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易君左

齐悦   《书屋》   2026-08-21 16:51:28

文/齐悦

易家钺,字君左,湖南汉寿人。家学渊源悠远深厚,祖父佩绅为咸丰、同治间名将及诗人,著有《函楼诗文抄》;父亲顺鼎是晚清著名诗人,才学为世人所重;叔父顺豫为儒林循吏,著有《琴思楼词》;姑母瑜为教育家,著有《湘影楼集》。一家三代均以诗文名,似宋代三苏世家。

易君左幼受庭训,饱读诗书,才思敏捷,少年时即有“三湘才子”之誉。1917年秋,易君左负笈东渡,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学。正是在日本,易君左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窗户,同时也收获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新知。他学习了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经济学原理、近代政治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而这些社会科学知识是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锁钥”,成为他日后学术研究的有力武器。

治学之余,革命、反帝的火焰也开始在易君左心中燃烧。有感于日本通讯社对中日新闻皆为片面宣传,为使国人了解真相,君左与李石岑、曾琦、唐有壬等发起组织华瀛通讯社。为避免日本警察的注意,他们采用地下工作的形式,秘密将通讯稿寄到国内,报道日本政治现状及其对中国的阴谋。

当留日学生听闻段祺瑞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易君左不屈不挠,频频集会游行,发表讲演,抗议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到日本警察的逮捕而被驱逐回国。

1918年秋,易君左转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就读。此时国内反帝爱国思潮风起云涌,留日学生的归国运动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相互激荡,最终催生了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中,北大文学院因陈独秀、胡适等知名教授的聚集而成为思想重镇,而易君左等进步青年的加入,也让原本相对沉寂的法学院展现出蓬勃的活力。

君左兴趣广泛,是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担任骨干成员;他还参加文学研究会,展现了文学领域的卓越才华。他不仅是早期写白话诗的先驱之一,而且在小说、散文、剧本、绘画等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他的油画作品《玉泉山》曾获蒋百里的赞赏,长篇白话诗《玉箫明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广受好评。

易君左与朱谦之、陈顾远等几位同学在校长蔡元培和教务长蒋梦麟的批准下创办《奋斗》旬刊,这是五四时期北大法学院的第一个革命刊物。

1920年1月4日,《奋斗》杂志正式出版发行,易君左在创刊号发表《奋斗主义》,呼吁青年摒弃懒惰享乐的人生态度,积极投身社会改造事业,构建以自我价值实现与社会贡献为核心的新人生观。该刊猛烈抨击军阀统治的腐败,批判传统文化糟粕,唤醒了大批有志青年。易君左等人还走上街头公开发售刊物、评论时政,很快招致当局打压,两次被捕,均经蔡元培保释才得以出狱,《奋斗》旬刊仅办三个月便被迫停刊。

尽管停刊令同人深感受挫,易君左却始终未改救国初心。他的目光转向家庭问题研究,继续以学术探索社会改造的路径,其“读书不忘救国”的精神,成为那个时代进步青年的生动缩影。

对知识青年而言,当救国理想在思想界激荡,日常生活中最困扰他们的就是爱情、婚姻和家庭问题。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病症本就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家庭改造亦为社会改造的起点。

1920年2月,易君左拉上罗敦伟、陈顾远等几位同窗好友,在北京大学首创家庭研究社,创办《家庭研究》月刊。他们一边引介西方现代家庭观念,一边向传统家族制度的沉疴开刀。知识青年注重理论与社会现实的结合,通过“读者来信”、社会调查等方式倾听青年们的身世遭遇,倡行社会改造,开启中国家庭研究之先河。

这份杂志一推出就洛阳纸贵,几乎每期都要加印。易君左和罗敦伟、郭梦良等执笔人,笔锋直指传统大家庭的核心痛点:批判父权家长制的压迫,呼吁男女社交公开,主张恋爱自由、离婚自由,还提出了儿童公育等构想。在当时,他们的观点不可谓不激进,甚至断定家庭制度本身与国家发展、个人解放存在根本冲突,提出要从根本上改造家庭制度。

这些言论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引起传统社会的一片哗然,他们斥责易君左“无君无父、无法无天,将要造乱了”。

易君左对此不为所动,又在《少年中国》杂志连发《难道这也应该学父亲吗?》《我对于“孝”的观念》等文章,把传统孝道里的糟粕批驳得淋漓尽致,时人无不感慨这批新青年“离经叛道”背后,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浪潮。

笔战之外,易君左和朋友们还把主张落到实处:他们和女高师学生合作,参与各校工读互助团,还创办了青年自立会,兴办生产事业,帮经济困难的青年摆脱家庭束缚、实现经济独立。

在北大期间,家庭研究是易君左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他系统翻译了一大批西方家庭社会学经典:社会学家查尔斯·爱尔华特的《社会学与近世社会问题》、埃尔西·泊松的《家庭》、人类学家查尔斯·刘托讷的《婚姻的进化》等著作,都是经他之手第一次系统引入国内。这些著作详细梳理了家庭的起源、历史演变、功能变迁,介绍了欧美婚姻制度、妇女地位、离婚制度的发展脉络,为中国的家庭改造提供了学理参照。

他还应梁启超、蒋百里主持的共学社邀请,撰写了《西洋家族制度研究》《西洋氏族制度研究》诸书,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书中,他把社会组织的演化划分为五个阶段:由种族的结合、氏族的结合、大家庭的结合到小家庭的结合,最终走向个人的结合——既维持社会公共秩序,又充分尊重个体自由。

