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陈先枢

瞿同祖（1910—2008），字天贶，后改为天况。祖籍长沙县清泰都福临铺西冲（今属长沙县福临镇）。因与祖父瞿鸿禨同在庚戌年出生，故名同祖。瞿同祖为著名历史学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任职长达20年。20世纪70年代以后，先后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其治学，亦史学亦法学亦人类学亦政治学，纵横捭阖，自成一家。尤以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最负盛名，独步学林，堪与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辉映东西。但瞿同祖也是命途坎坷的学人，20世纪60年代克服种种困难回到祖国，却从此几乎与学术研究告别，他活到98岁，但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是在50岁以前完成的。直到晚年和去世后，他的著作才被作为沧海遗珠多次再版，人们才意识到这位“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学术成就的分量。

显赫家世

瞿同祖是晚清重臣瞿鸿禨之孙。瞿鸿禨家族是中国近代最显耀的世家之一。瞿鸿禨（1850—1918），字子玖，清同治进士。1897年升内阁学士，先后任省乡试考官及学政。中日甲午战争时，曾上四路进兵之策。以后深得慈禧太后赏识，先后出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外务部尚书，授大学士，是执掌晚清中枢的重要人物，被誉为“善化相国”。1906年参与策划预备立宪，任议政官制大臣。1907年瞿鸿禨开缺回到长沙后，在寿星街筑“超览楼”以居。辛亥革命后移居上海，因而刚出生不久的瞿同祖在上海长大。1918年，瞿鸿禨病逝，有诗稿4卷传世。熊希龄挽瞿鸿禨联云：

台鼎数耆英，海滨大老晨星少；

贞元开景远，陔下诸郎国器多。

瞿同祖的父亲瞿宣治（1887—1923）,号希马，瞿鸿禨次子，民国初年外交家,通法、英、德三国文字。民国之初,随使瑞士、荷兰。1923年自欧归国途中病故于马赛。惜英年早逝，不然也会大有作为。

右起：瞿鸿禨、瞿同祖、瞿宣颖、瞿鸿禨夫人

瞿同祖叔父瞿宣颖（1894—1973），字兑之，号蜕园，因出生于长沙泰安里蜕园，故号“蜕园”。瞿宣颖是瞿鸿禨幼子，在他八十年的岁月中，除了长沙故宅以外，主要居住地是上海和北京。在北京，他从13岁起进了京师译学馆，精通英文，并学习德文、法文；毕业后去上海读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毕业后再北上谋职。1920年，27岁的瞿宣颖进入北洋政府，历任北洋政府国史编纂处处长、国务院秘书长。“北伐”后任河北省政府秘书长。政务之余，先后执教于南开、燕京、清华、北师大诸校，讲授方志学，并参与中国营造学社、北平研究院等学术团体之活动，政学兼顾，著述颇多。此外还在天津、广州任教及北京研究院任编辑。著有《中国骈文概论》《汉魏六朝赋选》《古今名诗选》，有《补书堂诗》存世。其诗淡雅清丽，比兴恰当，流传一时。1946年归沪独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致力于整理校订古籍。“文革”中遭受迫害，直至1973年死于提篮桥狱中。

瞿宣颖（兑之）与同出生于长沙泰安里蜕园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是至交。1951年陈寅恪《寄瞿兌之》诗云：

独乐园花入梦秋，

诗筒惊喜见公休。

儿郎涑水空文藻，

家国沅湘总泪流。

此日人天无上策，

旧京宫苑有边愁。

论交三世今余几，

一别沧桑共白头。

1964年又《赠瞿兑之》四首，其一曰：

三世交亲并幸存，

海天愁思各销魂。

开元全盛谁还忆，

便忆贞元满泪痕。

诗中“三世”，一是瞿兑之祖父瞿元霖与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二是瞿兑之父亲瞿鸿禨与陈寅恪父亲陈三立，三是瞿兑之与陈寅恪，全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交亲”之处却在“家国沅湘”，即长沙也。

