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陈先枢

一、春秋战国：“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商号伴随商业而生,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早在春秋战国的楚国,湖南地区便具商品经济的雏形。据《史记》记载，湖南特别是长沙已成为楚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楚怀王时，齐国使者游说越王，称“长沙，楚之粟也”。农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农产品的交换，商业开始成为独立的行业。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商业是同农业、手工业同步发展的，其社会经济是一种早熟的商品经济。楚国商业发育较早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殷商时代，楚人便与殷商有密切的商业往来，人们从殷人最早使用海贝作为货币、楚人独用铜贝（称蚁鼻钱）的事实推测：楚人原先确是殷人的贸易伙伴，楚国也是我国早期商品经济和货币的策源地之一。因为海贝以及仿自外来海贝的蚁鼻钱，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产物。正由于贸易扩大，商品经济发展，于是才有了货币的发明。据《一统志》载，“楚铸钱处”就在长沙的铜官。周武王克商,继续与荆楚保持贸易关系，并封以子男的爵号。不仅如此，楚人还跟西南的越人、巴蜀人、滇人做生意，并通过他们与印度和南洋发生贸易关系，用缯帛的工艺品换取那里的货贝,大量运入殷周。

到了楚国时代，楚国更是具有明显的重商倾向，主要表现在：第一，鼓励跟各地发展贸易，重农而不抑商；第二，商人居四民之首，中原的“四民”按“士农工商”排列，而楚国却有“商农工贾”之称，“行曰商，坐曰贾”，商贾并列，而这只能归因于楚人对商业的重视及商贾在楚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的特殊地位；第三，国家、官府垄断工商业。楚怀王的弟弟鄂君昭阳，是楚国的大司马、柱国，同时又是一个大商人。他拥有一支陆路可带50乘车、水路可带l50艘船的商队。这支商队从鄂地出发，出汉水，经长沙，入耒水，南向鄙(今永兴)，抵洮阳(今广西全州)，水陆并进，无处不往，几乎可到达南国各地，进行商业贸易。

从国与国之间的商业贸易看，楚国与各诸侯国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楚国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不断地打开各国的商业通道。如晋楚虽为世仇，但商业往来却很频繁，以至出现了楚材晋用的情况。“楚材晋用”这个成语最初讲的是：蔡声子使晋过楚，令尹子木问他：“晋大夫与楚孰贤?”他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就说明，楚国的木材和皮革已远销三晋。

鄂君昭阳的商队曾由长江入洞庭，沿湘、资、沅、澧四水，到达湖南各地，而作为南楚重镇的长沙是商队进行商贸的重点地区。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已在长沙流行，这是商业发展的重要标志。考古材料证实，当时的长沙地区已使用货币，如蚁鼻钱、郢爰等楚国货币，在长沙楚墓中均有出土。郢爰是黄金货币，在楚国比蚁鼻钱更为通行，目前湖南发现的楚国黄金金币实物，虽只有湘乡椅子山74号战国墓一处，但长沙却发现出土了较多数量的泥质金币，如五里牌5号楚墓出土“郢爰”泥金钣，仰天湖2号楚墓出土了一枚方形贴金“郢爰”泥钣等。而砝码、天平等称量器的大量出土，则从侧面反映了长沙地区黄金货币的流行。因为天平、砝码，与称量黄金货币密切相关。据统计，长沙有100多座楚墓出土了砝码，少数墓内有天平出土。

楚墓出土的天平

城市的兴起，是商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楚国时期，湖南已出现不少城市，如澧水流域的古城冈城，沅水流域的黔中故城，湘江流域的罗子城、糜子城、长沙城等，这些“城”虽然大多为政治军事之用，但随着人口的增多，商品交易日益频繁，一些城逐渐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长沙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当时，长沙城已初具规模，表现在人口的聚居上。目前长沙地区已发掘春秋战国楚墓3000余座，这说明楚人已聚居长沙，而土著人口肯定更多；区内手工业发达，市井繁荣，已有较为集中的水井出现。l987—1988年，在长沙五一广场地下商场工地，发现古井l6个，其中战国水井4个。在其附近的中山商业大厦工地，也有战国水井发现，并发现一处陶器作坊遗址。水井的出现，与人口的聚居和商品的交易有着密切关系。管子曰：“处商必就市井。”古代“市”与“井”紧密相连，如此集中的水井显示着长沙城市商品市场的初步形成。

