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陈先枢

金银首饰业和钱庄业是湖南老商号中两个经济实业较雄厚的行业。金银首饰业排在旧时长沙“金、钱、绸、纸”四大行业之首。清乾隆年间长沙街头就有专营金银首饰和珠宝的金银店。最早的首饰店是清乾隆年间江西人开于坡子街的余太华银楼。咸丰年间年间又有曾任两淮盐运使、加布政使衔的长沙富商黄冕在苏家巷口开设“永泰”金号。光绪年间有名的金店有江西人开设于红牌楼的“李文玉”金银首饰号等。民国6年(1917年)又有江西人在清泰街开设余天宝金号。同年，同福金号在常德府坪街开业,也为江西人所开。

从他们刊发在长沙《大公报》上的广告，可知其业务范围。广告称:“××街石库门面发兑条锭、叶金，加炼×字足赤，兼收各路荒矿砂金，选聘名师精造金银时款首饰、中西酒具、各种器物，承岂宝星徽章，镶嵌珠宝，镀金砝蓝，包金点翠，无不精益求精。”一时间长沙、常德等城繁华地段，金饰店鳞次栉比，一派珠光宝气。

1917年长沙大公报刊余天宝金号广告

1917年长沙大公报刊同福金号广告

民国时期湖南大中城市妇女和儿童爱着饰物，包括头饰、手饰、脚饰和服饰，妇女的首饰有耳环、戒指、手钏，富者以金、玉为质，穷者以银、铜为质。有钱人家的妇女别胸针、戴项链、缠丝带、系头巾者亦不少。儿童则不分男女，贫富均戴项圈、手钏、脚圈，高档为银质，低档为铜质，闪闪发光，摇拽有声，悦目动听。项圈吊牌上镌刻“长命百岁”或“南无阿弥陀佛”等吉祥字语。有的金银首饰店门前还挂有“四时恒满金银气，一室常凝珠宝光”的对联，吸引了不少殷实之家。

李文玉银饰品

饰品上的李文玉字样

据1922年《湖南生计志》“省城行业兴败调查”记载，当时长沙金银首饰店已有52户。多集中在坡子街至八角亭一带,故坡子街每年举行的火神庙会也要由这些殷实的金银首饰号支撑着,1927年火宫殿会董中有“李文玉”“余太华”之名,1938火宫殿会董中又有朱义新金银首饰号之名。

1928年红牌楼街景,左栋建筑为李文玉金号

这些商号不仅财力雄厚，更深度参与了地方民俗与公共事务的维系。火神庙会的兴盛，实赖于此般殷实商家的持续投入与社会责任感。从李文玉到朱义新，商号的更迭见证了长沙金银首饰业的繁荣轨迹，也折射出彼时商业资本与民间信仰、社区生活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共生关系。这种由商业力量支撑的文化景观，构成了近代长沙城市记忆中极具辨识度的一抹亮色，彰显了传统行会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特影响力。

长沙还有不少承接来料加工的首饰加工店。在白马巷一带挤满了打戒指、项链、镶嵌珠宝玉石的铺面和摊担，全都采用传统的手工技艺，其雕琢之精湛、纹饰之纤细令人叹为观止。

l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文玉”“余太华”“同丰”3家金饰店店主及员工合捐l万元慰劳前线战士，再度显示长沙金饰业在长沙实业界中的地位。1938年“文夕大火”，长沙金饰业损失惨重，“余太华”收藏的440颗汉印，顷刻间全部熔成了铜块和铁饼。仅此项损失就远远超过了所烧掉的金银首饰。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金融业的发达，旧金融业有3部分，即当铺、银号（票号）、钱庄。当铺、银号（票号）、钱庄，均以银钱作资本，获取高额利润。

当铺：历史较早，富者（或隐名官吏）聚资开设。各阶层人士需要现款时，可将实物交当铺，按价值打折扣贷以现款，订明期间，按当铺规定的利息计算。到期不赎回实物者作为死当（除续当、再当外，无申诉权），将实物拍卖，以偿还本息。各地经营范围不同，大概是古玩、珠宝、字画、衣物、用品等等都可，但主要对象是贫苦人民。他们三餐不继，不得已而为之。清代前期湖南典当业就十分繁盛，康熙三十一年(l692年)长沙始有当铺，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湖南有当铺l36家，到晚清光绪年间发展到201家，居全国第六位。其中大多数集中在省城长沙，且规模较大，资本雄厚。民国以后典当业日渐衰落。

银号（票号）：资金雄厚，经营者多为豪绅富商，其后台股东是不能见面的大小官吏，以不义之财投资获利。清朝捐官盛行，当官之后，本利必然多倍收回，掠取之款又投资于银号。多数买官者不是富翁，通过关系向银号借款，金额视官阶大小而定，上任后分期归还本息。数目巨大的，由银号派人担任官吏的账房，经管官吏的财务，监督借款本息的收回。另一方面，官吏外任，商品流通，南来北往，银号随之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进行调控，其对象主要在官吏与有联系的商人之间，与民间交往少，联系不密。