瞿鸿禨家族最早于明朝时居于善化（古长沙的一部分）之西街，洪武年间武卫百户伯福公开始迁至岳麓之西，到九世传至瞿仕美。瞿仕美一支便是长沙瞿氏家族的最早源头。瞿鸿禨祖父瞿岱，原名秀文，字镇东，号鲁青。乾隆四十六年（1781）生。咸丰三年（1853）卒。瞿岱少年天资禀赋，于绘画自学而成，后又得名师指点，绘画技艺日渐精湛。瞿岱“跌宕文洒，邈然有高世之志”，乐善好施，经常在冬夜“巡行里巷”，“见有贫家，辄委钱邮之，不令知也”，因此得到诸多美誉。郭嵩焘曾评价其“虽在贫贱，其气概尝加于一切功名富贵之上”。咸丰三年瞿岱去世，是时瞿鸿禨父亲瞿元霖“举于乡”，瞿鸿禨也出生有三年。

瞿鸿禨父亲瞿元霖，原名明纬，字仲望，号春皆，晚年自号天逸老人。嘉庆十九年（1814）生，光绪八年（1882）去世。丁酉科县学生员，庠名苍霖。咸丰元年（1850）辛亥恩科中举，后入刑部主事，覃恩加二级，诰授奉政大夫，诰封资政大夫。光绪年间去世后又晋封为光禄大夫。兵部左侍郎徐树铭曾评价瞿父“少卓荦负志气”，“不甘下人”。少“读书为儒”，不从于他人之俯仰。

瞿元霖的两位兄弟瞿元钧、瞿元灿都是以科甲出身，加官入仕。瞿元钧为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岁试县学生员。咸丰七年（1857）中式举人，保举教谕，加五品衔，诰授奉直大夫。瞿元钧是一位文史专家，熟知长沙掌故，他写的《水月林记》为两江总督李星沅在长沙的私家园林“芋园”留下珍贵的史料。瞿元灿则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县学生员，次年科试补廪。二十九年（1849）拔贡，中式举人，举衡山县学教谕，加同知衔，选授宁夏平罗县知县，后改省湖北，补授黄陂县知县，调署汉川枝江县知县，加运通衔，诰授朝议大夫。光绪十九年（1893）去世。瞿氏家族中以科第入仕，加官进爵者不乏其人。其中以瞿鸿禨父辈一族最为强盛，四子之中三子中举入仕，有“三子登科”之美誉。

学术历程

瞿同祖幼承庭训，打下牢固的国学根基。同祖是瞿鸿禨嫡孙，瞿鸿禨六十岁得孙，非常喜爱这位小孙子，当时写有“初得孙生适同庚戌六月”一诗以记此事：

六十衰翁两鬓丝，

居然老干见孙枝。

门庭顿有啼声壮，

畎亩应由旧德滋。

适喜悬弧与同物，

可能传砚及成时。

扶床早晚承欢笑，

待看牵衣挽白髭。

1911年，同祖随祖父母和全家迁居上海，瞿鸿禨亲自教授孙子，为其启蒙。除了让瞿同祖为《论语》断句，还以朱笔写正楷，让年幼的孙子在上面描摹。瞿同祖的叔父瞿宣颖（兑之）对这个侄子也关爱有加，常指点同祖读古文，给他讲汉赋，还教他历史。同祖在上海，在叔父的教导下读完小学。

1918年，祖父瞿鸿禨在上海去世。1924年，同祖随叔父瞿宣颖迁居北京，入读育英中学和汇文中学，并在家自修古文和历史。1930年，瞿同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吴文藻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瞿同祖与同门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皆生于狗年，四人被冰心戏称为“吴门四犬”。燕京求学期间，瞿同祖通读梅因《古代法》《早期的法律和习俗》，维诺格勒多夫《历史法学大纲》，马林诺斯基《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罗布森《文化及法律之成长》，哈特兰《原始法律》等历史法学派著作，叹服其渊博精深,开始有研究和撰述中国法律史的意图。

1934年，瞿同祖获燕京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周代封建社会》在《社会学界》第8 卷发表。同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吴文藻、杨开道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史。1936年，瞿同祖硕士毕业，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得金钥匙奖，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清华大学图书馆至今存有瞿同祖1937年的亲笔赠书，上书“西南联合大学惠存，著者敬赠。”该书由陶希圣和杨开道作序，极力推荐，很快成为了国内不少大学的指定参考书。罗隆基后来告诉瞿同祖，他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就是以这本书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但瞿同祖本人并不苟同，他自谦地说“20多岁写不出好书”。

