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湖广乡试亚魁，忠肝义胆获赞誉。欧阳霖当头棒喝阻北上，长江绝唱诉衷肠。最后一次越过楚汉界，书生报国初心不改，命运转折就此展开。

武昌：《春秋》经魁的诞生

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初，自觉读书有成的王夫之，再次与两位兄长同赴武昌乡试。途经长沙铜官时，他伫立北去的船头，面对“日夜江声下洞庭”的湘江，吟兴亢奋，信口吟出《铜官》一诗：“湘近波千缬，湖馀势一青。自然成气象，终古幻苍冥。影转帆随曲，苍来岸落汀。正馀吟兴好，新发洞庭舲。”

诗气象宏大，连通今古，兄长与随行文友同声叫好，一位岳麓书院的文友说：“而农兄诗意纵横，文气已成，此番前往，势必高中。”

到了月底榜发，王夫之果然以《春秋》第一，中湖广乡试第五名，是为《春秋》经魁。

这一年的湖广乡试，正主考为翰林郭之祥（吉水人），副主考为给事中孙承泽；直接披阅王夫之试卷的房官，是安福人欧阳霖（号方然）；分考官则为华亭章旷（时任沔阳知州）、江门蔡道宪（时任长沙推官）。

据王夫之之子王敔所撰《姜斋公行述》明载：“房师则安福欧阳方然先生介也。华亭章公讳旷、江门蔡公讳道宪，是科俱为分考。时国势渐不可支。出场白后，遂引为知己，互相砥砺。”在明王朝风雨飘渺、国势渐不可支的崇祯末年，考官与中式举子以忠义互勉，这在明清科举史上可谓仅见。

事实上，前面提过，早在赴考之前，湖广提学佥事高世泰便已在岳麓讲学中，对王夫之的制艺大加赞赏，亲笔批下"忠肝义胆，情见乎词"八字，以忠义相勉。这位东林学派第二代宗师的期许，与武昌乡试考场上的赏识遥相呼应。

消息传回衡州，阖家欢腾。王朝聘看着儿子的喜报，老泪纵横，喃喃自语："吾儿终于出头了。"王夫之自己，也百感交集。多年的压抑和屈辱，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他仿佛看到了一条通往庙堂的大道，正在自己脚下徐徐展开。

南昌拜谒举主

按照惯例，乡试中举后，次年春天便要赴京参加会试。

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王夫之与兄长王介之满怀憧憬，乘船北上，准备一鼓作气冲击春闱。

舟至江西南昌，王夫之特意泊船上岸，前往拜谒自己的乡试房官——举主欧阳霖。一则谢乡试知遇之恩，二则叙去秋岳麓结为忘年之交的友情。是日为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初一，王夫之来到欧阳霖府上拜年。

然而，欧阳霖的面容却分外凝重。他拉着王夫之的手，神色严峻地说：“夫之，你此次万万去不得京城。”

王夫之愕然：“为何？”

欧阳霖沉声道：“如今李自成已陷承天、襄阳、荆州，左良玉奔江、黄；张献忠部进逼蕲水，北方道路尽断。昨岁冬日，明廷已下诏将会试延期至八月——你二人此行北上，徒蹈险地，恐无全身而退之望。”

这番话，如醍醐灌顶，让王夫之冷静了下来。他回想起北上途中所见：烽火连天，江河变色，曾经熟悉的湖广大地已在农民军的铁蹄下支离破碎。所谓春闱，已成镜花水月。

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他最终决定听从恩师之谕，暂缓北上，归养衡州，静观其变。

欧阳霖望着眼前这位才高气盛的举人，缓缓说出二字：“愚执”——凡事不能强求，更不可执念成痴。有念虽好，但执念慎之，愚执断之。

王夫之心中五味杂陈。他不想认命，却不得不认时势。离开南昌前，他写下《上举主欧阳霖》一诗：“明堂玉简从封禅，方今圣人待者谁？九韶再奏两阶羽，孤鸟有情唯风知。”——既是对恩师的感念，也是对报国无门的嗟叹。

这一“谕归养”的决定，看似是退缩，实则是时势使然。它不仅让王夫之躲过了北上途中的兵燹之灾，更为他保留了日后抗清的有生力量。

从此以后，作为一个明朝举人，王夫之再也没有参加会试与殿试的机会；但也从此以后，他将踏上一条比科举艰险百倍的人生道路。

“天下事，少年心。”

崇祯十五年（1642年）残冬，王夫之兄弟乘舟北上计偕，行至南昌，道梗不能前，只得泊舟城下度岁。

王夫之在《南窗漫记》中自记：“壬午残腊，小艇泊南昌城下，寒雪透篷窗，不可忍”——舱外江风裂石，舱内孤灯如豆，他望着篷窗上未干的墨迹“行人莫上长堤望，枫叶芦花处处愁”，心头骤然一紧：这古人题句的凄凉，竟似为他此行预先写下。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楚中乱起。李自成陷承天、云梦、孝感、黄陂、景陵、德安，张献忠陷广济、蕲州、麻城。

明廷下诏将会试改期至秋八月，王夫之兄弟“以道梗不赴”，举主欧阳霖“谕以归养”。兄弟二人自南昌沿赣水南归，驶入湘江时，两岸已是烽火连天、白骨蔽野。

王夫之伫立船头，形销骨立。他想起四年科场、三度落第、终得《春秋》经魁的坎坷；想起欧阳霖“谕归养”时那声沉沉的叹息；更想起自己少年时立下的“以身殉己之道”。而此刻，那条本可及第后踏入的庙堂大道，已在农民军的铁蹄下土崩瓦解。北归无路，报国无门，科考之途就此断绝。

秋宵难寐，漏声泠泠。王夫之在草舍中写下《更漏子·本意》——

斜月横，疏星炯。不道秋宵真永。声缓缓，滴泠泠，双眸未易扃。霜叶坠，幽虫絮，薄酒何曾得醉。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

“薄酒何曾得醉”。他屡举杯，酒入愁肠，却化不开心头那块垒。他忧伤的，不是个人功名受阻，而是天下苍生之劫难；他耿耿于怀的，不是一己之进退，而是华夏文脉之存亡。这颗“少年心”，自少年时便“以身殉己之道”的赤诚，并未因科考无路而冷却，反而“分明点点深”。更漏每滴一声，心事便深一分；霜叶每坠一片，忧怀便重一重。

这一刻的“少年心”，并非少年意气，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在国破家亡边缘对文明根脉的誓死守护。正是这颗“分明点点深”的少年心，奠定了他此后四十年隐居石船山、著书百卷、以文化续命脉的悲愿——他未能以科举入仕报国，却以另一种方式，成为中华文明“传文脉于后世”的千秋之臣。

命运的转折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张献忠的农民军攻陷了武昌，随即挥师南下，直扑衡州。局势急转直下，王夫之被迫踏上逃亡之路。在逃离衡州的途中，他最后一次越过了楚汉之界——那条曾经象征着他科举梦想的边界线。

站在边界线上，王夫之回望身后的故乡，心中充满了悲凉。他知道，此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归来；他也知道，从此以后，他的命运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这一次越过边界，不再是赴京赶考的书生意气，而是国破家亡的仓皇逃难。

但正是在这场逃难中，王夫之完成了从一个普通书生到民族志士的转变。他的初心没有改变，依然是报效国家、拯救苍生；但他的道路却彻底改变了，他将以一种更加悲壮、更加坚韧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命运的转折，往往就在一瞬间。而这一瞬间，注定要载入史册。

作者：聂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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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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