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从《国殇》续写的文脉——评刘创长诗《湘北会战祭》

木非

新墙河，一条发源于幕阜山、全长仅百余公里的小河，在普通地图上几乎寻不见名字。但自1939年起，十万日军四次在此碰壁。这个地名本身就是一个诗的奇迹：河的名字里埋着一道墙。八十年后，本土诗人、湖南理工大学教授刘创一次次踏访河畔，眼前只是一条清浅平缓的河流，水波安然，很难想象当年炮火轰鸣、血染河滩的惨烈图景。在现实风物与过往历史的对照中，在一次次实地寻访与大量史料翻阅之间，他完成了十三章共300行的长诗《湘北会战祭》。

两千年前，在湘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屈原以《九歌·国殇》祭楚地阵亡将士；两千年来，这方水土“只留下屈子的叹息”（《河畔默语》）。刘创的长诗自觉接续了这一血祭与诗祭交融的文脉。组诗起于《一个士兵》的赴死，继以《山鹰》《捡到一个枪托》《枯水期》《老兵说》的战阵与遗物，再以《未写完的阵亡名单》的痛切书写，终以《一匹马的归来》《石碑》的安魂作结。“整整一年，我在深夜写诗 / 替那些死去的人，独自言语。”写作即祭礼，诗人即主祭者，组诗的结构本身就是一场仪式的次第展开。这场仪式的法度，可从五个方面细察。

一、新墙河成为双向凝视的诗歌现场

《湘北会战祭》并行着1939年战场时间与“八十年后”祭奠时间，但诗人并未将其作简单的前景与背景处理，而是让两套时间汇聚于新墙河，使之成为亡者与生者隔水相望的现场。历史不是被叙述的对象，而是有自主意志的存在：“八十年前突然哑掉的号角，还是找到了我”。祭奠由此不再是单向追忆，而是双向凝视：生者回望时间深处，亡者从上游走来把目光投向当下。河不是祭礼的背景，河就是祭坛本身。

《枯水期》提供了最精妙的现场。八十年后，河流“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而这恰是记忆的形状：第五十二军在滩涂上把自己活成了堤坝，“不以血肉，仅以枯涸的河床 / 铺排一场繁复的阻击”。肉身已逝，地貌本身成了纪念碑。诗人“盯着那仅剩的浊流看了很久”，把眼前的风景看成历史的显影。

原初的相互凝视早在《一个士兵》中即已奠基。士兵与河在岸边相遇，互为镜像：河水“执意汇入洞庭”，守河人誓挡“逼近的洪峰”，两者没有妥协与和解，而是以命相抵。“相互侧过身子”是全诗最耐人寻味的姿势，他们彼此一瞥交错而过，互换了命运。“他们把身体，站成一截新墙”——所谓“东方马其诺防线”，在这组诗里被还原为它的真相：不是钢筋水泥，而是血肉之墙。这场对抗与交换并存的凝视把河岸辟为组诗的第一个现场。

八十年后，诗人走上同一道河岸接续这场凝视。在“同一道战壕”的梦境里，战友给“我”看家书、掏出温热的炒米，随后“号角声，催促着他冲锋远去了 / 脚步至今踩在我的心上”——这正是历史的回望。生者以身后断壁上的一点白鹭，轻轻应答了亡者。过去不是封存于琥珀的标本，而是渗入当下的活水；最沉寂的弹坑被赋予听觉，成为祭诗的第一位听众。组诗所谓“祭”，就在这双向凝视的河岸上展开。

二、为无名者命名的诗学

宏大的抗战叙事惯于陈列数字与地名，刘创却俯身拾取微物：一个修补过的枪托、七顶染血的军帽、一封家书、一辆独轮车、一份未写完的名单。让物开口，让物承重，是这组诗最基本的方法论。