1936年瞿同祖、赵曾玖摄于燕京大学

瞿同祖在燕京大学的最大收获是与赵曾玖相爱。1932年，赵曾玖从培华女中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年8月，两人喜结连理。赵曾玖的生世不为人知。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说：“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安徽人，他们之间讲话，不忘家乡音，一个湖南话，一个安徽话。”赵曾玖出生于号称“四代翰林”的书香门第，排行第九。从辈分上讲，赵朴初还是赵曾玖的侄孙。赵朴初虽然比瞿同祖年长，但每次来瞿家，见到赵曾玖总是先鞠躬，行侄孙礼，非常恭敬。

1941年瞿同祖与夫人赵曾玖及子女摄于北京

其实，瞿家和赵家也是世交，他们俩早在上海孩提时就认识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按照燕京大学规定，女生结婚后不可以住学校宿舍。瞿同祖就租住在槐树街，同院的还有翁独健夫妇。无独有偶，翁独健两口子也是燕京大学的，瞿家和翁家就成了世交，这在后来传为一段学林佳话。翁独健也是历史学家，早年以研究元史著称，代表作有《元田制考》《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等。据瞿泽祁讲，两家一直保持联系，翁独健的长女和瞿泽祁还是大学同学。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后，瞿同祖不愿做亡国奴，毅然放弃在北平唾手可得的工作，只身南下，历尽艰辛到达重庆。那时候，赵曾玖带着长女留在北平。儿子瞿泽祁出生后，瞿同祖还回来探望过，但不久又离开了北平。1943年，赵曾玖带着一双儿女坐火车到西安，又改乘大卡车、人力车，终于辗转抵达重庆与丈夫会合。1938年，瞿同祖在重庆任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调查处科员。

1939年瞿同祖抵昆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政经、法律三系讲师，分别开设“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法制史”三门课程，后任副教授、教授。1944年兼任西南联大讲师。在中国法制史课的准备和讲授过程中，大量阅读现存的古代法典、历代刑法志、“十通”，各种《会要》及有关古代法律著述，利用授课之余写成《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该书独辟蹊径，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书中涉及家族、婚姻、巫术及宗教，既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会史，成为学术界的开新之作。

他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该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1961年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书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成为研究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的必读参考书，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该书中、英文版均多次再版，堪称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赴美生涯

1945年春，瞿同祖经导师吴文藻推荐，应德裔美籍社会史学家魏特夫之邀，远赴美国做研究。他带着妻子儿女穿越驼峰航线抵达印度登船，然后取道菲律宾、澳大利亚到达旧金山。瞿泽祁回忆，那时候还没打完仗，坐的是武装运输舰，都是带炮的。

在纽约时，和瞿同祖常来往的都是日后在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如留在美国的杨联升、何炳棣，还有后来回国的老舍、罗常培等人。还有同住一楼的，当年瞿同祖住52号，王毓铨住51号，郑林庄住42号，芮沐住地下室。瞿家很快成为许多爱国华人学者的聚会之地，瞿泽祁回忆，老舍的50岁生日就在瞿家过的，还请来相声演员表演节目。有时候杨联升、何炳棣也来串门，和瞿泽祁在附近公园里打棒球。

当时有个同去美国的华人家庭，没过几年，他家的孩子和瞿泽祁交流时，就只能说英文了。和多数华人家庭不同，瞿同祖对这种现象非常不赞成，他经常教育孩子不要忘记中文。瞿泽祁说：到美国后，除非来了外国客人，不然的话，父亲在家从来不讲英文，就担心我和姐姐忘了中文，还经常拿着书给我们讲三国、水浒、封神榜的故事。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瞿同祖就让妻子带着儿女回国了。

瞿泽祁说，那时候我父母恨透了国民党，因为实在是腐败到家了，大家都觉得国民党倒台是好事。于是，1949年冬天，赵曾玖带着儿女坐“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先行回国，途经日本时，吴文藻夫妇还曾到码头迎接她们。

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当时只有十岁半，虽然会说中文，但一个中国字都不会写。瞿家与俞平伯家是世交，瞿泽祁便拜俞平伯为师，由俞平伯教他学习中文。谈及母亲1949年返回大陆的原因，瞿泽祁告诉记者，就是想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瞿同祖则想继续在美国完成他的研究计划，还有合同和债务等原因，没有随行，但谁又知道，这一分别就是15年。

