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中:理解“我”,认识“人”,话题中的凌宇先生

    2026-09-05 15:07:47

文|张永中

学界上的人都知道,要谈沈从文,话题里是绕不开凌宇的。这话,反过来也是。

我与凌宇先生结识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正是沈从文研究起步转热的时候。我把我与他的关系,都写在《7月5日,去看凌宇》一文里了。现在我把它重新引录如下:

7月5日才去看望凌宇先生,这比我原计划的时间推迟了快两个星期。

与谢伟民老师在“熬吧”喝茶,突然间讲到了凌宇。当然这话题是从王瑶先生开始的。那几天,一众弟子正在做一个关于王瑶的学术纪念活动。我的这位亦师亦友的谢老师,就是王瑶的弟子。凌宇算是他的同门师兄。

电话打过去了,铃响了一阵,反复着的是一段舒服的旋律。没人接。我们正在想,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凌宇的号码可能换了。我们彼此校对了一下号码。没错。电话就回来了。

右起,沈虎雏、凌宇、沈龙朱、张之佩、张永中。​

“张永中嘛,我在住院。”他叫人名字,从来不省略那个姓,总是很正式,连名带姓,很学术味。印象中,凡是老师叫学生,都是这个口气。这和他做人、做学问一样,很端正。我们问他在哪个医院、哪个病室,准备去看他。听起来,他那边不太方便,有护士在帮着回答,没讲几句,就挂了。从他女婿那边才确认下来,人民医院住院楼23楼2号病房。我们商量着去看望他。

当时,我正在办退休手续,便拖宕了几天,谢老师先去了。我的事办消停后,准备去的时候,先打电话给谢老师,问了一下情况。谢说,他去看他的第二天,就准备出院了,又说凌宇先生知道我要去看他。没能去医院看他,心里就欠下来了。接着又是连续几天的大暴雨。去看他的承诺,便一直拖到7月5日这一天。我决定去他家里。

雨后的大晴,天蓝得没挂一丝云。从湘江边吹起的轻风,在女贞、香樟树叶上闪动着油蜡色的光。点缀在重绿里的荚竹桃花,初放的木芙蓉、紫薇,接替着重瓣木槿的淡红。凌宇先生家就在香樟掩映的二楼。是先生夫人——张老师开的门,然后她把我引进一间开了空调的房间。

半躺在高背皮靠椅子上的凌宇先生,并没坐起来,只是欠身朝我打招呼,示意我坐到他边上的另一张椅子上。

尽管做了思想准备,眼前的他,仍然是出乎想象的虚弱。“就是化疗搞拐场了”,他用湘西里耶话对我说,右手拍了拍左下腹,“是什么中分化壶腹部腺癌,很怪的一个名字。”他的意思是,一个小毛病就把他搞成这个样子,很不服气。书桌是临窗的,一张墨渍点点的小毡子布,一个笔筒,几支小楷毛笔插着。展示给我的,是他生病前的生活,每天写一张小毛笔字。书,看不动了。说着,把桌子上一本试印的、酒红壳面的线装书递给我。这是他近十年所写的诗词、文赋、楹联蒐成的一个小集,取名《醉晚晴》,拓印的是“松雅书馆”朱文印。翻开扉页,是先生签署的直排“永中兄雅X”和另起直排的“凌宇”(朱文印)。“X”当时没认出来,后悄悄请教行家,才认出是个“玩”字。这些诗词、文赋,一部分我在微信上得以赏析过,有的还被地方上刻成了碑石。他提醒我,注意拓印在书里的一些手稿。他的小楷,不钟不王,是独立的个体,很舒服,很漂亮。我用了“漂亮”这个词。我手头有几幅他写的字。一次,在北京开会,有人讨论发言时间过长,我见他在一张A4纸上把一整篇《岳阳楼记》默写出来了。我当即想要拿走它,他说,这个不好,下次专门用宣纸给我写。后来,就有了几次“下次”,我得了他几幅字。

