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陈先枢

老商号的兴衰始终是与商品市场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湖南老商号兴盛的历史背景首先要从省城长沙说起。长沙有完整资料可考的老商号形成于清代前中期，发展于清代后期，兴盛于民国时期。

一、清代前中期长沙商号的兴起

清代前中期，长沙已是中国南方的重要商埠，在长期的经营中各行各业都产生了许多名老商号。如顺治六年（1649年）创立的“玉和”酱园；清康熙六年（1667年）开设的“西协盛”药号；康熙十一年（1672年）开设的“鄢复兴”膏药店；康熙十五年（1676年）开设的“南协盛”药铺；乾隆四十年（1775年）开设的九芝堂药号；嘉庆元年（1796年）开设的“戴同兴”酒店；道光六年（1826年）开设的“三吉斋”南货号，以及康熙（1662—1722）年间开设的“董同兴”刀剪店、乾隆（1736——1795）年间开设的“清汉楼”香粉坊、嘉庆（1796—1820）年间开设的“吴大茂”针号等，都是闻名遐迩的名店。

西协盛金狮商标

清前期的这些名老商号以外地客商居多,如玉和、西协盛、九芝堂、戴同兴、三吉斋、吴大茂等,也有本土商号,如鄢复兴、董同兴、清汉楼等,他们都坚持以信誉第一，倡导“市不豫贾”，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经营风格。

咸同年间，大批外省客商进入长沙，从事贩运贸易，带动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产生，城内商业店铺激增。有经营高档商品的金银首饰店、绸缎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货店；金融市场、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商业店铺逐渐由集中于城西河边，向城内零星扩散。如苏州帮、南京帮在大西门正街开设协泰祥、聚锦祥绸缎店，开长沙绸布业之先；江西人在坡子街至红牌楼口开设余太华银楼和李文玉金号，开长沙金银首饰业之端。这一时期，外地人在长沙所开著名店铺还有：安徽人经营的詹彦文墨店、福建人经营的赖德隆烟丝店、江苏人经营的马明德堂酱肘店等。

湖南本地人开设的店铺也不乏驰名字号。如咸丰三年（1853年）长沙河西人胡自成开设于太平街的“利生”盐号，以销售食盐、茶油为主，兼营棉花、棉纱、桐油等，着重零售，辅以批发，因经营有道，货真价实，日售银千余两。

太平街“利生”盐号旧址

同年，宝庆（今邵阳）人杨长贤兄弟在太平街开设“杨隆泰”钉子铺，经营各种手工锻造铁钉、木屐钉、油鞋钉等。当时正值曾国藩在长沙练湘军，为营造船只，需要大量铁钉。“杨隆泰”开张逢时，生意兴隆，获利颇丰。随后杨氏家族、同乡纷纷来长开铁铸品店铺，至清末已增至9家，多为父子、兄弟独资经营，世代相传。又如同治元年（1862年）一刘姓手工业者在东牌楼开设“六合庵”蚊烟铺，其所产蚊香枝条均匀牢实，驱蚊力强，接火容易，气味芬芳，深受顾主欢迎，销路日广。刘乃收徒传艺陆续发展到20余人，年产蚊烟50万支，以致后来长沙城内“真六合庵”、“老六合庵”层出不穷，仿名者日盛。

二、光绪年间长沙商号的发展

到光绪年间（1875—1908），长沙商品市场更趋繁荣，绸布店、苏广杂货店、玉器店、木器店、美容店、风味食品店、茶馆、酒楼、南货店和比较高档的旅馆、浴池、照相馆等与日俱增。此时的商品流通没有区域限制，百货商品除麻线、纱带、罗布巾等手工业品外，大多数从江苏、上海、广州、北京等地进货，如苏州的绣品、花边、草席、绉纱包头、妇女装饰品；上海的镜箱、文具盒、首饰盒；扬州的座钟、胭脂、香粉；杭州的扇子、丝绸；广东的牙刷、筷子、算盘、玉器、镜子；北京的绒花、山东的料器、南京的缎带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前店后坊式的铺号在长沙仍占一定的比重。如光绪六年（1880年）曾德友在里仁坡开设的曾记锁店，以铸制铜锁闻名省城，自产自销，生意颇为兴隆。