1962年和1963年，广东清远发现了两座墓葬，其中属春秋晚期的l号墓出土的Ⅱ式铜鼎为长沙楚墓常见形制，显系楚地传入。又在今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发现了古代游牧民的贵族墓，其年代相当于我国的战国时期，墓中出土了堪称标准楚式镜的四山镜和丝织刺绣物。其中丝织刺绣物的丝纤维、花纹风格(龙凤纹)以及刺绣工艺手法(锁绣)，都与长沙烈士公园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纹刺绣相同。这说明楚国的商品已远销到中亚乃至东欧了。1980年发掘的长沙市五里牌战国木槨墓，出土漆器15件，其中有剑鞘、木琴、漆奁盒、羽觞、漆虎子、木俑、漆卮、木梳、篦、木器座和木架座。漆器种类之多，说明长沙人在当时已普遍使用漆器，漆器的生产已有相当规模。长沙杨家湾所出土的羽觞上有圆形、三角形或方形戳印，沙湖桥19号墓出土的一件羽觞底部有漆书“某里×”。在其他地点出土的漆器也发现有形状、大小、文字完全相同的戳印。据推测，当时可能已出现较大规模的自产自销的漆器私营作坊。戳印的作用是标明生产地点和经营单位，已具备商号和商标的初步功能。

二、秦汉至六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汉书·贾山传》云:“秦为驰道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秦在湖南湘桂边界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秦代交通的发展,促进了湖南与南越诸国的商业往来。

灵渠

《史记·货殖列传》载: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当时全国商业普遍兴起，如关中地区，“多大贾”，邹鲁“好贾趋利”，楚越之地亦“多贾”，并已涌现出一批富商大贾，如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

可见，铁器由长沙供应南越，乃是汉初就已形成的历史传统，其渊源可上溯到楚国。汉武帝接纳了著名理财家桑弘羊的“农商并重”论，在全国实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政策。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是：官营商业和民间商业大为发展，而投机商业有所抑制。湖南地区的商业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兴起而发展的。湖南与各地的商业往来大为增加。

《汉书·两粤传》载，长沙国的铁器主要输往两粤，通过关市贸易，双方长期存在着密切的商贸往来。《汉书》载长沙国向南越国输出“马、牛、羊”等，更表明长沙国与南方各地贸易往来的密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有些木胎上烙有“成市草”“成市饱”“南乡口”等商号标志。据考证，“成市”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市，一部分漆器是从当时的巴蜀地区输入的。长沙西汉后期墓葬中，还有大量滑石器出土，而广州、南昌出土的滑石器(时间稍晚)，与之十分相似，很有可能是受长沙的影响而仿制的。另外，长沙汉墓中出土了不少玻璃器和精美的石珠，考古学界“估计有一部分是从南海诸国经由广州传入的”。由上可见，西汉湖南地区与外地的商业往来较前代更为广泛。

西汉五铢陶母范及五铢钱

到东汉，长沙商业更趋繁荣，加之交通发达，长沙已成为南接南越、北达江淮的水运中转港，与吴(今江苏苏州)、会稽(治今浙江绍兴)、豫章(治今江西南昌)、丹阳(今安徽当涂)并列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三国的东吴到东晋，直至南朝宋、齐、梁、陈，都以建康(西晋时称建业，今南京市)为首都，史称六朝。在这一时期长沙一直在六朝的势力范围之内。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在《与朝臣书》中曾这样说道：“江表惟闻长沙名，有好米，上风炊之，五里闻香。”并把长沙米与邺城附近的“新城梗稻”比较优劣。这表明，“长沙好米”在六朝之初就已外销于北方和中原地区。长沙米不仅质优，而且产量也大。萧梁时的庾肩吾在《谢湘东王赉米启》中很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情状。他说：“味重新城，香逾涝水，连舟入浦，似彦伯之南归；积地为山，疑马援之西至”,“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由此可见，六朝长沙地区的粮食产量相当大，粮食已大量外调，长沙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和供应地。

