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景川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萧克将军与牧师薄复礼因命运交错在贵州大山中不期而遇，双方由最初的误会到互相理解、彼此配合，至最后依依惜别，最终演绎了一幕跨越国界仍互相牵挂、惺惺相惜的传奇情谊。如今，虽然他们都已作古，但他们在长征路上结下的珍贵友情却成了历史佳话。

1934年10月初，时任基督教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薄复礼及夫人露茜等，在安顺参加完贵州内地会为期一个月的《圣经》学习班及相关系列活动后返回镇远，途经黄平县旧州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时，与长征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不期而遇。

由于薄复礼夫妇是身份不明的外国人，所以当即被红军当作间谍扣留，并没收了所有财物。后经审问才知道，这位传教士叫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这是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上海内地会总部报到时别人为他取的中国名字。当时取名字的前辈告诉他，以“勃”的读音取“薄”字为姓，“复礼”二字出自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克己复礼”的名言，希望他为了实现心中的信仰，必须克制一切私欲，方成正果。

薄复礼出生于瑞士，年少时随父母移居英国。后受英国教会派遣，前来中国，被安排在边远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镇远、黄平、清平（今凯里）一带传教。对此，薄复礼在回忆录中写道：“1922年，我告别家乡，告别亲人，来到中国，到中国最穷的省份贵州工作。在贵州工作是很艰难的。这里没有可供车辆通过的大路，长途旅行都要靠双脚完成；这里极少见到欧洲同乡，他们一般不往这里来；这里强盗、土匪出没，抢劫时有发生，社会环境极不安定等等。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我却依然快乐如初。”

薄复礼夫妇被红军扣留后，即被带到马厩里过夜。当晚，薄复礼的妻子睡在一张木板拼起的床上，薄复礼勉强躺在滑竿的椅子上，四周都是横七竖八睡在潮湿地上的红军。当基本情况弄清后，红军如数归还了他们的财物，一个铜板也不少，这使薄复礼颇感意外与惊奇。红军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这使他心里升腾起活着的希望。

在这之前，红六军团从湘赣边界进入贵州后，困难重重。贵州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河谷纵横，红军一不小心就迷路淹没在深山老林中。红军转战其间用的是民国时期中学课本上的地图，32开本，只能看省会、县城、大市镇的大概位置和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没有战术上的价值，此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到一张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图。

红六军团占领黄平县旧州后，在旧州城里一座法国教堂中遇到了新西兰籍的传教士海曼夫妇，还意外地得到了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发黄的贵州地图，军团长萧克如获至宝。然而，地图上所标的地名不是中文，他看后一头雾水。很显然，如果不将此图译成中文，那么这张地图无异于一张废纸。谁能解这个燃眉之急呢？萧克获悉薄复礼懂多国语言，而且能讲简单的汉语，于是把他请到了指挥所。

薄复礼认真研究地图后，嘴里嘀嘀咕咕地读出了几个地名。他对萧克将军说，这是法文的地图。萧克喜出望外，连忙请他翻译。在萧克的指点下，薄复礼先把地图上通往江口、印江、松桃各县的重要山脉、河流、交通要道，以及城镇、村庄等的名称翻译出来，然后由萧克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由于薄复礼的汉语表达能力有限，很多汉字不会写，发音也不是很准确，因此翻译工作并不容易。

在马灯微弱的灯光下，两人一个口讲、一个手写，干了整整大半夜，直到窗外传来了此起彼伏的鸡叫声，两人才把最后一个地名注上了中文。这一晚，萧克对薄复礼的友好合作十分满意。后来，红六军团转战贵州黔东和进军湘西时，薄复礼翻译的这张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向导”作用。

此后，红军把薄复礼和海曼两位传教士的夫人及随行人员都放了，但薄复礼和海曼还是被留在了红六军团的队伍中。几十年后，萧克将军曾就此回忆道：“坦率地讲，这时我们还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员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就这样，薄复礼留了下来。”

这里说的“薄复礼留了下来”还有一段插曲。薄复礼跟随红军行军一段时间后，过的都是“较为平静”的生活。为此，他久静思动，策划了一场逃跑，因此被“判刑”18个月；而海曼是“胁从”，被判监禁1年后先期释放。这就是薄复礼必须在红军中待够18个月的原因。后来，薄复礼在回忆录中坦承，他那次“越狱”，不仅辜负了萧克将军对他渐渐产生的同情和信任，而且被斥为这次冒险行动的唆使者和煽动者。