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开埠，长沙商品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大批洋商、洋货涌入长沙，对长沙市场来了个阵痛式的冲击。清政府因势利导，实施振兴商业的政策，成立商部，制定商法，建立商会，开办商学，湖南巡抚亦大力推行，商品流通日益发展。据海关统计，宣统三年（1911年），湖南全省通过长沙、岳州两关输出输入贸易总值为1864.77万关平两（1000关平两折合1088.8两省平银），其中长沙关为1599.62万关平两，占85.8%，比1904年增长了5.14倍。

长沙开埠后湘江趸船

清末也是长沙城商贸零售业的大扩展时期，宣统三年（1911年）湖南调查局编印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记载，这一年订有商业条规的行业达83个。市内商业中心区开始形成，从太平街、药王街到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今黄兴南路育婴街口至苏家巷口一段）、南正街（今黄兴南路）、坡子街、臬后街连成一体，热闹非凡。

各行各业打破了新设店必须间隔“上七下八家”的陈规陋习，同行业中较大商户鳞次栉比的现象较为普遍，同业常集中在一条街上，形成了数十条商业街市，这既为招徕顾客，也有利于同行业的合作竞争。如粮行米厂集中在草潮门一带，油盐花纱号多设大西门，鞭炮土布庄分布在太平街，绸布店盘踞在八角亭，书局集中在南阳街，土果行主要设在下河街一带，衣庄以走马楼最为有名，皮货店多设在白马巷，油鞋店集中在化龙池，雨伞店以老照壁较集中，木器荟萃于皇仓街，铜器店聚集于铜铺街等。这些闻名全省的专业街，外地顾客都慕名来访，专往这些商业街采购或谈生意。

南阳街书市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埠后，长沙市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同年刊行的《东方杂志》所载《长沙开埠记事》一文记载，“华洋商民络绎而至，犹有许多少年子弟，喜着青色短装。”人们衣着的“长袍、马褂一贯制”开始发生动摇，裁缝匠也开始从家庭手工业中分离出来，进入商品生产领域。1911年长沙朱洪年从上海学艺回来，在粮道街开设服装“朱洪年内店”，不设门面,只接来料加工,制作西服，是为省内西服生产第一家。设有门面的成衣店也开始出现，衣店雇佣工人，既承接来料加工，也自制成衣出售，到清末长沙共有裁缝店49家，缝纫工人822人。照相也成为长沙人的时尚。照相技术自同治元年（1862年）传入长沙后，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沙的照相馆已发展到20多家。

三、民国时期长沙商号的兴盛

进入民国以后，长沙商业行业进一步扩展，据1922年1月5日《大公报》调查，在商会注册的行业达95个，比晚清时期增加13个，其中纯商业行业57个，占60%；饮食服务行业10个，占10.5%，产销结合的手工行业25个，占26.3%；其他如钱业、牙行业、典当业3个，占3.2%。店铺达3342户，其中户数较多的行业有：南货土果业181户，苏广杂货业136户，酒业186户，鞋业133户，烟业116户，衣业188户，药业133户，米业197户，木业137户，绸布业52户，茶馆业79户，面馆61户，丝线业71户，油盐业71户，旅馆业87户等。

这些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商业中心由沿河各地段继续分别向城内扩展，形成南北两大商业区。南部从大西门延伸到南正街、八角亭，再与药王街对接连成一大片，成为长沙百货荟萃之区。北部由中山路经北正街至湘春街，与通泰街、潮宗街纵横相接，形成长沙杂货繁盛之区。这也是长沙早期长沙、善化两县同城，分别经营的结果。清代后期已形成的专业商业街市，此时更趋繁华。坡子街毗邻批发商业地段，是河埠进入城中区的要道，钱庄、扇店、金银首饰店、铜器店、笔墨店、药材号在此处麇集；南正街是城区南北交通干线，南货店、餐饮店、刀剪店、烟店、颜料店、红纸店和茶庄等杂货商店甚多；具有现代气派的百货店、绸布店则大多数集中在八角亭一带。

1928年长沙司门口店铺

此后，经过北伐战争和湖南农民运动，长沙人民反帝反封建情绪高涨，洋货进口锐减。加上武汉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湖南亦发行金库券，长沙市场曾一度混乱。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街头一片白色恐怖，导致部分商店关门。正如《中国实业志》(湖南)所记当时长沙市况所说：“农产品不能出口，外货进口亦减，于是经济衰落，商场凋敝。”