他直言,欧美早已走完了大家族到小家庭的路,正在向个人本位的社会迈进,而中国至今还没挣脱大家族制度的桎梏。但他也敏锐地看到了变化:新思潮洗礼下的青年早已不满大家族的压制,稳健派主张学欧美推行小家庭制度,激进派则想要彻底推翻旧有家族制度。

易君左还和同乡罗敦伟合著《中国家庭问题》,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讨论本土家庭问题的专著,一出版就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畅销书,仅北大校园内就售出五百多本,后续再版次数之多,连当事人都难以确切统计。这本风靡一时的作品,把家庭改造的种子撒到了全国青年心中,也让易君左成了近代中国家庭革命领域当之无愧的先驱者。

易君左从中国典籍内容入手,对中国家长的权威进行深刻的控诉。他批判的矛头直指家族制度——在“家本位”的体系下,人沦为家的附属品,妇女成了男子的附属品,子女则成了父母的附属品。

在这套浸透于人伦日用的礼教中,家庭教育的核心无外乎“礼”,而个人社会化与身份认同的根基也深扎于此。三纲五常作为传统礼教的核心,在封建大家长的主导下,教育和宗法都围绕其展开,维系并支撑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然而,时移世易,旧秩序渐渐失衡,传统的纲常在裂变中的中国社会里,也难免摇摇欲坠。

易君左遂振臂高呼,要打破旧礼教、旧道德、旧伦理所盘踞的旧家庭;哪怕为了个人幸福,也要挣脱旧家庭的牢笼。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上发表《难道这也应该学父亲吗?》,旗帜鲜明地宣告他要走出父辈的牢笼,跳出家庭束缚,与旧制度、旧思想划清界限。

婚姻问题,正是家庭问题的核心,也是青年男女避不开的人生大事。易君左对此着墨最多——他从组织社团、接收读者来信,到耳闻目睹的身边事例中,深切感受到婚姻问题已如火烧眉毛:“我们组织家庭研究社以来,前后收到各处报告家庭苦痛的来函,以及家庭写真的稿件,总共至少在千件以上,平均十分之九是关于婚姻问题的。固然青年人本容易与婚姻两字发生关系,爱谈婚姻,可是其余未曾写信来报告的总亦在千百倍以上。”

当时婚姻问题的紧迫,源于传统婚姻观念与“无爱情不婚姻”这股现代潮流的碰撞。随着男女社交日渐开放,越来越多的青年生出真挚感情,可社会舆论和传统习俗常横插一杠,成为他们结合的障碍。与此同时,父母包办的无爱婚姻,则如火上浇油,加深了他们“有爱情却不能结婚”的痛苦。

因此,他认为,婚姻必须以“恋爱”为基础。结婚宣告两性恋爱的成立,是夫妇共同生活的起点。而恋爱之所以成立,“是根据于两性完全自由的、自动的意识之表现”。面对婚姻问题,要警惕任何可能妨碍男女自由意志的事务——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外人干扰。

他把当时流行的婚姻制度分为三种:一是两性自由结合;二是由男子向女子(或女子向男子)主动结合;三是命令女子向男子结合。在易看来,第一种婚姻制度与以恋爱为中心的男女结合观念相符,后两种则全是被动的。可“现在世界上所最普遍最流行的现象”,恰是后两种。在这两种制度中,“他们所以重视婚姻的心理,不过是为父母,为祖宗,为宗族;最高尚的也不过为儿子的兽欲。而他们所以重视的出发点,也决定想不到子女的同意上来,至于‘恋爱’两字,他们更不会入梦的”。

易君左深入探讨了中国的离婚现象,揭示其背后的四大驱动力:个人主义的盛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生活娱乐水准的提升以及都市化的集中。他主张男女双方应享有平等的离婚自由,坚决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离婚制度,也毫不客气地批判片面守贞的观念。只要一方有合理的离婚理由,就有权实施离婚,无须对方同意。他甚至直言:离婚率的上升,正是迈向新社会的快速步伐。

走得更远的是,易君左索性主张最终废除家庭制度。他鼓励女性走出家庭的围城,为社会贡献力量。为此,他积极倡导儿童公育制度。他设想:国家或社会团体依各地人口比例设置育儿公所。妇女怀孕期间及产后一个月,寄宿公所,由经验丰富的产婆和专业人员负责接生与看护,确保母婴安全。满月后,妇女便可回归职场,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则完全交给国家或其他公共团体。这样一来,女性得以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孩子也能得到良好的照料和教育……

易君左的惊世之语强烈撞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引发社会对家庭婚姻问题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探讨。他的家庭改造研究引起广大青年思想和情感的共鸣,为当时遭遇家庭问题的青年提供了心理慰藉和解决方案。“潮流一开,青年男女对旧家庭的反抗,就几乎遍了全国”,从旧礼教中解放出来的新青年再也不愿按照父辈意愿展开自己的人生,而是遵从内心选择,走上婚姻自由的道路。

晚年的易君左回忆平生时,对年轻时的激进言行不无反思。他认为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将传统礼教称为“吃人的礼教”,极大地刺激了青年群体的思想,推动了社会观念的转变。而“青年人的头脑是经不起刺激的,一经刺激,热情就冲荡起来,理智不能控制情感,迷恋自由扰乱了真理”,结果“思想和行为都有一部分失正常,象征‘旧道德已动摇、新道德未建立’的一个过渡时期的混乱”。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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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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