薄复礼被迫随红六军团继续前进，虽然条件很艰苦，但他还是经常得到红军的优待：生病了，卫生员拿出极其稀缺的西药给他治病；走不动了，指挥员腾出马来让他骑；鞋坏了，战士们就把鞋脱下给他穿；还邀请他参加红军宿营时举办的各类文娱体育活动等。在漫漫的长征途中，薄复礼的态度有了友好的转变。

当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开始远征云南、北上川康时，军团部决定在离昆明不远的富民县释放薄复礼。萧克将军来到薄复礼身边，认真而慎重地对他宣布释放令。萧克说：“你应该知道，我们对待外国人是有原则的。你是瑞士公民，去年我在请你翻译地图的时候就对你说过，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鉴于你被扣押后态度端正，没有犯罪行为，我们决定明天释放你。”薄复礼听到这一消息，毫无心理准备，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脸上还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天晚上，部队在一个比较大的村子里宿营，萧克将军为薄复礼被释放举行晚宴。宴席很丰盛，特意摆上了湖南名菜红烧肉和贵州美食粉蒸肉。萧克将军还拿出了珍藏很久舍不得喝的茅台酒给客人们喝。薄复礼被请在中心的位置就座，陪同的人有投降红军的国民党将领，有从贵州毕节跟随红军长征的政坛名宿周素园老先生，还有红六军团政委王震、萧克将军的夫人等，可谓隆重至极。开席后，萧克将军首先祝贺薄复礼先生获得自由，并对他在这一年半中受到的惊扰表达了诚恳的歉意。同时希望他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残忍性，相逢一笑泯恩仇。据薄复礼日后回忆，这是他在中国十几年中吃过的一次最有中国味道、规格最高的晚宴，因此终生印象深刻。

第二天，也就是1936年4月12日，是个星期天，也是西方的复活节，薄复礼告别了逶迤西行长征的红军，也告别了长达18个月的艰苦行军跋涉，独自踏上了被内地会总部指定的回昆明分部的路途，结束了他传奇式的长征旅程。临行前，红军还慷慨地赠予他10块大洋，这令他喜出望外。算起来，他一共跟随红军长征560天，转战了贵州、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5个省，行程达9600多公里。

薄复礼离开红军到达昆明后，利用手中的大洋，使身体得到了有效的调理和恢复。为感谢红军，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感谢“被捕”，我们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了世间的一切。

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共勉负重。为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

被释放当年，薄复礼便偕妻子露茜回到了英国曼彻斯特。从此，他的经历在西方引起极大关注和震惊，大量西方记者在他重返英伦半岛时蜂拥而至。

在这段时间里，薄复礼不断被邀请到各地演讲，向无数关注中国命运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随后，他将对西方记者讲述的经历和在各地的演讲稿整理成一本长达12章、288页的英文回忆录《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于1936年8月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

《神灵之手》记述了薄复礼与红军从误会到相敬如宾的“不打不相识”的过程。这是一段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不同立场的思想火花碰撞、心灵交融的独特经历。它是被动参加红军长征、直接见证万里长征的外国人记述长征、讲述长征的纪实作品，因而更具史料价值。该书出版后，颇受关注和欢迎，同年12月又出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该书被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薄复礼的《神灵之手》早已向世界披露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一年多了。

1940年，正当中国人民在进行与长征一样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薄复礼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偕妻子又回到当年红二、红六军团带着他长征时经过的贵州盘县传教。1951年薄复礼与妻子被召回国前，他曾依恋地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凡是共产党像我所见到的红军，都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1952年，薄复礼和妻子转至老挝的巴色小镇生活。1967年，妻子露茜先他而去，他也垂垂老矣，便把与他一生相伴、最亲爱的人埋在了老挝这片土地上，之后他告老还乡，回到英国。

1974年，薄复礼出版第二本书《舵手》（The Guiding Hand），这是在第一本《神灵之手》的基础上（《神灵之手》仅写了被红军扣押的18个月），补充在这18个月之前他如何走上传教士之路，以及被释放后如何继续传教，直至晚年回到英国曼彻斯特终老的内容，也可以说是第一本《神灵之手》的修订版。