1931年后，湖南政局暂趋稳定，长沙商贸又渐趋回升，到1933年商店增至12484家，比“商场凋蔽”的1929年的5510家增长1.27倍，平均每千户居民拥有商店31.5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位于中山路中段的国货陈列馆也在这时落成，于是中山路、北正街也连成一片，成为繁华的商业区。

1932年刚落成时的国货陈列馆

到1935年，长沙商业、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12个自然行业，14654户，其中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有157个自然行业，7754户，如广货店229户，洋货号233户，鞋店490户，纸张笔墨店137户，铜铁器店452户，绸布店155户等，全市共建立各种同业公会76个，长沙已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消费城市之一。商业各业都呈稳步上升之势。南门口、道门口、东庆街、小吴门、水风井、先锋厅、通泰街7处设有菜市场。文化娱乐市场也有相应发展，全市有电影院6家，京剧院7家，话剧院3家，花圃店36家，照相馆21家。抗日战争前夕，长沙市场进入全盛时期。

这时的著名商店，绸缎店有“天申福”“大盛”，百货店有“太平洋”“新世界”，南货店有“九如斋”“稻香村”，照相馆有“蓉光”“四明”，钟表眼镜店有“寸阴金”“亨得利”，中药店有“中华国药局”“四怡堂”，金银首饰店有“余太华”“李文玉”，鞋店有“美利长”“四明”，茶叶店有“吴中和”“詹恒大”，笔店有“彭三和”“桂禹声”等等。

稻香村南货店

著名饭店的菜肴有，南国酒家的粤菜，中央酒家的浙菜，又一村川菜馆的川菜，双品香酒家的湘菜，还有徐长兴、李合盛的教门菜，佛教居士林的斋菜等。风味小吃闻名的有：德园的包子，柳德芳的汤圆，双燕楼的馄饨，半雅亭的面粉，火宫殿的臭豆腐和姊妹团子等。

四、其他城市商号的发展历程

湘江流域以长沙为发展极,传统商埠还有衡阳和湘潭等。

1.衡阳

衡阳,明、清为衡州府治，清代并为衡阳和清泉两县治地。民国初合为衡阳县治。民国31年(1942年)由县析置市，直属省政府。清末，衡阳市场以农副产品和小手工业产品交易为主。农副产品多由牙行居间成交，光绪末年，有土纸、烟草、土果以及棉花、豆麦等行l6类37家；小手工业有铜器、铁器、钉鞋、木屐、角梳、雨伞、丝线、笔墨等上百户。曹两益伞铺，罗三元木器坊、廖信隆炮竹店的产品较为有名。经营棉布、棉丝、南货、丝烟等商品的以客帮居多,如闽帮的徐福兴丝烟店，赣帮的惠孚南货馆、至德厚染坊，安徽帮的詹有乾墨局、朱家瑞丝线店，均蜚声遐迩。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商务官报》载，当时衡州商业繁盛的街衢，在城内为铁炉门正街，以贩卖工业品的居多，每年约从汉口等地购进竹布l000余箱、洋布2000余捆以及日本、印度出产的棉丝等。另有外国杂货店二三家，经营钟表、石碱、香水、牙粉等。城外河街，以山货土产输出品的行栈为多，邻近各县产品经此输出的，每年约有：烟草4·4万余担，茶油l2-13万担，大米7-8万担，木材600万方，其他如茶、靛、纸及豆、麦、芝麻等杂粮，也为数不少。

在衡经商者多为赣籍，当时河街之万寿宫，即为赣商集会之所。自北伐战争后,赣帮客商所设之庄号店铺，大半收束，衡阳市面，顿形萧条。至民国15年(1926年)时，本帮商人，力谋发展市面，绸缎店铺．开设特多，一切门面，较昔似觉华美，但按诸实际，资本额达3万元者，极属少数。自长株铁路通车，江西生意，不经衡阳，改道湘潭；自潭宝公路通车，邵阳生意，亦不入衡阳而移湘潭。且祁阳市居民，活动于军界者甚多，富力实凌驾衡阳之上，设庄于长沙、汉口。凡此种种，均足以使衡阳商业萎缩。