凌宇夫妇(前右)、谢伟民夫妇(后)及作者夫妇。​

这次的话题谈到文学、写作,是从我顺手递给他的、我新近出的一个小册子《故乡人》开始的。他说:“我知道你最近在写一些东西。散文,主要还是靠阅历和情感。这个都有了,就能拿得住。”他把脸贴近书,翻了几页。只是这么轻淡几句。说到沈从文、沈家的事。他精确地推算出虎雏去世的年龄,还提到《沈从文全集》后来补遗的四卷。也是淡淡的几句带过。讲到了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还有钱理群、赵园、吴福辉、陈平原、温儒敏几个名字。他说,那是一个时代,六十年,一个甲子。从1840年开始,到“五四”,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的话简约、概括,但他在说每一句话时都带着思考。他说,世事若有命数,世事就皆是命数。话题涉及生命,到了深广的边沿,煞住了。说到这些,他也是淡淡的,不带一丝伤感。他没有戴假牙,嘴巴明显枯瘪了。嘴一瘪,脸拉瘦了,眼睛就格外突了出来。说话时,仍然是炯炯地定着看人。这个是我熟悉的。我见过沈从文先生一张没戴假牙瘪嘴坐在藤椅上的照片。现在,凌宇就在眼前,眼前就是凌宇。我把这两行字打出来时,瞬间有点穿越。

这个世界太过于辽阔渺远,又太过于仓促逼仄。我们对抗不了时间,就像一片落叶对抗不了凋落,一块浮木对抗不了洪流。我们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却如掠过草尖、树梢上的轻风,是宛若不曾存在过的轻微,无声无息,无形无影。只有亲人、朋友,才是彼此参照、彼此印证的,一种互为存在的关系。再远一点的,终究苍茫无藉。

与凌宇先生际遇,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写这篇文字时,在“凌宇”后面是加上个“老师”还是“先生”,抑或直呼其名,我一直犹豫不决。我们从互不相识,到彼此认可的存在,前后也有三十多个年头了。在这三十来年里,这三种称呼,似乎都是合适的。称呼,代表着一种关系。称呼的转换,也代表着关系的转换、情感的迁变。

知道凌宇的名字,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他的名字是和另外一个人紧紧扣在一起的。他是公认的国内沈从文研究的开创者。他的名字和沈从文一起出现的时候,我是大一的中文生。那个时代,整部现代文学史,就是鲁、郭、茅、巴、老、曹。沈从文,只是流派中的一个名字。是凌宇与美国的金介甫博士“里应外合”,重新激活了沈从文这个名字,使其从边城走向世界。吊诡的是,他的导师王瑶是现代文学史的开宗人物,这对师生在一些观点认知上未必一致,但在王瑶手下,凌宇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这就是当年的北大。

毕了业的凌宇,没有留北京,选择了回湘教书。我真正称他为老师,是我在学校主持一个科研课题之后。我的课题是“当代湘西作家群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热已超过一百摄氏度。湘西文学,有了沈从文,更是在沸点以上了。当时就有孙健忠、汪承栋、石太瑞以及后来的蔡测海、颜家文一众。课题,当然对报职称有用,课题评审需要校外专家。我在湖南师大二里半,找到了凌宇家。不久,我就收到了挂号信。写在专家评审意见表里的,是细细密密的蓝墨水钢笔字。课题顺利过审。接着我得以参与由张兆和先生、汪曾祺先生做顾问的《沈从文全集》编辑工作。

全集编委会是由沈虎雏、凌宇,以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首大学的相关学者和出版社人员组成的。编辑原则极严格,凡作品必首选初印版。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极重的出差任务。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高校资料室,得一家一家地去拜访。有时,我们会在北京汇合。出版社的谢中一老师,是个“财务精算师”,差旅费抠得紧。北京招待所起底的宾馆,单铺都在十元以上。住不起,我们就选街道居委会下面的地下室。一次,我和凌宇老师就住在东单王府井校尉胡同湘西当地驻京的一个办事处的地下室。管理这个办事处的是一个凤凰的老同志朱一葵。听说我们是在编沈从文先生的书,后来又知道凌宇当时已经是大学教授,老朱很是感动,就自己掏钱请我们吃饭,还把几块钱的地下住宿费免掉了。

在编辑全集过程中,我叫他凌老师。后来,我调地方工作,还以基层代表的身份和凌宇出席了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年间,我们有着紧密的过从来往。每年去北京开会,会间休息,我们就相邀去北京通州万荷堂看黄永玉先生,或者先去西园北里看黄永厚先生,再去万荷堂。我们更喜欢去黄永厚先生那里,原因是黄永玉先生那里总是人来人往、高朋满座,我们与先生讲不上几句话,而在永厚先生这里,我们是主宾,是包场,不必正襟危坐。讲湘西话,有的带点膻(读“少”,少年的少,荤腥的意思),放肆开心。永厚先生是个读书人,字画、文章都好。当然,我们每次去,都大小能撸到一张字画。这个时候,凌宇就开心得像个小孩。