长沙晋墓曾出土陶制粮仓模型。这是与大土地所有制和庄园经济相联系的，反映着该时期的时代特色，代表着长沙地区在六朝时期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程度。封建庄园经济的盛行使六朝时期的商业也蒙上了一层封建色彩。由于大庄园主多系地方官吏，同时又兼做商人,巧取豪夺，以致六朝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商业——官僚商业，涌现了一批富埒王侯的大富商。

《宋书》载,他们“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蔚文章，飞不待翼”。六朝政府对贵族、官僚经商实际上采取的是纵容甚至优待的态度，在湘为官的经商者也就不乏其人。据《晋书》《南齐书》《陈书》记载：西晋著有《晋阳秋》的文化人孙盛在任长沙太守时，竟以家贫为口实．颇营资货；“东晋长沙郡公陶侃在任武昌太守时．“立夷市(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互市)于郡东，大收其利”；南齐柳世隆任湘州刺史时，“在州立邸(货栈)治生，为中丞庚呆之所奏”，但朝廷却“诏原不问”；陈朝湘州刺史华皎也“善营产业，湘州地多所出，所得并入朝廷，粮运竹木，委输甚众，至于油米脯菜之属，莫不营办”。

这些官僚贵族们非但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更兼权势在手，拥有大量劳动力，因此获利丰厚的大宗货物的贩运几乎为他们所垄断。不过，官商在当时冲淡了积聚已久的抑商风气，有利于商人们摈弃旧的职业自卑情绪，从而堂而皇之地经商逐利。

六朝政府在放任官僚贵族对商业垄断的同时，却放松了政府对商业的垄断，榷盐、榷酒被盐税、酒税所取代，政府较多地是通过“和市”来控制市场交易，满足封建统治集团的需要。南朝政府曾多次以“和市”方式进行大规模征购，官营商业应运而生。南齐永明六年(488年)湘州官府拿出库钱200万，大量收购米、布、蜡等农副产品。转销各地，既调节了物价，又充实了政府库存和财政收入，满足了多方面的需要。

无论是官僚商业还是政府和市，都说明湖南地区的商业，到魏晋南北朝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交通面貌已大为改观，用来运输粮食的大型船只大量出现，同时“荆城跨南楚之富”．有“丝绵布帛之饶”，诚如《宋书》所说,荆楚地区的丰富物产能“充轫八方”，“覆衣天下”。南朝时，湖南地区商品交换使用钱币，《隋书》有明确记载：“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杂以谷帛交易。”这说明长沙商业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隋唐五代：“三秦待此而饱，六军待此而强”

长沙地区粮食的大批外调，始于隋唐。到唐中叶，湖南已成为唐王朝的主要粮食供应地，每年都有大量的粮食北运，故《旧唐书·刘晏传》有这样的记载：“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 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 唐代长沙成为中国南方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换中心，沿江一带形成了一些集市，城内货肆行铺林立，初步形成了一座商业城市。唐大历三年(768年)，流寓长沙的大诗人杜甫写下了“茅斋定王城廓门，药物楚老渔商市”的诗句。说明唐代长沙城已有较为发达的集市。

集市的出现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明显标志。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必须依托于两大前提：一是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二是交通的改善。隋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人口增加，农业发展，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茶叶生产和技术有了新的发展，贸易频繁。手工业，以长沙窑为代表的釉下彩瓷器风靡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丝织业、矿冶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为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保证。

当时湖南对外商道较为便捷,沿湘江入洞庭，顺长江而下可达扬州、宁波等地；往北通中原的商道，即所谓“零桂之漕”的路线,即从长江进汉水、荆襄,迏中原；西通巴、蜀之路，多由长江而上，也可通过澧水和沅水的支流酉水，与巴蜀沟通；通岭南之路,一是通过汉水，从江西的江州、赣州，过大庾岭至广州；二是从巴陵、潭州逆湘江上,通过灵渠、漓水到达两广。唐王朝多次派人浚修年久淤塞的灵渠。《旧唐书·地理志》载,成通九年(869年)，桂州刺史孟威主持修灵渠，“以石为铧堤，虽四十里，植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于是“渠遂汹涌，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

