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同人员不应开展以下服务：检查结果判读；参与医疗操作；提供医疗建议……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作为陪诊行业的首个国标，它将于11月1日起正式落地。

从无人知晓、无标可依、无证可寻，到如今有了国家层面的规范指引，陪诊师这个“无名”职业站在了身份转变的门槛上。在国标落地前夕，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跟访了一位陪诊师，记录下他们在规则初立时的探索与摸索，也直面那些仍悬而未决的行业之问。

郑海涛陪着即将出院的许爷爷/李敖同摄

整个就诊过程，几乎不用家属操心

8月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肿瘤中心（城东）的甲状腺外科病房内，88岁的许爷爷半靠在摇起的床板上，等待着出院前的最后一项检查结果。

陪诊师郑海涛俯下身，把老花镜轻轻架在他鼻梁上，又将保温杯拧开，“爷爷，您喝水。”许爷爷接过杯子，用慈溪方言讲了两句，郑海涛便熟练地掏出纸笔，和老人一笔一划地交流起来。许爷爷只会讲家乡话，离家来杭就医这些天，和医护人员的沟通，基本全靠纸笔。

一个多月前，许爷爷还很不愿意去医院。他是宁波慈溪人，务农半生，老伴住院后便常年独居。今年6月，许爷爷发现脖子上出现了肿块，但他没有去就诊。直到7月，大儿子许先生回老家探亲，才强行说服父亲就医。许爷爷在慈溪当地确诊为甲状腺癌，医生建议转诊杭州做手术。

到杭州选择哪家医院？怎么找医生、挂号，要做哪些检查？许先生也是一脸茫然，他们白天还要工作，不确定是否能抽出时间一次次陪同。后来，许先生听到同事推荐陪诊服务，他跟妻子一商量，决定尝试一下，于是找到了陪诊师郑海涛和她的团队，每两小时168元，一家人觉得可以接受。

结合许爷爷的情况，郑海涛给出几家医院供许爷爷的家人参考。

“选定医生后，她会帮忙挂号，并全程陪诊。”儿媳黎女士说，首次带老人到医院就诊时，一家人有些手足无措。郑海涛当天提前一小时到达，做好引导准备。得知许爷爷腿脚不便，她还提前租好轮椅，提前和医院协调，让车直接停在大厅门口，推来轮椅把许爷爷送进病区，随后又协助家属完成取号、检查等各项手续。

“整个就诊过程，几乎不要我们操心。”这些细碎的动作，黎女士都看在眼里。“对我们来说也是全新的感受，确实蛮好的。”

从可选走向刚需，陪诊将成为趋势

像许爷爷这样，不会讲普通话，三个子女都有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陪诊师，他连怎么挂号都不太清楚。

“对中年人来说，陪看病，占用了时间，精神上也会有压力，打乱了所有计划，那个成本不可计算。”黎女士回忆起陪父母就诊的经历，“整个过程跑下来腿都要断了，老的病没治好，小的反而可能生病。”

所以她一听说有陪诊服务，便果断决定走这条路。“很多人觉得没必要额外花这笔钱，但我们得算总账。”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劳动经济学系副系主任周明海研究员从经济学角度作出解释：“购买陪诊服务，本质上是家属自行陪诊所付出机会成本的市场化替代方案。”

更深层的人口结构变迁，正在把这种“替代”从选择推向刚需——当前有陪诊需求的主力老年人，多由70后子女照护，家庭内部尚有兄弟姐妹分担。但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80后逐渐步入照护主力期，“其家庭内部无可调用的亲属资源，市场化陪诊服务势必将从‘可选’走向‘刚需’”。

郑海涛也说到一个温暖案例。

有位陪诊师服务独居老人后，在外地的老人儿子提出额外请求，能不能每周上门一趟，陪老爷子聊聊天，推他出去遛个弯，“有的客户为表达感谢，还会给我们送菜。”

这种被需要、被尊重的感觉，是郑海涛坚持下去的理由。有医生见她面熟后也会主动聊天，“跟陪诊师沟通顺畅，能节约很多医患沟通成本。”

身份模糊，陪诊师们也担心风险

郑海涛和团队负责人李云飞都是从幼儿教育行业转行而来。偶然接触到陪诊后，她们的直觉判断是，这很可能是未来的刚需。

团队很快拉了起来，既做服务，也做培训。团队成员八成是女性，年龄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入行前多是宝妈、保险规划师或健康管理师。李云飞会推荐零基础学员先参加培训，结业后拿到两个证书。但她坦言，“国家目前没有统一的陪诊师资格认证，这些证书更像是一种培训证明。”

事实上，地方层面的探索早已先行。浙江省卫生健康综合保障中心从2023年便启动陪诊师考核与发证工作，截至目前已发证近9000人，还出版了系统培训教程，内容涵盖陪诊师的职业认知、专业素养与职业道德、沟通技巧与客户服务等模块。然而，这些地方性证书在缺乏全国统一认证体系的背景下，通用性还是显得不足。

这个问题也悬在郑海涛心里。她很少主动对医生表明自己是陪诊师。“我觉得和医生说我是陪诊师，对我们的服务没有帮助。我一般就说我是家属或者朋友，只有涉及越权的事，比如被当作家属需要替病人签字时，我们才会表明身份。”

陪诊服务直面病患，过程中难免遭遇突发状况。在行业统一规范缺位的情况下，为有效管控风险，郑海涛主动摸索出一套内部规则。服务开始前，双方须签订合同，不仅明确禁止陪诊师从事诊疗、代签字、代付费等行为，还详细规定了紧急情况的处置流程与应急预案。例如，若服务对象晕倒，陪诊师会先保护现场、疏散人群，并通过询问判断其状态；事发在医院内则立即呼叫医务人员，在院外则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同步联系紧急联系人。

此外，公司还为陪诊师购买保险，保障范围覆盖陪诊师与服务对象双方，希冀为这场“临时照护”构筑起风险屏障。

国标即将落地，但职业身份仍待确认

这些个体层面的探索，在郑海涛和同行看来，还是不够的，他们的身份依然尴尬。

对郑海涛和李云飞来说，陪诊师首个国标的出现是一个期待已久的信号。“对行业是个利好的信号。”

但距离真正的“身份合法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标目前只是推荐性标准，约束力有限，后续仍需配套制度跟进。

周明海研究员说，陪诊师目前未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也没有国家统一资格认证，“由此导致法律身份模糊、社会信任成本高企、服务质量良莠不齐。”

在他看来，新国标标志着陪诊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入了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它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了服务提供者、服务流程、服务质量等基本要求，并划清了陪诊服务的‘可为’与‘不可为’边界。”

周明海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将陪诊师纳入法定职业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服务规范和准入门槛，并强制推行全行业责任保险，以系统性制度供给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责编：姚昕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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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