凌宇在湘西有一批“铁粉”,黄叶先生算一个。黄叶书法、诗词功夫好。他在当州文联主席时,修了一栋小办公楼,利用楼上平台建了一座茶阁,叫“文心楼”。盎栽盆植,移花莳竹,有闹中取静之雅。凌宇便是这里的常客。凌宇不喝酒,他的朋友却都是酒客。他喜欢看朋友们喝酒,听人家讲酒话。他的很多词赋、楹联都是借着朋友们的酒气熏出来的。他的诗词、文赋、楹联集,取名《醉晚晴》,我想,其中的“醉”字,肯定有黄叶先生的贡献。

说话间,我瞄了一眼手机,十一点半了。他看到我要走的样子,就说:“你走,还得上班哩。”我赶忙说:“我已经退休了。”他说:“真快。”我们约着回湘西,再到里耶老家住一段时间。他说,要等他胃口好了,把身体养壮点再回去。我们便此告辞。

凌宇先生一生从教,当过文学院院长、大小室所主任若干、各类评委,曾任几届全国人大代表,但他至今仍稳稳地站在现当代文学的学术前沿上。前两年,他把新出的一套四本《凌宇文集》签赠给我,淡绿色的书皮。这和我手头上刚拿到的、酒红色书皮的《醉晚晴》形成对照。一个安定,一个热烈,这正是凌宇先生。

这篇文章是2024年7月6日写的,后来在《湖南日报》的“新湖南”平台上发出来了。当时只听说凌宇先生病了,而且是一种什么癌,我和谢伟民老师都有点着急。后来,凌宇先生夫人张瑛老师纠正,说是一种名字奇怪的腺体癌,不致命,痛苦,却无大碍。之后,我们又约了几次小聚。

化疗甫停,身体稍一好转,他就迫不及待地回了湘西,并在老家里耶自建的“酉西山居”住了好些天。他平时就喜欢从城里回到乡下,种柑莳菊,邀约三两好友喝茶、赋诗、聊天。

这个“酉西”,让人想起了沈从文当年初入北京寄住过的“酉西会馆”。酉西山居,位于八面山(沈从文小说中的“八蛮山”)下,前方旷敞处是里耶秦简考古遗址,再往前就是酉水,也叫北河或白河。这条河,上通酉阳、重庆、湖北方向,下往隆头、保靖、王村、乌宿,到沅陵汇入沅水。里耶古镇沿酉水有一条河街,河街连着几个伸往水边的码头。码头上游一点,是连着河滩的一块大陂地,草茵茵的,有柳,叫柳坪。河边沙地上和人家园子里,产一种味道很甜的橘柚。讲到这柳坪,凌宇的眼睛会放光发亮,声音也高了八度。当年萧离先生带凌宇初见沈从文时,话题就是从里耶和酉水开始的。从此,这两个同在异乡的故乡人,总被这条河萦牵着。水边的人生和故事,总是湿湿的。康复后的这次故乡行,凌宇先生特邀了好友,也是王瑶门下学子的谢伟民师弟及其夫人。细心的谢老师还为此行做了记录,发到公众号上与我们共享了。

凌宇先生说过,他的沈从文研究充满偶然,成全他的是时代的因缘际会。八十年代初,为研究沈从文,他曾多次拜访沈从文。1984年,他还专门去沈家做了近二十天的对话访谈。后来,这成了他写《沈从文传》的第一手素材。像他这样一开始就亲炙于被研究者本尊的研究者,实属罕有。因此,就有声音质疑,他与沈从文关系这么近,是否会影响到他学术表达的公正性。沈从文先生也提醒凌宇先生,不要出于对家乡的感情,把沈先生的“习作成就,估计过高,对你不利”;而凌宇则认为他的沈从文研究,既是向一个作家的作品贴近,也是向一个灵魂的贴近。作为家乡人,他不否认这份情感牵绊,但他坚守了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