2.湘潭

湘潭，南宋以后即为县治。湘潭地处湘中偏东，湘江、涟水流经其境，无礁石湍急之险，古驿道分五路通向毗邻县、省，为粤、桂往北方的古商道必经之地,明末即形成商埠。不仅湘东、湘南产品来此集散，粤、桂、滇、黔等省货物去西北者，亦多经“湘、沅”而聚集湘潭。尤其是药材交易繁盛，广西、广东、四川、安南(今越南)、印度输入的进口药材，各择便道运抵湘潭，再转销省内外，因而水运繁忙，轮舟络绎，自“杨梅洲至小东门岸，帆舣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

清初以后，江西吉安、临江、抚州三帮来城经商，因相互牵引，江西商人日渐增多，在经商户中十占其九。初营丝、布两业，继而以其原籍物产或技艺专长，专营一业，(如临江专药材，建昌专锡箔，吉安专食盐、钱庄)，逐渐经营茶油、瓷器、铅、蜡等商品。继后，苏浙丝绸、江南杂货、福建丝烟，晋、鲁、豫、陕、甘五省旃裘、汾酒、潞参、关角、甘革等均有输入；广东海产、葵扇亦以湘潭为一大销场，其银珠、玳瑁、化皮、安桂等珍贵物品，则以湘潭为枢纽，远销长江流域。广东槟榔果(海南岛出产)尤为湘潭所畅销，经加工成桂子、芦枝、石灰槟榔出售，其街市曾出现“五步一桌”“合面相向”的密集零售点。

这一时期，湘潭与广州之间，商务频繁，凡外国运来货物，广东上岸，必先集湘潭分运内地，出口丝、茶必先集湘潭再运广州“放洋”，陆路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10万人。到清嘉庆、道光年间，湘潭“城厢内外，市面大兴”，码头由明末10余处增至嘉庆37处，商市由八总扩至十九总，其十四至十七总为富商大贾萃集之区。每总积银几百万两。其十四至十七总为富商大贾萃集之区。每总积银几百万两。当时，傅伯达的笔、汪又盛的剪、柳泰盛的线，以及“君仁帽、清芝香粉、同仁锡器、元泰酱、祥华卷”均已闻名于市。

商贾分为闽、粤、苏、浙、湘、赣、豫7帮，赣、粤两帮资本最丰，营业收额达数百万。此时的湘潭富甲全省，有“金湘潭”之美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后，广州商务大部转移上海，商品改由海道北运，云、贵物产亦改经广西百色、柳州直达梧州，外运至香港再转沪、汉。咸丰八年(1858年)汉口开埠，北五省商品也改道由汉外运，湘潭转运贸易乃逐渐减少,但省内传统商业在湘潭仍有市场。

龙牌酱业作坊

湘省南北两大门户郴州和岳阳商业也较为发达。

3.郴州

郴州位于南岭北麓。自汉至清，均为州、郡、府治地，民国置县,是湖南省的“南大门”。

郴州“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商品运输，往南，拨夫、雇骡驮运；翻越骑田岭，至宜章；经章水船运或早挑骡驮至广东乐昌，换大船至韶州(今韶关)、佛山、广州；往北经郴水、耒水，顺流而汇湘江，至衡阳、湘潭、长沙，出洞庭而达汉口。郴州市场在海道未通之时，商贾云集，货物辐辏，颇一时之盛。

民国8年(1919年)长沙《大公报》载:“盐贩贩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焉，九十月间取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沿河一带设立大店、栈店数十间”，“城楚南一大冲会也”。湘南各县及湘东部分县的土特产品在此集散，粤盐和广货，亦在此中转运销。五口通商以后，“百货遂徙而之他。河街店栈，落落晨星，仅存数家，且有不能持久之势”。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开埠后，长汉直通轮船，昔日郴州过载运往广东的某些农副土特产品，改由水路运抵长沙，轮运汉口销售。民国元年(1912年)，郴县商会成立；民国8年(1919年)，商会成立维持国货会，并联合各界予6月18日在文庙召开国民大会，到会者3000余人，抵制日货，嗣后市场日趋扩展。及至民国l8年(1929年)，郴县有商店778家，从业人员2135人。