唐代长沙驿运在汉代的基础上也有扩展，从杜甫“杜陵老翁秋缆船，扶病相识长沙驿”“他日临江待，长沙旧驿楼”等诗中可得到印证。交通的开通，促进了湖南和长沙商业的发展。当时的长沙已参与全国漕运大循环之中，商品物资源源不断外运。《元和郡县志》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唐中叶著名理财家刘晏担任盐铁转运使时，南至扬州，写信给宰相元载说：“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长乐，此安社稷之奇业也。”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湖南的商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唐前期，湖南地方官吏采取抑商政策，元和以前“旧法”规定：“虽年丰，贸易不许出境”。由于唐政府多次诏令各地开放市场，“有无须通，所在州县，不得闭籴”，元和末，崔宁任湖南观察使时，取消旧法，“在圃于民”，使商贾流通，促使了湖南商贸的发展，湘江一线涌现了一些地方性商业城市，如潭州、零陵、衡州等。《旧唐书·食货志》载,衡州的团茶，“自潇湘达于五岭，虽远至交趾之人，亦常食之”；连地处偏僻的永州也出现了“浪里争迎三蜀货，日中喧泊九江船”的繁荣景象。

长沙窑的陶瓷器更是远销世界各地。湖南地区闭塞的状态被打破了，长沙、岳阳等地成为“湘岭要冲”“百越、巴蜀、荆襄之会”。长沙窑瓷器上有关商业、商人的题诗，也能反映出当时长沙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人归千里去，心画一盔中，莫虚前途远,开航逐便风”，反映出商人开拓市场、千里奔走、一往无前的积极心态。另一首诗“小水通大河，山深鸟雀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则反映商人们四处贩运、寻找市场的顽强精神。在商品上直接做广告是长沙窑商的一大发明。陶瓷器上所书的文字除诗文、联 句、谚语、俗语、成语外，还有不少广告宣传文字。如朝鲜出土的长沙窑瓷壶上就书写有“卞家小口天下有名”“郑家小口天下第一”。以姓氏作商号的名称,可以说是湖南商号命名的最初形式。长沙还出土有釉下褐彩“陈家美春酒”题字壶，“陈家”即为商号，而“美春”即为商标。

长沙集市的出现，是当时商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日益增多的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只要有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就必然有市场的存在。长沙集市是随着商品的生产和交换逐渐繁盛而发展起来的，同时又促进了长沙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杜甫《发潭州》诗有“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之句；杜牧《送薛种游湖南》诗赞美“贾傅松醪酒，秋来美更香”。不少商人“出门结伙伴”，组成商队,“经营遍天下”。元稹《估客乐》诗中“求珠驾苍海，采玉上荆衡”的描述，这正是荆衡之间湖南广大地区商贸繁荣的极好写照。

五代时，马殷占据湖南，以潭州为都城．建立了楚国。《资治通鉴》载，马殷“土宇既广，乃养士息民”，在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的保境息民政策，同时奉行奖励农桑、发展茶叶、倡导纺织、重视商业贸易的经济政策。马楚利用湖南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中原和周边的商业贸易，采取免收关税等一系列重商政策，鼓励进出口贸易，招徕各国商人,开创湖南“招商引资”的先河。《十国春秋·楚武穆王世家》载：“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辏。”

为了便于发展境内外商业，马殷采纳大臣高郁的建议，铸造铅、铁钱，在境内流通。马氏执政仅50余年，光长沙市内就发现五代墓500余座，墓中出土有“天策府宝”和“乾封泉宝”等铁钱和铅钱。由于铅铁钱比较笨重，携带不便，商旅出境外贸易，大都“无所用钱”，往往在楚就地购买大量产品．然后远销各地。这样，就能用境内生产的多余产品，“易天下百货”，国家因此富饶。

马楚铸天策府宝铁钱

据《南唐书·楚国传》载,为发展茶叶贸易，马楚政权采取了“令民自造茶”“听民售茶北客”的宽松政策。马殷曾接受高郁的建议，让百姓自己制造茶叶“以通商旅”，而政府收取税收，每年收入“凡百万计”。同时，又利用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商业货栈——回图务，组织商人收购茶叶。《旧五代史·马殷传》载,茶商号“八床主人”，运往各商业销售点，转卖给中原地区的商人，换回战马和丝织品，获利甚厚，“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茶税成为马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八床主人”是至今所发现历史文献中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湖南商号名称,已有千余年历史。