作为研究者,凌宇先生在这几个方面是无人企及的:一是对沈从文作品的重新发掘、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这是基础工作。二是从湘西民族区域文化,尤其是城—乡、苗—汉文化对照的视角对沈从文的研究。三是始终坚持按照沈从文先生本人提示的,不以“观点”“概念”为前提,一切“从欣赏出发”的切入方式。四是对沈从文的文学品质做了思想内涵的发掘和生命哲学的概括,焕发了沈从文作品民族“经典再造”的精神光亮。

特殊时期,沈从文研究由于论题的高敏性,亦给研究和研究者带来了麻烦。曾有人就此问凌宇后悔过没有,他回答说:“有什么后悔的呢?我觉得很光彩嘛,这一辈子就是做了沈从文研究这一件事嘛。”(张晓眉《凌宇教授专访》)凌宇以沈从文研究为主业,耗三十余年心血于一人,这已经不只是用热爱或责任之类来标称的事了,它实际上已经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灵魂的契合交融。凌宇先生曾对沈从文墓石上那句“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话中加引号的、没加引号的“我”和“人”,做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阐释,将普遍与特殊、整体与个别、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讲透了。他的这番解读,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所有沈从文研究者的解读中,最贴近沈从文的。

因缘际会,1998年夏,组织把我从吉首大学调派到凤凰县工作。在凤凰工作的十余年里,我利用工作之便,对沈从文故居、墓地做了一些保护性的修葺工作。凤凰县利用古城历史文化资源,借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诸先生的名声,开发文化旅游。沈从文故居、沈从文墓地成了国内外游客参观的热门景点。为方便观瞻,我组织有关部门对墓园区进行了适当扩展,重新规划整修了石径小道,增植了一些地方花木,疏浚了泉源,淘濯了水井,剥腐扪苔,让崖壁上前人留下来的刻石重新焕发光彩,又在适当处增立了几方石铭。其中有张兆和撰文记沈从文事、黄永玉书丹的《沈从文家书·后记》和黄永玉先生题写的“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石碑。凤凰作为沈从文先生的家乡,多次组织或接待过沈从文研究方面的活动。凌宇先生成了凤凰的常客,看来,他对家乡人为沈从文先生所做的一切是满意的。在我们的鼓动下,凌宇先生答应将他那篇倾注心血的《莺啼序》刻石立于沈从文先生墓园。选定地方,找来石材,由好友黄叶书丹,碑石很快立起来了。当年我在县长任上,大概是主事有功吧,凌宇先生坚持把我的名字也铭刻在纪事碑上了。

对于《莺啼序》这个作品,凌宇自己是很满意的。他在多种场合都讲到过它,并在正式出版时给它加了超长的注释。其间饱含着对沈从文及其夫人的深厚感情,概述了自己从事沈从文研究的心路历程。《莺啼序》成了他后期文学创作的代表作。

凌宇先生的沈从文研究,基于共同的区域文化背景的同理心态,却又克服了非理性的仰俯视角偏差,得益于其扎实的基础功力。从这一层说,凌宇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其实,凌宇的学识领域是深厚而寥廓的,他似乎也不愿意在自己的学人生涯中只贴上“沈从文研究专家”这单一标签。

在凌宇先生的学术书单上,除了沈从文研究的有关著述,还有他展露个人学识功力的部分,集中收于《凌宇文集》第四卷,包括:关于“湘军”文学的研究;《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即关于《三国演义》的新解读。集中的《古体诗文存稿》和一册古色清雅的《醉晚晴》,则是其性灵才情的逸出部分。他曾这样概括他的学术简历:现代文学(沈从文研究)是本业;当代及湖湘文学研究为客串;古典文学(《三国演义》等)是“偶然”;近期古诗词创作及书法则属逸情。

凌宇先生曾经讲过:“一个作家在他成为作家道路上的第一个阶段——最初进入文学创作之门,首先比拼的是才华;那么到第二阶段,仅仅靠才华是不行的,还要有知识、学养的积累;到了第三阶段也是最高阶段,那就要看一个人的人格、情怀。”(张森《学术传承与文人风骨》)“才华—学识—情怀—人格”,这无论在凌宇先生的研究还是创作中都实现了闭环。

随着年龄的日增,加之曾经历的病痛,凌宇先生的面目愈发显出冲淡平和。谁知道,这张平静的脸庞下,藏着怎样的热烫与澎湃?

(《书屋》2026年第9期)

责编:黄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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