4.岳阳

岳阳在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为巴陵县，后历为州、府治地，民国2年(1913年)改名岳阳县。岳阳滨临洞庭湖，南连湘、资、沅、澧4水，北通长江，历为湘北物资吞吐的水陆码头。商品交易比较活跃。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有“三街六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辟为商埠后，海关设于离城l5华里的城陵矶。英、美等国外商先后在岳阳建立洋行，大量输入洋货。据海关统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汉口转运进口之洋货为7.89万关平两，至二十八年(1902年)增至49·9万关平两。洋货中以纱布、煤油、砂糖、颜料、五金等为大宗。

据1903年《湖南官报》409号载,城陵矶“以前异常寂寞，自设立洋船税关，生意顿盛。洋纱一项，尤为畅销。业此者现仅四五家，而每日所获，综计不下三四百万金”。经岳阳输出的农副产品，以桐油、谷米、茶叶、鲜鱼、药材、生牛皮等为大宗,庄号应运而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开埠后，沪、汉来货，可在江汉关领一港口，直达长沙。民国7年(1918年)，粤汉铁路长武段修成后，货物多改由铁路从汉口运往长沙，湘、资两水农副产品及矿产品，亦多由长沙集中输出省外，外商前往长沙开行者日多，岳阳市场渐次衰落。

资水流域的商业城市有邵阳和益阳等。

5.邵阳

邵阳位于湖南中部资水和邵水的汇合处。南朝陈置邵阳县，唐为邵州治，宋以后为宝庆府、路治。南宋年间，邵阳造纸、刻书业即已出现，市场上手工业产品亦多。明、清时代成为湖南三大书城(长沙、宝庆、茶陵)之一，雕版印书业，以清光绪二十四年(l898年)前后最为兴旺，县城有30余家，从事造纸、雕版、印书、经销书籍的共2000多人，产品行销甘肃、江西、云南、四川、贵州、两广等地。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宝庆南乡一带有钢坊20多家，年产大条钢约万余担，用作刀镰，坚韧锋利，行销长沙、汉口，远及河南、甘肃、山西、河北等省。制笔为家庭主要副业，以此营生者殆数万人。邵阳竹刻工艺，早在明末清初即有竹青刻，后又采用竹簧制成各种日用品和装饰品，雕刻山水人物、花鸟鱼虫，用红木或乌术与竹簧有机结合，色泽光滑，美似象牙。第一家竹刻店名“爱此君斋”，后又发展管弦室、正雅堂等l3家，从业者100多人，制作品种400多个。

清咸丰年间(1851—1861)，邵阳市场已有湘乡、新化、衡阳等县及江西、陕西、福建等省商业行帮。湘乡人主营绸缎布匹、南货、杂货，江西人多营药材、首饰，陕西人多营皮毛。清宣统年间(1909—1911)，城区有粮食、绸布、国药、生皮、熟皮、南货、盐业、钱铺、瓷铁、山货、估衣、杂货、烟酒、毛板、首饰、织布、染布、竹刻等行业工商户2000余家。岳州、长沙开商埠后，洋货渐次输入，金融活跃，市场趋向繁荣。

6.益阳

益阳位于资水下游，秦置县，元升州，明复县制，历为益阳县治地。资水自西向益阳东横贯市区。益阳出洞庭可达各大商埠，陆路通长沙、常德、湘西等地及桃江、安化、沅江、南县等县。清代，湖南商界有“金湘潭、银益阳”之称。乾隆时期，外地商人来益阳采购土特产品和运销手工用品的甚多。

清同治《益阳县志》载：“贸易则谷米竹木纸笋之属，本地所产，外客集焉，故多开充牙行，或自行零贩，次则属沽小肆，其余诸货，则皆苏杭闽广豫章诸省客商营运居奇于此。”迨至清末，牙行发展，宣统三年(1911年)《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记载：益阳有笋行、广货行、棕行、簟行、膏矾行、南竹行、酒行及油、盐、铁、纸、粮食、鱼、石灰、烟、枯饼、瓷器、水果、洋油、猪、布、煤炭、靛等共25行，ll7家。

到民国6年(1917年)，发展到211家，交易30余类商品，尤以竹木、粮食、鱼虾、锑品为盛。民国22年(1933年)，竹席、棉纱、绸布、玻璃、颜料、金银、瓷器、服装用品、南货糟熬、纸张笔墨等9大行业，其中以棉纱绸布、南货糟熬业为最。输出商品有茶叶、谷米、纸张、竹木、竹席、雨伞、皮蛋等，主要销往汉口、上海、天津、北平及西北各省。

