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创始于唐代，兴盛于两宋时期，历经元、明、清各代的发展，始终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以培养“德行道义之士”为目标，逐步形成了“学以成人”“学做完人”“学做圣贤”的教育伦理精神。这一教育伦理精神不仅推动了宋明新儒学的发展，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时代背景下，批判性地继承与弘扬书院德育文化传统，既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能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借鉴。

书院以培养“德行道义之士”为基本的价值追求

宋明时期的书院既是适应“讲明道德”“化民成俗”现实需要的产物，也是宋明诸儒回应佛老挑战、复兴和光大儒家文化，进而推动中华学术文化不断发展的结晶。宋明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如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胡安国与胡宏父子、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王阳明等，或为书院的创办者，或为书院中的先生，并凭借书院教育成为中华思想大家或文化巨匠的杰出代表。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学或宋明新儒学的兴起，既是儒释道从鼎立走向融合的产物，也与书院的创办、人才的培养以及自由讲学风气的盛行密切相关。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书院通常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术环境相对宽松。除正统儒家学说外，其他各种学术亦可在书院中讲授研修，不同思想得以相互交流、切磋与辩难，从而推动了宋明新儒学内部各家学术理论的发展，濂洛关闽诸学派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等乡规民约、家风家训，以及面向儿童大众的“蒙学”读物竞相问世，使书院成为助推社会道德教化和整个社会文化文明发展的重要阵地。

书院教育注重义理学问的研究，目的是矫正读书只为科举的时弊，培养学生穷理尽性的求学品质，并将“学以成人”作为根本的价值追求。朱熹认为，书院讲学要传承先代教化，研习程颢、程颐与张载所探讨的义理来建立学问根基，二程与张载在书院讲授的是天人性命之道，绝非个人科考功名与私欲。书院以“明人伦”作为德育的基本要求，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以程朱理学为重要内容，辅以历史典籍，构建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德育课程体系，还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化、可操作的德育方法与制度。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提出：“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书院要成就传道济民的人才，必须重视道统的传承授受并以化民成俗为核心的价值追求，把内圣与外王，立德与立功立言有机地结合起来。

书院既是中华学术文化的教育教学机构，又是中华学术文化研究与创新的学术基地。书院与士人、学者、学术和学派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因书而生、因学而起的求道、悟道、思道和行道的密切关系，凸显了“耕读传家”“学以成人”“读书明理”等的意义和价值。书院教育坚守教书育人、传承文脉的使命，培育了无数栋梁之材，为中国宋至明清时期经济社会和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书院教育以“学以成人”“学做完人”和“学做圣贤”为育人传统

唐宋以来兴起的书院在积极继承、发扬儒家伦理文明的基础上，确立了“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与“育德为先”的教育理念，将以德育人作为教育目标，将道德品质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形成了完善的德育目标、德育课程、德育评价、德育制度等。

书院德育注重“成人教育”，将“学以成人”视为主要目标。张载提出，学者须“学所以为人”，成为真正的社会人和文明人。陆九渊也指出，学问的核心是明了做人的道理。书院道德教育通过立定志向与不断克服困难来磨炼学生的道德意志，进而在“明理”的基础上达到“躬行”，将内在德行转化为具体的外在道德实践。学以成人的重点在于切磋待人处世的伦理分寸，将礼教贯穿于起居、交往、交友的全过程。要求学生在行为不合“理”时从自身找原因，将不合“理”的念头消灭在萌芽状态；通过主敬来培养学生谨守礼法的态度、自我控制的能力以及专注如一的意志。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从多方面要求学生学会做人，以传统美德正确处理各类人伦关系，做到俯仰无愧。书院教育通过“经义斋”讲授儒家经典，培养“有器局，可任大事”的学生；通过“治事斋”培养治兵、治民等方面的人才，并注重培养学生的节操与义气。

书院德育注重“完人教育”，培养知情意行全面发展的人才，从“知”“情”“意”“行”四个维度培育道德品质，陶铸道德人格。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教规，要求从“学”到“行”逐步发展，不断提升道德境界；要在穷究义理的基础上，培养道德情感与意志，落实到道德实践中，做到言行合宜，同时培养正确的义利观，要求言行忠信，克制欲念，改过迁善，反躬自省。书院教育既考究经典义理，格物致知，又推崇本心体悟，修身立道，同时倡导辩证治学，求实求真，兼容通达，打破学派壁垒，摒弃门户之见，形成了兼容开放的优良学风。

书院德育注重“圣人教育”，将“学做圣贤”视为理想的价值追求。圣人不仅是能够“乐己行德”、将人性发展到“与天合一”境界的人，也是能够“道济天下”、对他人和社会具有发展完善价值的人。书院教育始终以“学做圣贤”为理想的价值目标。周敦颐指出，学做圣人的关键在于“无欲”。无欲才能使心达到“静虚动直”的状态。王阳明认为，“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心性合于天理，故而精神流贯、志气畅达。圣人并非高不可攀、不可学习；只要在良知上用功，知晓本体，便可成为圣人。他还提出“满街都是圣人”的命题，以激发学子成为圣人的愿望。朱熹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专门论及圣贤气象，认为学做圣人要以圣人为榜样，朝着明德亲民、尽善尽美的方向努力。书院教育通过典籍诵读，建立先贤圣儒的形象，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对先贤圣人产生尊崇，并以典籍学习为渠道，缩短学子与先贤之间的距离。

弘扬书院以德为先精神，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废书院，兴学校”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一个标志。近代以来的新式学堂和学校教育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分科教育和重视“声光电热”是学校不同于书院教育的显著之处。迄今为止的学校教育在培养振兴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人才方面有其重要的地位。当然，学校教育在其创办初期乃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书院教育多有漠视或排斥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何继承传统书院教育的精华以更好地振兴学校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新时代新征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内在地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吸收书院德育文化的合理因素，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弘扬书院“传道济民”的优良传统，有助于坚定新时代立德树人信念。古代书院大多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教育中既注重个人修养，也将个人发展与家国责任相结合，认为人生意义是在良好道德修养的基础上，结合美德与社会责任，实现理想抱负。书院将修身放在课程首位，要求学生自省检视言行、提升修养，同时在独处时做到慎独，自觉约束自身言行。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同样需要弘扬“传道济民”的价值目标与教育宗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育人方向，着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弘扬书院“以德性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的育人模式，有助于摒弃“重智育，轻德育”的功利性教育思想。书院从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明确道德教育的具体内涵，从治学为人、处事应世，到自律监督、端庄亲切，这些细致的规定表明书院的道德培养重力行，希望通过尊师益友、刻苦钻研等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逐步提高道德修养。书院注重“大德育”的教育思想有助于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道德人格，创造出“润物细无声”的德育效果。新时代立德树人亦需要将德育融入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政治信仰、道德修养和人格理想。

弘扬书院“成人教育”“完人教育”和“圣人教育”等精神品质有助于全面强化学生的成人成才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书院通过言传身教的启发式教学、自由开放的探讨式研究、“天人合一”的熏陶式教育等方式，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以实践“成人教育”“完人教育”理念。这对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理想具有参考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加强通识课程培养“全人关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氛围以及建立多元的人才评价机制等途径，使新时代“立德树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使教育培养人的活动走深走实，彻底告别冷漠的“半人教育”或“工具人教育”。

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古代书院“明人伦”“重德教”不可避免地带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我们必须对之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抛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我们要在深刻理解“两个结合”重大意义的基础上，挖掘中国书院立德树人传统，并将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人成长规律、教育发展规律有机结合起来，建设既扎根传统、又放眼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时代中国教育教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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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