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英杰

在岳阳巴陵广场，矗立着一座引人注目的雕塑：身形健硕的后羿张弓搭箭，直指下方一条张着血盆大口的巨蛇。这座雕塑落成于2009年，是巴陵广场的核心景观，也是岳阳城市形象的重要标识。后羿象征着勇气与力量，射蛇则寓意着战胜困难、开创未来。在旅游推介与市民的日常言说中，“羿屠巴蛇”既是岳阳悠久历史的象征，也是这座城市不屈精神的具象表达。

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差异：雕塑描绘的是“后羿射巴蛇”，而典籍中记载的却是“羿屠巴蛇”。一字之差，意涵有别。“射”是一个瞬间的动作，定格了英雄引弓待发的姿态，充满视觉张力与戏剧性。而“屠”则更多指向过程，充满血腥与暴力。这种重塑，并非今日才有。从古代传说到城市地标，“羿屠巴蛇”的故事经历了漫长的流变。最广为人知的一种说法是，传说上古时期，后羿在洞庭湖畔斩杀了一条巨蛇，蛇骨堆积成丘陵，“巴陵”之名便由此而来。

然而，如果从严格的史学考据角度审视，这则传说并无事实依据。专攻岳阳史地的前辈学者陈湘源先生，便曾撰文指出此说荒诞不经，并对巴陵之得名另作考证。诚然，去伪存真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但研究历史中“虚质”的一面，亦不可或缺。蜀中先贤刘咸炘说，“事势实而风气虚”，故“事势与风气相为表里，事势显而风气隐”，“察势易而观风难”。意思是说，具体的事件与制度是实在的、易于考察的，而弥漫于时代之中的观念、风气、集体心理，则是虚隐的、难以捕捉的。然而后者恰恰是历史的深层底色。天方夜谭何以成为人们口中言之凿凿的“历史”？这背后潜藏的观念与情境，或许更值得我们细思。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曾说“一切史料都是史学”：所有史料“都可被视为一部史书的残剩部分，都有特定的写作者，其作者本有清楚的诉说对象，有明确的、特定的写作目的”。诚然，任何思想及承载思想的文本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有其生发的语境；也不是凭空阐发，必有其言说的目的与对象。循此思路，我们不妨将“羿屠巴蛇”的传说视为一则“文本”，将其置于产生与流变的时代语境中重新加以审视。

“羿屠巴蛇”的传说在典籍中流传甚广。从晋宋之际的《江记》开始，到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及《方舆胜览》、明清的方志都记载过此事。后世文献的史源应均是《江记》。诗仙李白流寓岳阳时，也在诗中写道：“修蛇横洞庭，吞象临江岛。积骨成巴陵，遗言闻楚老。”可见这故事在唐代，已是楚地父老口耳相传的“常识”。但追根溯源，“羿屠巴蛇”其实是在既有故事基础上进行的“改编”与“创造”。

我们熟知的“巴蛇吞象”，出自古老的《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不过有学者指出，此处“巴蛇食象”可能并非《山海经》原貌。例如东汉王逸注引此经作“灵蛇吞象”。西晋郭璞注《山海经》时引用《楚辞》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清代学者郝懿行疏证所引《天问》作“一蛇吞象”。不论如何，《楚辞》中也没有“巴蛇”的说法。今本“巴蛇食象”很有可能是“羿屠巴蛇”的故事流传甚广之后，发生的窜误。“后羿斩蛇”之事，则出自《淮南子·本经训》：尧派遣羿“断修蛇于洞庭”。前人在注解中明确地说“修蛇，大蛇”，是“长蛇”之意，也并非“巴蛇”。

左思《三都赋》中的《吴都赋》一篇，已有“屠巴蛇，出象骼”之句。左思将“屠巴蛇”作为吴地的典故写入赋中，说明至迟在西晋时期，知识精英已经认为这个故事发生在处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吴国境内。当然，彼时巴陵亦属吴地，左思所言之“巴蛇”究竟是生活在洞庭湖畔的巴陵，还是吴地其他区域，我们已无从确知。当然这是文学语言，不必过度探究，可以确定的是，“屠巴蛇”故事的大致方位已经圈定，具体的落点仍有游移的空间。