沅水、澧水流域的古商城,亦即二水的口岸城市,有常德、津市和洪江。

7.常德

常德位于沅水下游，洞庭湖南湖西部。东汉时为武陵郡治，宋政和七年(111年)置常德军节度使，常德之名由此始，为历代县治、郡治、州治或府治的所在地。常德历为湘西重要门户，物资集散枢纽。外省商人亦来此经营，各擅一业。清乾隆十六年(175年)，商人按籍贯或同业关系，组织公所和会馆达16处。清咸丰十年(1860年)有牙行140余家。岳阳、长沙开埠后，外商大量输入煤油、食糖、颜料、卷烟及其他工业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常德辟为“寄港地”，进出口贸易增加，牙行普遍设立，以花、油、粮、木、药、山货等行为盛，干鲜果、柴炭、鱼、纸、猪、蛋、砖瓦、石灰、窑货等行次之。

民国6年(1917年)，全县牙行发展到238家。棉纱、匹头、百货、土布等批发商生意兴隆，有经营土布起家的富商李亨泰和蒋万新；有号称“棉纱大王”的戴荣庆纱号;有百万资财的大匹头商谦记绸布店。常德本地所产的谷、棉、鱼、豆、牛皮、皮箱、大布销贵州、四川、汉口、长沙及湘西一带。到民国25年(1936年)，牙行增至459家，为历史上户数最多的时期。

8.津市

津市地处澧水下游，洞庭湖西北岸，境内澧、澹、涔、道4水汇合，四周与澧县接壤。原属澧县，1950年设市(县级市)。津市港是省内6大内河港口之一，循澧水干流而西，可通上游各县；穿洞庭湖，与滨湖各县相联，并贯通湘、资、沅水各主要商埠；顺松滋、虎渡河达江汉平原，是澧水流域及湘鄂边区10余县水运交通枢纽。

明朝中叶津市市场初具规模。万历年间(1573——1620)，已是千户之聚。清代咸丰、同治年间(1851——l874)，同治八年《重修直隶澧州志·津市》载, 津市“街长七里零”，“舳舻蚁集，商贾云辏，连阁千重”。民国6年(1917年)有商铺723家，其中牙行47家，经营棉、油、糖、茶、烟、靛、纸、饼、丝、纱、炭、鱼、煤、柴、船、铁、山货、土果等l8类商品。

市面饮食业较多，著名的店铺有企园酒家等。企园酒家选料讲究，在制作上有滚、烂、淡、油薄的特点，应市菜目中以河鲜鱼虾见长。 较大的商户有益大正油行,丰年经营桐油近2万篓，每年获利近2万元左右。吉大祥绸庄经营棉纱、棉布和绞罗绸缎，有资本2万元，每年营业额30-40万元。

9.洪江

洪江古商城位于湘西雪峰山南面，沅水、巫水交汇处，东北与黔阳县接壤，西南与会同县毗连。宋、元、明、清，洪江属会同县，民国后期建洪江市，属第十行政督察区管辖。洪江居沅水上游，河面宽广，坞址繁多，为停泊船舶的天然港口。循沅水而下，可通常德、岳阳而至武汉。经湘黔、安桂(安江至桂林)公路，可达贵阳、桂林等地。洪江在清光绪年间，已有5府l8帮商人来此经营商市，成为湘西和湘黔桂边区的重要商埠。主要土特产品，如桐油、木材等皆集中于此，运经常德，销往汉口。3省边区所需工业品，如棉纱、布匹、绸缎、百货、食盐等，也首先输入此地，再行转销。

民国l8—19年(1929—1930年)最盛时期，每年输出贸易总额达2000余万元，输入贸易总额1000余万元。民国23年(1934年)，洪江有坐商238家，其中洪油庄7家，油盐南货号40家，绸布庄30家，木行l3家，瓷器号l2家，药材铺25家，衣庄ll家，苏广洋货号28家，粮食号行56家，纸张行6家，金银首饰号10家，以洪油庄、绸布庄、木行规模最大。行商营业额大大超过坐商之数。计木行500万元，布业1000万元。当时全市人口仅3．76万人，从事商业者多达1．3万人,且外地人居多。