由于《神灵之手》当初被当作宗教作品看待，又无中文译本，所以在中国影响甚微。1985年夏，《神灵之手》偶然在山东省济南市广济院图书馆旧址被人发现。发现人、山东省博物馆严强与他人合作，将《神灵之手》翻译成中文，并将译稿送请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萧克，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等人审阅核实，姗姗来迟的中文版才揭开了《神灵之手》这本书的神秘面纱。1989年，该书以中文《神灵之手——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见闻录》为名，首先在《贵州文史丛刊》分4期全文连载。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萧克将军和薄复礼在长征中短暂的合作，给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薄复礼后来在回忆初见萧克将军的情形时写道：“我端详着面前的萧克将军，他约有二十五六岁，一副极标准的军人仪表，谈起话来温文尔雅，让人感到他有很好的文化教养，有渊博的知识，是一位可敬的年轻领导人。虽然我们之间历史背景不同，文化教养各异，一时间，彼此也无法理解，但我非常敬佩他。当时我想，凭他的文化教养就可知道，将军的家境是不错的，生活是安逸和舒适的，可是他为什么要抛弃这一切而去为被压迫的农民、为80％的穷人勇敢奋斗呢？毫无疑问，他这样做，不仅本人的风险极大，而且要累及家人及亲朋好友。后来我才知道，将军在青少年时代，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并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他确认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他为之奋斗，坚定不移。”

萧克将军也说过：“虽然时隔多年，但我念念不忘同薄复礼曾经的合作。因为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当年，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旧中国课本上的地图……没有战术上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薄复礼帮助译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为我们决定部队的行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新中国成立后，萧克将军一直惦记着这位曾帮助过红军的友人。1984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应邀来中国沿长征路访问并创作《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在访问萧克将军的过程中，两人多次谈到薄复礼。后通过索尔兹伯里不懈的努力，终于在英国曼彻斯特找到了这位已经88岁的瑞士老人，使萧克将军与他重新建立了联系。

为此，萧克将军感慨万千，惊叹于命运弄人，不同信仰的人竟在各自的心里共同保存了一段温暖的记忆。1984年秋，萧克将军出国访问途经法国，特意委托我驻法国大使馆外交人员想办法找到薄复礼。不久，使馆人员终于把将军的问候和牵挂带给了薄复礼。薄复礼同样也感慨万千，迅速给我驻法工作人员回信，请他们无论如何要转达他对萧克将军的问候。此后，他托英国白城电影公司来中国拍摄电影的辛格和格雷先生，把反映他生活近况的一盘录像带和他出版的两本书捎给了萧克将军。

后来，萧克将军特意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薄复礼，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萧克在信中深情写道：

薄复礼先生：

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五十年前你帮我翻译地图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情时，我欣然命笔告之。一九八四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还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萧克

一九八七年五月廿七日于北京

薄复礼见信后，激动不已，老泪纵横，异常欣慰。

1989年8月，当萧克将军的秘书张国琦先生翻译的《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也就是《舵手》的中文版）在解放军昆仑出版社出版时，82岁的萧克将军为这部书写了长达数千字的推介文章。这篇文章，全面回溯了长征路上和1984年之后他与薄复礼的交往，并赞颂薄复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此，薄复礼在中文版的《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自序中激动地写道：“（萧克将军）为拙作中文版作序，这当然是一件颇为荣耀的事情；在晚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文中，他对几十年前亲眼目睹的中国贫穷和落后面貌，还有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予了深刻同情和赞赏；同时对中国几十年来走过的独立自主道路和最终取得的伟大胜利发出由衷的赞叹：“亲爱的中国读者，这是我一生的简历，我把这些推荐给你，我相信你可以从中得到益处，帮助你成为你们伟大国家的一个更好的、更有用的公民。我看到有关你们国家的许多报道，我为你们的每一个进步而高兴。你们的国家在经受许多磨难之后，终于使人民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对那些政府要人，对学校学生及家人，我每天都在为他们祈祷。我相信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忘记自己私下的高兴而从帮助和热爱其他人中得到自己的满足。”

1990年，薄复礼身患癌症，已无力踏上旅途回到他眷恋的中国，与老朋友见面。同年，他在英国去世，享年93岁。

2008年10月24日，萧克将军在他当年率领红六军团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于贵州印江县木黄镇会师74周年的那一天，以102岁高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无疾而终。

如今，在贵州省黄平县旧州镇的教堂里，仍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着萧克与薄复礼90多年前在贵州苗乡和长征路上演绎的历史传奇与难忘情谊。

2007年8月，黄平县人民政府在教堂前竖立了薄复礼（勃沙特）塑像，这是祖籍贵州的著名雕塑家袁熙坤的杰作，体现了贵州革命老区各族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薄复礼的永远铭记与怀念！

摘自《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