中国第一家票号是清嘉庆年间(1796—1820)，山西平遥富商雷履宽开设的“日升昌”票号。票号开设不久即在长沙设有分号，主营汇兑，兼营存款、放款，营业对象多为封建官僚、地主和一般商人。继山西票号之后，上海、云南、安徽票号也在长设有分号。同治二年(l863年)，长沙票号开始承汇湖南应解京饷、协饷、战争赔款和外债等，业务十分兴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票号上述汇款多由钱庄承汇而渐趋衰落。光绪三十一年(l905年)长沙尚存票号分号9家，以后由于银行兴起，竞争激烈，加之对官僚的放款不断发生倒账事件，票号亏损，各分号陆续从长沙撤走。

钱庄：是地方性的普遍性的商号，经营范围灵活、琐碎，与各行各业联系密切，相互依存，与官方联系较小。大、中、小型俱有，八仙飘海，各显神通，时盛时衰。晚清帝制崩溃，票号黄金时代一去不返，钱庄蓬勃发展。新兴的银行业由沿海城市向内地扩展之时，在长沙，银行与钱庄却鼎足对峙，优胜劣败之局未定。战火频繁，钱业似野草春风时起时落。

前清时期官办的吏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和票号的经营对象，主要是大小官吏、豪绅、北方大商人，资金虽然雄厚，但与本地工商业联系不深。土生土长的钱庄业，经营灵活，对全省各县和乡村联系密切，且兼亲带故。店型大、中、小，顾客上、中、下，经营手续简便，营业时间从早到晚，存款巨细兼收，放款灵活多样。元宝、纹银、铜板、铜线、纸币、银元互相兑换，便利流通。官商合办的湖南官钱局发行票币，钱庄用庄币代替硬币，流通各省。票号虽大，如去各县收购茶叶、山货、竹木等时，其款项还要经过钱庄调拨。

裕沅长钱庄是这一时期有名的钱庄，江西周扶久开办。周号称中南七省的大资本家。清朝规定报财产时，自报7000万两。他主要经营盐业、钱业，在扬州开设裕通和盐号，掌握盐票50张。每张盐票每次可运盐2000担，经营一次可获利三四千两。盐票转让可值万两。他运盐经销各省，分支机构遍布各地，有长沙裕沅长钱庄、益阳裕恒益钱庄、常德裕通恒钱庄、湘潭裕通沅钱庄，每店资金百万两。经营时不收存款，专营放款，其庄票（代替硬币）流动于各大城市以及湖南各县，在他有分店的地方，随时可以兑现。因此，票号汇兑还要通过他手，可谓称雄一时。

鸦片战争前，长沙有经营货币兑换和银钱存、放业务的钱号数十家，湘潭、衡阳、常德、芷江等地，亦有多家钱号。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在湘潭、长沙一带经营钱号、银号的江西客商相率返回原籍，钱业衰落。同治末(1874年)，湘籍官吏分布各地，其中不少拥有巨资，他们返回家乡后，有的投资经营庄钱业，以省城饶太和、多福、沈自福、杨广生等号最为著名。当时，民谚有“饶太和的钱，生生的盐”，极言饶太和钱庄的钱多。因经营银钱业有利可图，有的商号放弃原业转而专营钱庄。

钱庄除经营货币兑换外，主要经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有的还发行市票，铸造铅丝银。光绪中叶，湖南时和岁稔，藩库充实，厘金、善后两局每年余银数十万，钱商因其存款多而无息，争相与其交易。至清末，钱庄发展到100多家，大的如常子诚开设的裕孚钱庄，以及裕沅长、天申福等。业务的发展，需要相互联系，调剂余缺，乃群集于福禄宫，逐渐成为一个交易所。

福禄宫地处下坡子街，内有财神殿，塑立财神菩萨赵公明像一尊，前后戏台两座。20世纪50年代时神像、前坪和大殿仍在， 至80年代初，只存留石秤一方和光绪十四年（1888年）初及光绪二十四年、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2年，石碑2块，一块刻有100多家招牌，另一块刻着人名（钱庄沿袭下来的树碑刻名，每家店子入会要捐一笔会费，店员入会每人要出几块钱。入会后，刻名于石碑上，同时，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财神菩萨生日时，聚餐一次，不收钱，死后七月十五烧包一份）。20世纪90年代后福禄宫遗迹荡然无存。

清末湖南其他城市钱业也称兴盛，钱商获利者每积资巨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洋务局因征解赔款提尽厘金、善后两局存款，且为期甚迫，长沙钱庄一时周转不灵，破产倒闭或停业者有十多家。但湘潭仍有大小钱庄百余家，衡州、常德、益阳、安化、洪江、津市、芷江等地均有钱铺多家。

