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本期讲述人田新月，入职永州中院法警支队已经两年了。

两年时间，足够让一个人从“学什么专业”的自我介绍里走出来，找到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你在这个岗位上，到底在做什么？

我的回答是：站在这身警服赋予的职责里，做那个既守住程序、也看见人的人。

下面三个片段，来自两年里印象最深的时刻。

“水凉了，可以再倒一杯”

我第一次独自押解的女被告人，是一起过失犯罪案件的嫌疑人。她四十出头，从看守所被带出来时身体一直在发抖。不是冷——九月的永州气温三十多度——是恐惧。去法院的路上，她反复低声念叨：“会判多久？会不会判很久？”声音像是从喉咙缝隙里挤出来的。根据执法规范，我不能就案情作任何回应，我能做的，是观察她的状态。在候审区等待开庭的间隙，我注意到她的嘴唇干裂起皮——这是高度紧张状态下的脱水反应。我用一次性杯子倒了杯温水，递过去。她愣了一下，接过杯子却没喝，就那么捧着，一直到法警示意入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快到结束时，我估算着时间，去候审区把那杯早已凉透的水换掉，重新倒了一杯热的。庭审结束，她被带出来，路过茶几时，看见那杯冒着热气的水，端起来喝了一口。经过我身边，脚步顿了一下，嘴唇轻轻动了动，没出声，但我看懂了。

押解的职责是确保被告人安全到庭，但“安全”的内涵，不只包括防脱逃、防自伤，让一个处于极度恐惧中的人感受到基本的对待，同样是执法者应有的素养。一杯水，不在任何规定之内，也不在任何规定之外，它只是提醒我：程序是冷的，但执行程序的人不必是。

“条款的缝隙里，容得下一个年”

除了日常执勤，我还协助技术室承担暂予监外执行的医学审核工作。流程不复杂：初审病历资料，确认受理条件；符合的，带申请人到定点医院接受医学检查；医院出具结论后，对照标准复核，最后完成程序流转。

一个申请人的材料我一直记得，男性，五十三岁，高血压三级，很高危，合并左心室肥厚。家属提交的病历袋里夹了一张纸条，字迹歪歪扭扭：“求求你们，让他回家过个年。”病历资料初审通过后，我约好时间，带他去定点医院检查。在医院走廊，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深蓝色外套洗得泛白，身形瘦削，嘴唇发绀。从候诊椅到检查室门口，不到二十步的距离，他扶着墙歇了两次，他老伴跟在身后，想搀扶又不敢，两只手悬在半空，最后攥住了自己的衣角。做心脏彩超时，他躺在检查床上，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忽然问了一句：“家里的腊肉腌了没？”老伴顿了顿，说：“腌了，等你呢。”他没接话，嘴角动了一下。医院出具结论，符合保外就医的医学标准，我带着报告走完后续流程，完成那天，离除夕还有四天。

我至今不知道他有没有吃上那顿腊肉。但这件事让我想清楚了一个问题：法律没有给我放宽标准的权力，但我可以在不触碰红线的前提下，让符合条件的人不必被遗漏在缝隙里。严肃把关与审慎同情，本来就不矛盾。

“法官开庭前，她已经问过我一遍了”

法警工作中有一项不被外界注意的内容：庭审期间的值庭看管。听起来程序化——把人带到，站着，结束带走，但时间久了会发现，在庭审前后的那段时间里，被告人心理上最依赖的，有时候不是辩护人，而是旁边那个站着的法警。

一个年轻女孩，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她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别人走流水，不知道对方是诈骗团伙。案发后如实供述，被取保候审，庭审当天是自己来的。开庭前，她坐在候审区，头埋得很低，手指反复绞在一起，突然抬起头问我：“我会被当庭收监吗？”我看了一眼材料，取保期间表现良好，认罪态度诚恳，初犯、偶犯。但这话我不能说。我只回答了一句：“法院会依法作出判决。”她低下头，不说话了。隔了一会儿，我补了一句：“法官问你什么，如实回答就好，态度诚恳，比背法条有用。”她点了点头。庭审结束，她没有被收监，法警带她走出法庭时，她从我身边经过，停下来，说：“谢谢你刚才那句话。”我问她是哪句话，她说：“态度诚恳比背法条管用”。

这句话确实是我说的，不涉及案情，不构成法律意见，不在禁止之列。但在她紧张到快窒息的关口，这可能是唯一一句她能听进去的话。

值庭的职责是维护法庭秩序、防止被告人失控，但有时候，一个人最需要的不是被“看住”，而是被“看见”——看见她的紧张，看见她的悔意，看见她在面对审判时仍然是一个有尊严的个体。

三个片段讲完，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在这个岗位上，我到底在做什么？

两年过去，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是偶尔想起那杯换了两次的水，想起医院走廊里攥着衣角的那双手，想起候审区那句脱口而出的“如实回答”。这些瞬间都很小，小到当时在场的人或许只有我记得。但它们让我隐隐觉得，法治这件事，未必总是宏大的。它可能就是这些小事——在规则允许的范围里，让一个人不那么害怕，让一个家庭来得及过个年，让一个犯了错的年轻人知道，审判席前，她仍然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

青苗初发，其声清越。故事还长，我们慢慢讲。

作者：田新月

责编：严万达

一审：黄柳英

二审：严万达

三审：李寒露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