瞿同祖在美国纽约，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研究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院研究员，从事汉史研究。

1945年3月，瞿同祖抵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魏特夫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与华盛顿大学合作设立的中国历史研究室从事社会史研究。此间完成了一项关于汉代社会史研究的课题。他选读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的课程,有麦其弗的“社会变迁因素”、默顿的“社会结构与理论”、艾贝尔的“欧洲社会学”、林德“美国权力机构”、利普斯特的“社会阶层之分化”、林顿的“人类学”、本尼迪克特的“文化与人格”、克罗伯的“人类学”等。借助哥大图书馆完成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英文本写作，弥补了在昆明写作时未能利用《宋刑统》的遗憾。1947年，《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列入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五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期间，瞿同祖还完成了《汉代社会结构》初稿，对汉代的家族、婚姻、妇女地位、社会阶级、豪族等专题进行研究，该书1972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1948年，应罗常培教授约请为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撰稿，瞿同祖完成《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收入是年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文学院，第四种,北京大学出版部）。同年夏季，应邀为华盛顿大学远东系及远东研究所作“清代绅士”学术报告，引起该校专家对绅士问题的重视。1953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经费来源中断，瞿同祖离开该室。

在美国时的瞿同祖

1954年，他参加费正清等美国汉学家组织的关于中国思想与政治制度的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中国阶级结构与其意识形态》,该文收入费氏主编的 《中国思想与制度》一书，1957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又收入拉特格斯大学两位教授合编的《社会学与历史》一书中。

1955年，费正清教授在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瞿同祖被聘为研究员，继续中国史研究，中心成员杨联升教授和哈佛法学院梅伦教授共同开设“中国法律”课。在此期间，他完成《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并于196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该书中，瞿同祖采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既描述、分析和诠释中国清代州、县级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运作，也探索了绅士在地方行政上的作用。美国《亚洲研究学报》高度赞扬《清代地方政府》，认为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这一研究大大推进了对传统中国政府和行政的研究，成为其学术历程中又一重要创新之作。该书英文本多次再版，其观点为不少专家所引用、接受，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56年，新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曾国藩曾孙曾约农到纽约拜见胡适，请他推荐一位旅美中国学者到该校任教。胡适推荐了瞿同祖，但瞿同祖谢绝了。1958年，胡适本人去了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而瞿同祖心之所系在岸的那一边。

1961年，英文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作为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实用学院经济与社会科学部“海外世界：过去和现在”丛书之一，由巴黎和海牙穆东书店出版。

1960年瞿同祖在哈佛大学

1962年，瞿同祖应朋友威廉·荷兰之邀，前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亚洲系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和古代汉语。

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魏特夫认为，瞿同祖的工作已经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魏特夫评价说：“瞿教授在与他早些时候返回中国大陆的妻儿会合之前，已完成了他的工作。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在这个计划里面，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发展都留下了印记。”

文史馆馆员

赵曾玖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工作。由于丈夫还在美国没有回来，赵曾玖被认为有特务的嫌疑，所以境遇并不好。反右运动中，吴文藻被打成“右派”，瞿同祖的其他师友也多数没能逃过此劫。形势的变化让瞿同祖有点措手不及，他不禁感到一丝茫然。

1965年，国内形势渐渐好转，加之妻子离开自己十多年了，想念妻子和儿女了，瞿同祖决定回国。瞿同祖辗转回到了中国大陆，还背回了不少唱片，他酷爱古典音乐。但是他所面临的，绝非浪漫生活。他并没有预料到“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学术研究会濒临瘫痪。

本来已由翁独健联系好，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工作。旋即碰上了“文革”，历史所成为重灾区。没有人能够为他安排工作了，瞿同祖就自己掏钱住在华侨招待所。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在那个年代，几乎与黑户无异。瞿同祖白白地浪费了自己的时光，在招待所里等安排，一住就是5年，没有书看，没有朋友，生活没有着落，几乎花光了带回来的美元。那时妻子在贵州，他没有去和妻子团聚，为的就是找个工作。