《捡到一个枪托》写创伤记忆的身体化：“我手里明明空无一物 / 却依然保持着瞄准的姿势”。枪“融进泥层，长出了野菜”——杀戮之器被土地回收为生机，这是全诗对战争最沉静的超越；而“不肯松开的 / 只有我这双，生了根的手”，则是记忆对身体的重塑，是历史在肉体上刻下的永不愈合的伤痕。《一封家书与七顶军帽》大概是十三章中最不忍卒读的一节：遗孀分不清哪一顶军帽属于丈夫，“便将整整一个班的青春 / 都抱回了家”。其诗学力量在于把无名者的集体悼亡，落在一个具体的动作上——“她怕手一松，七个年轻的魂魄 / 就要起身，再次奔赴 / 那场六十年来，从未停歇的战火”。战争在幸存者那里从未结束。《独轮车》则将物的诗学推向更克制的维度：博物馆的玻璃前，“我小声地喊了一声：老乡， / 它听见了，车轴又发出一声吱呀”。物我之间一次轻微的应答，抵得过千行颂词。

《未写完的阵亡名单》可视为组诗的元诗：档案“仍缺着 / 那无法补全的一角”，而诗人思忖“如何用一句话 / 让一个人活过来”——阵亡名单的书写与诗歌的书写在此同构。其中写湘北红土的两行尤见功力：“泥土，就成了他们脱下的肤色……这红 / 从名词变成了形容词 / 又从形容词，变回最沉重的名词”。语法修辞被赋予了历史的重量：红色从风景还原为血，从日常的形容还原为一个个沉甸甸的名字。

尤须注意的是命名的节制：全诗重点出史恩华的名字，他是殉国的营长。1939年秋，史恩华率一营之众在草鞋岭、笔架山苦战三昼夜，全营五百人战至最后一人，“他们把肋骨拆下来，铺成路”（《枯水期》），正是那段“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的史实之诗化回声。而其余将士，一律是“一个士兵”“兄弟”“老乡”，匿名构成了组诗的基本伦理：恰因史册无名，才须以诗命名；恰因名单未完，才须以“祭”来补全，直到“千万个名字 / 终于在石头里安居，重逢”。

三、诗歌追忆的视角

组诗在时间与视角上呈现出三重结构：战争年代的“在场”、战后多年的“追忆”与当下的“回响”。

第一重是在场。《一个士兵》《山鹰》以近乎纪实的手法还原战场情境。《山鹰》中那只宿命的山鹰“在焦土的边缘巡弋”，“往复着，傲慢，孤独 / 对杀戮不屑一顾”，冷峻如神义论的凝视，“让我们既无法辨识方向 / 也无力描述，死亡的意义”，以绝对的距离反衬人的有限。第二重是追忆。《捡到一个枪托》《老兵说》里，叙述者已从战场退入记忆：“我像未亡的老兵，独坐黄昏”——一个幸存者独自承担记忆的重负。第三重是回响。《研学中的战壕》《河畔默语》《石碑》把镜头拉到今天：“秋阳下，我们在河滩挥汗如雨 / 以泥土、芦苇和铁锹 / 搭建一座通往一九三九年的通道”。“战壕，是大地坚守的伤口”，记忆的代际传递被写进组诗，使“祭”不止于哀，更在于传。

三重时间之上，视角的轮替构成多声部：濒死的士兵、傲慢而孤独的山鹰、幸存的老兵、守了六十余年的遗孀、档案馆里戴白手套的查阅者、研学中挥锹的学生，最后是诗人之“我”。写作者的位置因此从“讲述者”降为“倾听者”，恰恰是这种谦卑，让诗获得了历史的重量。而招魂的冲动，在《一匹马的归来》中得到最完整的显影：“每年这一天，我都渴望一匹马 / 像一个孤魂，准时归来”，它奔驰在通往大云山的路途，最终在纪念碑前停下，“当幸存者投来注视的目光 / 那冰冷的碑石上，便疯长出 / 扬起的鬃毛，与猎猎的风”。石碑上的名字在注视下获得生命，冰冷的石头在记忆的温度中重新生长出血肉——这正是“魂兮归来”的现代变奏。