由于马楚政权的重商政策．楚国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一方面，“富商大贾，布列在位”，是商人汇聚之区，不少商人担任了重要官职；另一方面，已出现纸币的雏形。《十国春秋》载：楚国“市肆以契券指垛交易”。“契券”即是一种交换媒介，“垛”指储存商货的库场。潭州已成为南方最大的茶市，城市化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宋代则有了大的飞跃，变成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

四、两宋时期：“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为世人所公认。在这一商品化浪潮中，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占有主导作用。而湘江之畔的长沙也位居先进城市之列，居民数量在20万以上。《元丰九域志》就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潭州(长沙)位列其中，其他5处是：汴京、京兆府(西安)、临安、福州、泉州。北宋诗人张祁在《渡湘江》诗中生动地描绘了长沙人户之繁，商业之盛：

春过潇湘渡，

真观八景图。

云藏岳麓寺，

江入洞庭湖。

晴日花争发，

丰年酒易酤。

长沙十万户,

游女似京都。

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崩溃，夜市的解禁，城市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商铺与居民杂处，面街而居。同时,宋代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的最后完成，经济得到开发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湖南成为宋代理学的策源地和全国的教育中心之一，湘籍学者周敦颐是为理学的先驱，北宋长沙岳麓书院和衡州石鼓书院名列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列。南宋时，湖南书院大兴，各地共有书院50余所，建制数目仅次于江西、两浙，长沙成为学者的中转地和聚集地，来长沙就读的学生更是无以数计，有“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之称。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带来了市井的极大繁华，长沙城内兴起了夜市、早市、庙市，经营各类商品的大小店铺、酒楼、饮食店、旅店以及金银钞引交易铺遍布城内大街小巷。宋代著名话本《碾玉观音》中有这样的描写：“不则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远了。就在潭州市里，讨一间房屋，出面招牌，写着‘行在崔侍诏碾玉生活。’”宋代长沙城的旅店风貌略见一斑。

宋代潭州市井中酒旗广告也算得上一景。唐宋诗词中有不少描述长沙酒旗的佳句，如唐李群玉《长沙春望寄涔阳故人》诗“依微水戍闻疏鼓，掩映河桥见酒旗”，宋范成大《泊湘江鱼口滩》诗“趁客卖鱼双浆急，沿江沽酒小旗寒”等。宋代词人王以宁在《水调歌头·裴公亭怀古》中所吟“人在子亭高处，下望长沙城廓，猎猎酒帘风”更把长沙城廓与猎猎酒旗融会在一起，与唐代诗人杜牧的“水村山郭酒旗风”有异曲同工之妙。裴公亭建在橘子洲头，元至元以后荡毁。从词人的绝唱里，我们可以想象宋代长沙城亦和南京、汴京等其他大都会一样，是一处酒店业特别发达的城市。业主旗帜高悬，竞相招引四方豪饮之士，酒旗在南风的吹拂下，猎猎作响，迁客骚人、市井百姓就饮餐桌，手捧流香四溢的酒杯，开怀畅饮，好一幅长沙的《清明上河图》。

与文化教育事业相关联的产业也迅速发展。如长沙的刻书业就盛行于书院兴旺之时，北宋长沙坊刻的《百家词》127卷保存至今。同时，服务于文教事业的造纸业、笔墨砚石业也盛极一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潭州城内已形成多处制墨业的集中地区。陆友《墨史》卷下载：宋代长沙多墨工，“州之大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巷。”尤以著名墨工胡景纯制造的胡氏墨“千金獭髓”最为有名。胡氏善取桐油烧烟，称“桐华烟”，用以制墨，质地坚薄，不求外表装饰，大者不过数寸，小者圆如铜钱，磨于砚中，光泽可鉴。画工极为珍爱，用以点睛，有“瞳子如点漆”之誉。其技艺世代家传，子孙多为墨工，兼为墨商,成为制墨世家。可见，潭州城不仅形成制墨一条巷，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名牌，“桐华烟”极有可能是胡氏墨庄的商号。