晋宋之际，庾仲雍所著《江记》言：“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太平寰宇记》引，书名作《江源记》）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将“羿屠巴蛇”与“巴陵”之名建立因果联系的记载。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庾仲雍创造了这个故事，而是反映在彼时此传说已然诞生。自此，“修蛇”变成了“巴蛇”，斩蛇之地也与巴陵的地名牢牢绑定。

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朱圣钟曾指出，这与南北朝时期巴人广泛分布于鄂湘地区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随着巴人东迁、在长江中游地区影响力增强，地名（如巴丘、巴陵）和文化传说逐渐融入原有神话，最终将“修蛇”改为“巴蛇”。不过稍有疑问的是，“巴人”只是华夏对于非华夏族群的一种族群分类。被认为是“巴人”的群体，很可能并没有这样的自我身份认同，而如果从巴人东迁的角度去解读巴丘的得名，我们也会发现，彼时长江中游以“巴”命名的地区似乎只有“巴丘”一处。一个孤立的地名，能否支撑起一个族群发展壮大的宏大叙事？这些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无论这一解释是否完全成立，它至少提示我们：文本的改写，往往对应着历史情境的变迁。

当传说成为“信史”，它对于现实的塑造便会更为显著。北宋后期，被贬岳州的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关于岳阳“巴蛇信仰”的珍贵现场记录。当时的岳州衙门旁，就有一座“巴蛇冢”——“巍然而高，草木丛翳”。他认为唐代曾任岳州刺史的张说所作《登巴丘望墨山》一诗中所言“常涉巴丘首”，指的就是此处。不仅如此，在岳阳门内，还有一座“巴蛇庙”。不过这座庙，在真宗朝被当时的太守下令废毁。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在宋代，那条被斩杀的巨蛇本身，已成为被祭祀的对象。一座有坟、有庙的“巴蛇”，已嵌入岳阳城的空间肌理与精神世界之中。太守尽可以废掉一座庙，却抹不去盘踞在人们心头的记忆。而这种“遗迹”的存在，反过来又为传说提供了“物证”，使其更加不容置疑。

剥离神话的外壳，我们再来看看“巴丘”这个地名本身。它并非“自古以来”就已存在，而是在汉末三国时期，才突然密集地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三国志》中屡见“巴丘”二字。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征刘备，“至巴丘”；赤壁败后，又“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发出了“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的慨叹。孙权与刘备争夺荆州时，派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周瑜在攻取豫章、庐陵后，也曾“留镇巴丘”。当然，这里的“巴丘”不一定都指如今的岳阳。入晋以后，“巴陵”之名渐多，并成为正式的行政单位，但仍可见“巴丘”之称。

可以说，正是因为汉末曹操与孙刘两大集团在长江沿线反复争夺，洞庭湖与长江交汇的这片区域，才从边远的蛮荒地带，一跃成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冲。一个关键的地理位置，在刀光剑影中被反复提及。而在随后的承平年代里，一段关于“后羿屠巴蛇”的壮丽传说逐渐诞生，并最终附着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对历史浪漫化的“解释”。

当然，我们无法确知历史的真实是否如上文所说的一样。毕竟，历史只能重构，无法重现。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从来不是那个原封不动的“过去”本身，而是经由不同时代的人们选择、记录、改写、遗忘之后，残存下来的碎片与痕迹。我们只能从这些碎片中拼凑出过往的轮廓。而这种拼凑本身，已然是一种重构。英国知名史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有一句发人深省的箴言：“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就此而言，“羿屠巴蛇”的传说，正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每一代人都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可以确定的是，这一传说之所以在岳阳落地生根，并成为一种持久的历史记忆，其背后交织着地缘政治的变动、族群的流动、文本的嫁接，以及地方社会对自我历史的文化建构。历史，从来都是层累生成的。

摘自《岳阳日报》

作者：刘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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