四、克制的诗性火焰

组诗的抒情总体上是节制的：多用物性细节与冷峻陈述，情感只在句法的转折处迸发。如《河畔默语》中那个不可能的祈使——“愿那列奔赴湘北的军列 / 慢些，再慢些”，欲挽狂澜而不得，悲恸尽在言外。超现实的瞬间也每每精准：前述碑石生发鬃毛、独轮车轻应呼唤等细节，皆于幻真之际悄然接通万物，胜过千行直白的咏叹。

更深的策略，是让“残缺”成为诗学结构：名单写不完，遗言写不完，信寄不出。这些残缺不是作者的疏漏，而恰恰是历史本身的形状——有太多名字，永远无法被补全。落日意象值得特别一提：那颗“卡进远处山脊”的落日，“像一颗流血的心脏 / 沉重，通红，最终被焦土接住 / 深深藏进怀里”（《老兵说》）。《湘北会战祭》所做的，正是这样一次“接住”，把一条河的防御史、一个营的五百条命、千万个无名者的青春，接进诗的怀里。

若论微瑕，个别段落偶露思辨的痕迹，如“死亡的意义”之类的抽象语，稍稍越过了意象的堤坝；十三章连读，中段《河畔默语》的议论成分使密度略有不匀。但这些“未及打磨处”，或许正保留了祭文应有的体温与即兴感，祭礼本不需要过于光滑。

五、楚文化的精神底色

刘创是一位有着鲜明文化自觉的诗人，其诗底色中浸润着楚文化特有的“巫性思维”——一种将自然、神灵与人性融为一体的诗意逻辑。这种巫性思维体现为独特的通灵气质：诗人不只是讲述历史，更是为亡灵招魂。前述诗中的万物皆可作灵媒：归来的孤马、应答的独轮车、碑石上生发的鬃毛与风，乃至整条新墙河化作的招魂幡，万物有灵的世界观让“祭”成为可能。

这种灵视最终沉淀为一种近乎泛灵论的土地观：逝者的血肉与大地互融，红土不仅是风景，更由牺牲者的身躯化成。大地即为历史的肌体，每一寸泥土都承载着未写完的名字，“那些如稻浪般倒下的身躯 / 他们的名字，应当被扶起”。而作为学者型诗人，刘创在文人诗的传统中写作，又“既在其中又适时跳出”，抵达了“静、淡、远”的审美形态。这种静不是冷漠，淡不是寡情，远不是疏离，恰恰是这种克制与沉静，让诗中关于死亡、记忆与时间的声音格外清晰而有力。

从《国殇》到《湘北会战祭》，两千年文脉的续写不是形式的模仿，而是精神的认同：都相信诗可以通灵，都相信牺牲者“身既死兮神以灵”，都相信祭比遗忘更有力量。两千年来这方水土“只留下屈子的叹息”，如今，叹息有了新的和声。

刘创在《一个士兵》的结尾写道，士兵与河水“仿佛从不相识，仿佛从此互换了角色”，士兵流入了大地，诗人则替他们流进历史。在八十年的枯水期里，这十三章诗歌，就是让新墙河重新涨潮的方式。“那些来自湘北、鄂南、赣北的石碑 / 散落在荒野的角落 / 它们，都是我的父兄 / 值得我，一一弯腰致意。”这弯腰的姿势，或许就是诗歌面对历史时唯一诚实的姿态。当“整条新墙河，正流过我的指尖”，纪念碑便不只是石头的，也是文字的，而以诗立碑，正是从《国殇》一路续写下来的、汉语对忠魂最持久的安放。

（刘创组诗《湘北会战祭》见《岳阳日报云梦星空》公众号2026年9月3日）

责编：杜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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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