市场上著名的商店源春酱园为福建人林安臣、江苏人蒋炳堂等创办，开业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该店注重产品质量，维护商店信誉，坚持薄利多销，因此，声名远扬，成为洪江酱食业之冠，产品销黔阳、靖县、绥宁、会同、怀化等县，并销往贵州铜仁、玉屏、三穗、锦屏、天柱一带，每年销售的各种酱油达10万公斤。洪江商会组织分13帮，即钱特帮、油帮、木帮、绸布帮、盐帮、药业帮、广货帮、南货帮、瓷业帮、粮食帮、首饰帮、纸帮、烟酒帮。

湘东边境贸易重镇主要是浏阳和醴陵。

10.浏阳

浏阳位于湖南东部，东南与醴陵市毗连。三国时，东吴分临湘(今长沙)置浏阳县，属长沙郡。清代属长沙府。全县农副土特产品丰富，以茶叶、茶油、生猪、苎麻、南竹为大宗。鞭炮、夏布、土布、土纸、菊花石雕等，曾驰名省内外。

明代，全县有塘田、桥头等8个小市场，开始生产苎布(夏布)和生料纸。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全县集镇增至17个。乾隆四年(1739年)，鞭炮制作技术传入，并开始生产熟料纸。县城商业称十帖十行，即屠、药、纸、染、面、油、烟、帽、酒、皮十行。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全县集市贸易相继发展，张家坊、文家市、韩家港、青草、枨冲、普迹、洞阳、高升桥等集市，已形成定期圩场。道光末年(1850年)，浏阳折表纸畅销外埠，进入汉口市场。同治十一年(1872年)，县城增加了茶行、鞭炮行。

其时，毗邻地区间贸易发展，铜鼓、万载、宜春、醴陵、平江等地部分农副土特产品，也经浏阳集散，每隔几里，便有几家茶铺、客栈、商店，全县大小集镇发展到72处。光绪年间(1875-1908)，鞭炮、夏布、土纸、豆豉、红茶等产品大量外销,涌现不少商号。光绪初年，浏阳鞭炮开始出口，如“保生东”号经营汕头庄，从港澳转口，运销南洋；“丰绥永”号经营汉口庄，从汉口转运上海出口。外销渠道打开后，洋行开始插手鞭炮贩运，“培德厚”爆庄最先就是通过广州洋行出口，稍后又自设“鼎元和”爆庄于香港，直销南洋，年销售量在一万箱左右，从此鞭炮有了洋庄交易。外地商人也竞相收购，产品一时供不应求，因而出现了专营收购鞭炮的坐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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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醴陵

醴陵位于湖南东部，北与浏阳县交界。历称“瓷城”。后汉立县，隶长沙郡。湘江支流渌江、泗水交汇境内，从东向西，流贯全境。陆路直达江西萍乡市和省内长沙、湘潭、株洲、浏阳、攸县、茶陵等地。历为湘东地区商品集散的重镇。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株萍铁路通车。

同年，熊希龄以出洋考察二等参赞官的身份，报请湖广总督端方批准，在醴陵成立官办湖南瓷业有限公司，并亲任第一任总经理。次年，釉下五彩细瓷问世，外埠客商入境购销的增多，瓷器贸易大增。与此同时夏布、鞭炮、茶叶、烟煤的输出量和日用工业品的输入量日增，各行各业相继发展，市场日趋兴旺。宣统二(1910年)，设立商会。其时，市区商业分本地、江西两帮，除红茶、夏布、土瓷、豆腐属本帮外，余如药材、南货、糕饼、豆豉、杂货、银楼、布匹、钱庄、典当各大业，均属江西帮。

随着粤汉铁路长(沙)武(汉)段通车，茶攸醴公路相继筑成后，醴陵商业发展加快。据《中国实业志》载，民国23年(1934年)，城区有商业行业l2个，店铺341家，以资金排名,油盐花纱业(46家)占商界首位；绸布业(58家)次之；土细瓷业(100家)居第三位。当时，著名的店铺有紫阳斋南货店，前店后坊，制作糕点，品种多、质量好；德裕福南货号，经营酒作、酱园、机制面条，为城区南货业首户；还有祥春源酒席馆、天然居旅社等。

至于株洲、娄底、怀化、吉首、永州等城市，虽古代已形成集镇,但发展为新兴中心城市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交通运输发展以后的事,在此以前虽已有不少商号，但鲜有驰名者。

摘自《湖湘文库·湖南老商号》，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著：欧阳晓东、陈先枢

作者：陈先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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