宋代长沙仍旧是南方著名的米市、茶市。当时，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位居全国前列。南宋叶适说：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民计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这就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宋代湖南境内基本上形成了以潭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故潭州有“湖岭一都会，西南更上游”之称。潭州湘江沿线还建有码头、驿馆、递铺，把潭州与各地沟通起来，诚如《入蜀记》所云“北来因鼎粟，南至山渠(灵渠)船”。还有供农民出售柴草和饲料的草市，“通货”“驿步”“草市”三门由此而得名，这是潭州交通便利的写照。

商业繁盛使商税大幅度增长。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宋代税收在2万贯以上的有71座大中城市，其商品销售税要占全国商税额的36％。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初，“闽、湘、广三市舶司抽贡及和买可得二百万缗”，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潭州是商税增长较快的城市和地区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岁收1万贯商税的城市共计204座，而潭州在州城及各县商税为9.2万贯，比成都的8．9万贯商税还要多。排在襄州、扬州、苏州、福州、广州之前，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在全国居第4位。潭州又是湖南地区商税最高的地区，仅酒税一项就达7.2万贯，其次是岳、鼎、澧州。

随着交通的拓展和经济的发展，两浙、闽、广一带的商人涌入湖南进行贩茶、贩盐、贩米，贸易日益增多。每到产茶时节，这些客商就“聚在山间，般(搬)贩私茶”。南宋范成大《骖鸾录》记载：潭州槠州市(今株洲市)，地当舟车来往之中，居民繁盛，“交易甚伙”。衡山南岳市，“环庙皆市区，江浙川广众货之所聚，生人所须无不有既”，商品交易十分活跃。潭州城内的商品贸易更为兴盛，铜器、茶、茶具及各种农副产品大量涌向市场。长沙茶叶研制精致，品位极高，宋代士大夫多把它作为珍品，并以此互相炫耀。

《宋稗类钞》称：“长沙造茶品极精致。工值之厚，轻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以相夸侈。”可见，这是一种附加值极高的茶叶珍品，产量不多，但却已销往全国各地。乐史《太平寰宇记·潭州》也印证了这一事实：长沙之南楠，其树如棠，楠采其芽谓之茶。湘人以四月摘杨桐，捣其汁，伴半而蒸，尤宜暑月饮之。《岳麓志》载,在溁湾市道旁的兴化寺，“门连城市(指潭州城)，车马骈填”，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宋会要辑稿·食货》又载,长沙城郊的乔口镇，是各地商旅必经之地，长沙的土产物货从这里源源不断输往各地。

当时潭州乃至湖南地区大宗的商品仍是茶叶和粮食。潭州是湖南地区产茶最多的州，《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有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湖南各州县产茶数，总数为l76万多斤，而潭州所属各县为l03万斤，约占总量的60％。

南宋著名理学家杨时、胡安国、胡宏、朱熹、张栻、陈傅良以及真德秀、魏了翁等人都先后来潭州讲学或任职，传学布道，促成了理学在湖南的兴起和迅速传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湖湘理学”，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名流。特别是朱熹、张栻在长沙会讲，在岳麓书院大张讲坛，教授学生，促进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并使理学传播中心由衡山转移到长沙。“湖湘理学”的兴起，对长沙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理学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讲“诚意正心”，“存天理，去人欲”。朱熹认为诚意正心是万事之本，诚就是实，意为心之所发，诚意正心的目的在于“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只有这样，才能摒弃人间贪婪的欲望，明是非，辨善恶，昭明天理，最终成就事业。尤为可贵的是，张栻对“义利之辨”作了新的阐发，他在《孟子说序》中认为：“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在。此义利之分也。”不像以往仅仅把“利”同所谓商贾货殖等同起来，而是以道德良心上的“无所为(欲)”和“有所为(欲)”区分义与利。这种思想对宋代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灭私欲，则天理明”的信条也成为商业道德的行为准则，即提倡以义求利，诚信无欺，买卖公平，货真价实，反对不正当竞争，以求得同业共同发展。长沙商业从此深受这种文化的熏陶。

摘自《湖湘文库·湖南老商号》，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著：欧阳晓东、陈先枢

作者：陈先枢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范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