接待瞿同祖的华侨事务委员会让他回到湖南去，说那边有义务安排你的工作。但等他到了湖南，湖南方面却表示，你还是回北京吧，我们安排不了你这位大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大病一场。1969年，瞿同祖在长沙犯胃病，大出血，报病危，被送到湖南湘雅医院抢救，捡回了一条命。

瞿同祖回国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为了与妻儿团聚。1949年赵曾玖归国后不久，从北京发配到贵州，20世纪70年代初，才退休回湖南，与瞿同祖团圆。因为战争及动乱，他们结婚40余载，共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18年。“文革”期间，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这个曾跟着俞平伯学习中文的孩子，亦被发配到了东北林区。

1971年，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终于接受瞿同祖为馆员。除了参加政治学习，他没有做过任何研究。幸运的是，他没有挨整，而当时从美国回来的人，大都扣上了“特务嫌疑”的帽子。迫于当时的形势，文史馆也不可能组织馆员开展一些学术研究。保护馆员不挨整，是文史馆在“文革”期间最大的功德。

1976年“文革”接近尾声，尚在湖南省文史馆工作的瞿同祖应约翻译《艾登回忆录》，他与夫人赵曾玖夜以继日，全身心投入到这一工作。这是一本内部发行的读物，共52万多字，分上、中、下三册。艾登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左右手，并被内定为其继承人，他自1935年起数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其后又任首相。翻译此书主要是作为内部历史资料参考。这是瞿同祖回国10年后第一次跟“学问”沾边，但与自己原来的研究领域风马牛不相及。但瞿同祖还是很高兴，他后来曾表示，“当时翻译出版这本书，是没有报酬的，但我很乐意，因为回国，就是想为国家出力，所以，好容易有这件事，我欣然接受。”同年，这本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内部发行，这是瞿同祖在湖南文史馆工作期间唯一完成的一本书。

赵曾玖在与丈夫共同完成翻译任务后不幸病逝。

荣誉学部委员

1976年底，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听说瞿同祖有重回学术研究之路的念头，遂将瞿同祖借调到了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为他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此时，瞿同祖已年近七十，终于回归到学术圈内。他始终记得燕京大学师友的鼓励，企望再写一本好书。为此，他每天坚持去王府井和美术馆之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找资料、查数据，但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国家落实政策后，瞿同祖的境遇随之改善。瞿泽祁说：“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在调社科院前他连个科长都不是。这时，瞿同祖却破例定为二级研究员，医疗待遇也非常不错，开始相当于局级，后来是副部级。瞿同祖接着被评上首批博士生导师，瞿泽祁也由东北调到北京来照顾父亲。

按常理讲，瞿同祖在生活安稳后，应该会出一批成果。实际上，瞿同祖也迫切地想再写本著作。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问道：这往后的30多年时间，瞿同祖为什么没有完成一本专著，也没有带一名研究生或学术助手？

其实原因就出在瞿同祖治学太严谨上面。走进瞿同祖在崇文门东大街的书房兼卧室，你会为这份简洁和明净感到震撼，甚至有几分疑惑。这样一位学界泰斗，并没有想象中的成排累架的藏书。写书的关键在于依据大量的参考资料，有时候不知要翻多少本书，才能找出一些有用的材料。看瞿同祖的著作，就知道这种写法比一般人想象的要累得多。此时瞿同祖的生活待遇虽然提高了，但看书写作的环境并不很好。

为了写书，瞿同祖每天坐公交车去近代史所附近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这里使用资料并不方便，每次只能借阅两本书，还要受开闭馆时间的限制。不要说比不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图书馆方便，在某些方面就连当年的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图书馆的便利也没有。瞿泽祁说：“在美国时我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内，放假的时候，我还曾在那里帮忙整理图书赚取零花钱，有一次还见到时任校长的艾森豪威尔。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图书馆为方便我父亲阅书，还给我父亲一把钥匙，自由出入，不受限制。”

1981年后，瞿同祖的胃病多次复发，数次住院，没有治愈。有一次他在协和医院碰到同乡、著名医学家张孝骞。几十年前张孝骞就曾经给瞿同祖看过病，张孝骞一针见血地说，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引起的。瞿同祖“遵医嘱”，从此彻底放弃了写书念图，结果十多年病都没有复发。