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开为商埠后，市场迅速发展，湘潭较大的钱庄多迁来长沙。宣统三年(1911年)起，湖南官钱局票币贬值，钱庄业乘机操纵汇价，获利更巨。

辛亥革命后，外国商人纷纷来长开设洋行（在河街一带），或者委托中国工商业者代理经销，触角遍及各县，较之清朝，规模日大一日。洋货输入，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在经济侵略的同时，他们乘军阀割据之机，各自支持各地军阀，导致军阀混战，战祸连年，民族工商业遭到摧残。民国元年(1912年)全省有钱庄374家。民国4年(1915年)底，全省有钱庄1210家，其中省会长沙112家。民国五六年间，长沙钱庄增至270余家。此时票号已经没落，银行虽已应时而兴，但信誉尚不及历史悠久的饯庄，钱庄业仍执商界之牛耳。

民国7年(1918)3月，湖南银行宣告倒闭，所发票币几乎变成废纸。当时钱庄所遭之损害，长沙犹能挣扎，外县已全失恃依。民国10年(1921年)，长沙钱庄减至42家，常德、醴陵、湘潭、衡阳、邵阳等地，钱庄停业倒闭情况更为严重。民国l8年(1929年)以后，政局稍定，钱庄业渐见复苏。民国23年(1934年)，全省有钱庄l56家，其中长沙86家。长沙钱庄多开设在坡子街一带，今（按，指本书出版之时）存有遗址者，仅“裕顺长”“鸿记”两家。

裕顺长钱庄伍厚德堂旧址

坡子街鸿记钱庄旧址（今无）

在经过激烈的实力竞争之后，长沙钱业座次排定，“春茂”“谦和”“裕顺长”“万裕隆”名列在前4名，号称“四大金刚”。尔后银行虽日益增多，并未取钱庄而代之，经过几起几落，直至1950年才完全由国营银行所取代。

民国时期，钱庄业务主要以放款盈利。放（贷）款方面，有短期信用放款（凭往来借据记账，按钱业公会每月初一、十五议价计息），到每年年底前发放定期放款，期限1—3个月，利息面议，到年底结清短期放款，平常时间长期放款也有，金额不大。

抵押放款，以仓库储存的实物（如谷子等）和不动产抵押，也有长期短期之分，金额较大。贴现放款，如甲店向乙店赊进商品，订明以后兑付货款，出具票据。乙店需要现款时，将甲店票据向钱庄贴现，扣除利息，获得现款。

汇兑方面，有电报汇兑、信汇、押汇和托收。押汇是运货提单向钱庄押借一笔款，由钱庄在目的地收回本息，顾客赎到提单再去提货。为了汇兑，大店子在上海、汉口驻庄，粤汉路通车后，在广州、香港驻庄。中等店子自己力量不够，委托大店子庄客代理汇兑业务，付以一定的庄费。

兑换是一项琐碎的业务，以小钱庄经营为主。当时流通是以银元为主，市面上流通各省各地的纸币、本省公私发行的纸币，以及以前留下来的银两、文丝银、铜板等等，这些都要换成银元。在银元上，又有外国、本国、破损之分，都需要兑换，价格天天不同。1927年时，武汉纸币只值银元16％，银元的烂板，最低只值70％。当时兵痞以烂板一元，购物五分钱，找钱九角五，敲诈商民，甚至行凶。小钱庄还买卖有价证券、股票，经销奖券、彩票，有的还兼营纸烟。

另外一项业务是收进各种废铜废银币，进行回炉提炼，化零为整，并贩卖黄金、白银。

综上所述，可见钱庄业务范围之广，财神殿交易所的职能作用越大了。1934年时，长沙钱庄只40多家，每天上午到财神殿做交易的人达100多个。大店子派三四个人，各管放款议息、汇兑汇率、兑换价格等各项业务。小店子只能派一个人参加，顾此失彼。参加交易的人是各店的经理、副理，上街先生（高级工人）。每天9点钟左右，各种行情议妥后，分头去各行各业，按此标准进行交易。下午4点钟以后，也有一点浮动价格，是各自交易的。

交易所还有一个特点，各行各业甲买乙的商品，乙买丙的商品，大多数不付现款。月初买货，月中兑款；16日买货，月底兑款，称为比期。一月两期，到月中和月底时，甲方应收进的货款，应付出的货款，委托某钱庄代收代付，并通知各方往来。各往来接到通知后，也委托某钱庄代收。钱庄接到通知，汇总之后，派人去有关钱庄问账，数目相符时，在对方账簿上填钱庄的牌名。各钱庄相互结算后，第二天到钱庄业公会核对，缺款户向多余户借款，以抵消差额，银根紧俏时，要拖三四天才能结清。

1938年“文夕大火”，长沙烧成一片焦土，钱业四分五散，又奔各方去了。

摘自《湖湘文库·湖南老商号》，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著：欧阳晓东、陈先枢

作者：陈先枢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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