为首组成益新绸庄。大盛绸庄以周咏鸿、萧祥林为首，组成复盛绸庄。“天申福”分别以彭憩南、欧继吾为首组成福昌绸庄；以侯实甫为首，组成振新绸庄（后改天伦）。这一批新生的小型门市店财力虽然薄弱，人力却相当整齐，它们在长沙火后的艰难局面中奋斗，逐步发展成为复兴长沙市绸布业的中坚力量。当时，专营批发业务的有“九成”“裕丰”等家，系由原大盛绸庄及其联号信丰匹头号的班底组合起来的，以老一辈任经理，青壮年出外采购，以后辗转变化，形成了大盛绸庄、天成绸庄的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后期，获得初步恢复的长沙市绸布业，进一步适应战时环境，采取敌来我退，敌去我回的灵活经营方式，抓住了每一个有利时机，争取自己的发展。于是，又陆续集中力量，回到了原来长沙绸布业的繁荣地点——八角亭一带复业。由于财力有限，加之时局动荡，一般都采用新型油漆木板牌楼门面，引人注目，以广招徕。当时著名翻译家兼记者曹靖华路过长沙，写过一篇《八角亭的文明》的报道，使长沙绸布业的人们很受鼓舞。

1944年，长沙沦陷，绸布业中的小型店号多疏散到附近乡村，大、中型店号则纷纷向外地迁避。当时的疏散路线大致分为两路：一路由长沙→衡阳→桂林→贵阳；另一路由长沙→湘乡→蓝田→新化→安化。前者是省外路线，敌人跟踪追逐，奔波转折，损失较重。后者是省内路线，避开敌锋，逐步转移，损失较轻。

丰记、益新、复盛、全记等几家疏散时是走的省外路线（后来复盛、全记至桂林绕道靖县折回溆浦）。由九成、裕丰、福记（均大盛班底）组成的大信绸庄和瑞成匹头号等家是走的省内路线。这些店号经过一年多的流离转徙，不能定点营业，结果都因亏损而被迫停业，丰记在贵州遵义结束；益新在四川綦江结束；大信在安化结束。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到1946年初，长沙绸布业逐步得到恢复。新组成的各店调整人力，增筹资金，又呈现了一种新兴的气象。当时八角亭一带的大型门市店有如下几家：

兴记大盛绸庄：由原大信绸庄的魏韵篁、李笃斋重新合作，另加入老大盛股友萧桂初组成。

福盛绸庄：系由原复盛绸庄的两个支号合并而成。经理周咏鸿，副经理萧祥林。稍后萧祥林另组福和匹头号，仍兼福盛绸庄副经理职务。

益盛绸庄：经理黄松年，副经理欧继华。

意新绸庄：经理戴树梅，副经理李寿赓。

介昌绸庄：经理谢润海，副经理陈惕冰。

天成绸庄：经理郑增荣，副经理周润富、罗呤溥（均大盛前期学徒）。

在大型门市店外，另有几家专营批发的店子，设在药王街、西牌楼一带，业务活动亦较有力，如：

庆丰匹头号：经理黄梅陔（兼阜丰绸庄批发主任）。其资金以津市帮王善庆为主要后台。

协丰匹头号：经理李素奇。系由庆丰分出。

厚孚匹头号：经理马春楼（后转为长沙中药厂）。

荣记匹头号：经理陈世村。原经营皮革呢绒业。

长沙市绸布业历来以合资经营为主。在抗日战争前后出现了两家独资店。

一是琳琳绸布店。开设于中山路。经理陈棣村，初期在国货陈列馆内与人合伙开设牌名福华的小型布店，以后逐步发展，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设庄，积资渐多，在中山路购买房屋地皮，开设琳琳绸布店，在长沙市北区独步一时。

二是恒昌绸布店。开设于青石桥（今解放西路）。经理彭汝霖，原系经营皮革呢绒业，抗日战争前后改营棉布匹头，逐步发展，并在上海设庄，在青石桥建筑新屋，经营门市，业务一般。1949年，彭本人出走香港。由店员支持到公私合营。

摘自《湖湘文库·湖南老商号》，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著：欧阳晓东、陈先枢

作者：陈先枢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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