此后，瞿同祖再无著述。瞿同祖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学者，但是他从来没有带过学生。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曾向记者说，父亲的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如果他要收学生，倘若不能够亲自教授指点，他是宁肯不做这件事的。瞿同祖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仍然听古典音乐，每天喝一杯咖啡。

晚年瞿同祖

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瞿同祖及其著作，开始逐渐引起了中国大陆研究者的注意。但他成为一个无法被界定学术领域的人物，他以社会学出身，在法学界闻名，研究汉代与清代社会，最终又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落足。其跨越不同领域的博学，反而成了分工日细的学术界的“边际人”，这妨碍了他成为单个学科的“大师”。2006年，86岁的瞿同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瞿同祖虽未再写书，但仍多次应邀学术演讲。瞿同祖在海外声名犹在，老朋友们仍然记得他。1999年，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译本出版，即赠送给瞿同祖。孔飞力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1977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接任了他的职务。而20世纪80年代，瞿同祖曾经到香港大学讲学，用英语为该校师生作了一次关于“清代司法”的演讲，引发了轰动，香港媒体连续追踪报道。

1980年8月，瞿同祖作为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团员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会议。同年9月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第27届欧洲汉学会议，做《清代法律的延续性和演变》报告。1983年在香港大学演讲《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1985年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以高级学者名义访问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多次报告阐述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并揭示儒家思想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关系，指出法律儒家化实为中国法律发展史最重要之大事，这一观点为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季羡林、周一良等甄选，推出了北大学生应读的30本书书目，其中包括《周易》《史记》《红楼梦》，也包括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该书单列出的人文作者中，出生于20世纪的只有梁启超、鲁迅、冯友兰、瞿同祖四人，而瞿同祖是当时唯一健在的作者，这本《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则是他在半个多世纪前完成的。

他隐姓埋名太久了。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林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世纪50年代，台湾已经开始翻印瞿同祖的书。70年代林端在台湾大学就读，学校附近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盗版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林端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居然还有机会拜访这位前辈。1999年林端初访大陆，偶然得知瞿同祖仍然健在的消息，立即登门拜访。2005年，林端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举办讲座，以《瞿同祖与戴炎辉的法史学：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为题，而这恰恰曾经是瞿同祖当年拒绝的教职。林端“揣测”了瞿同祖后半生辍笔的心境，“所有的学者学术生命到一个高峰以后，都会有一个自我内在的压力，比较普通的东西，他可能自己也不满意。”林端认为，瞿同祖回到大陆，其后半生清淡无为，反而成就了他的人格典型，既然被大环境左右，没有办法随心所欲，便做一个隐逸之士，回到他自己的生命世界里去。林端钦佩这样的“狷者”，因为无论入世还是出世，进出之际，都需要强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信心。林端认为，这种自信，源于真正的学贯中西，是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天作之合。

崇文门那套单元房，是瞿同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楼的北面是古老的北京明城墙遗址，绿树掩映之下，有时会有成群的穿着校服的中学生过来跑步，生机盎然。刚入住时，瞿同祖偶尔散步其间，触目生情，想起早年在北京的火热青春。几进几出，瞿同祖的一生与北京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到晚年，由于身弱力衰，瞿同祖很少出门了，在书房里享受一份难得的静谧与安逸。阳光下的一盆文竹，给整个书房增添了不少亮色；而墙上的一幅字画，桌上的一架苏绣，无疑增添几分雅趣。晚年瞿同祖异常寂寞，爱妻赵曾玖早已去世，曾经的良师益友也一一离世。吴文藻、翁独健、罗常培、老舍等师友都已不在了。最后的岁月里，瞿同祖还保留着听西洋古典音乐的兴趣。

2008年8月30日，瞿同祖突然发病，被送上救护车去医院急诊。当时在瞿同祖的书桌上，一边是没来得及看的报纸，另一边是还有没拆封的信件。10月3日，瞿同祖停止了呼吸，享年98岁。根据瞿同祖遗愿，丧事从简。在八大处，瞿同祖与赵曾玖合葬在一起。儿子瞿泽祁在墓前沏上一杯绿茶，放上一包香烟，摆上两盆鲜花。那是瞿同祖喜欢喝的九华山茶，赵曾玖喜欢抽的香烟。

摘自《仰望湘贤》，民主与建国出版社

作者：陈先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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