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先生

文/苏露锋

1906年一个秋天的夜晚，江汉关的钟声沉闷地穿透武昌城的薄雾。在日知会——武昌高家巷一个以基督教中华圣公会阅览室为掩护的革命据点，熊十力（当时名为熊继智）正在抄录《民报》上的革命文章。窗外，巡夜兵丁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他随时佩戴一把旧式手枪，虽然从未使用过，但只要危机降临，他将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这位21岁的革命者不会想到，数十年后，这支握枪的手终执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体用不二”的哲学命题；更不会想到，那支本用于推翻清王朝的笔，最终要用来为一个民族重建精神世界。

热血逐梦，革命梦醒

熊十力的早年岁月，在时代的激荡洪流中展开。当同龄人仍在私塾背诵“子曰诗云”时，他已偷偷阅读《革命军》《猛回头》。1901年，十六岁的他初闻“戊戌六君子”事迹，谭嗣同《狱中题壁》中“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诗句，如同火种落入心怀，瞬间激荡起家国情怀。

这份觉醒并非书斋空谈。1905年加入日知会后，熊继智化名“周定中”（后以“熊定中”之名参与革命），迅速投身实际革命，往来武昌、汉口之间，传递密信，联络同志。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清廷借此大肆搜捕革命党。1907年1月7日朱子龙被捕、1月13日刘静庵被捕，酿成震惊全国的“丙午日知会案”（又称“丙午党狱”）。熊十力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幸得友人掩护潜归乡里，侥幸逃脱。

逃亡路上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为躲避追捕，熊十力曾藏身于黄冈回龙山一座破庙三日。白日以冷薯充饥，不敢生火；夜间卧听松涛，翻看随身携带的《周易》。多年后，他在《心书》中忆及此事：“是夜读《易》至‘天地革而四时成’，忽有所悟。革命非徒革人之命，更在革己之命。”彼时的熊定中无暇深究哲思，但此言似乎冥冥中预示了他未来人生的方向。

脱险后的熊十力继续投身革命。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他是最早的响应者之一，曾任湖北军政府参谋。那个十月的清晨，他目睹义军的十八星旗于晨风中升起，一个新时代的大幕似乎正在开启。

然而，民国肇建后，袁世凯窃国，二次革命失败，军阀混战不休……熊十力先后任职于湖北都督府、广州军政府，亲历护法运动失败，对革命与政治渐生疑窦。他亲眼目睹昔日同志如何蜕变为新权贵，又如何在权力的泥潭中互相倾轧。

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时，熊十力身在南京。他在致友人信中描述当时心境：“闻钝初（宋教仁）死，初则怒，继则悲，终乃茫然。所谓共和，所谓民国，竟如此耶？”最令他痛心的，是革命情谊在利益面前的脆弱。他曾亲见两位生死之交，竟为争夺一个税务局长之职，几乎拔枪相向。

精神上的困境开始逐步显现，还直接反映在身体上。1915年，时年30岁的熊十力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那是新旧交替时代读书人常有的病征。他开始彻夜失眠，在租住的小阁楼里徘徊踱步。医生建议静养，他唯有苦笑：“心不能静，身如何养？”

正是在这段身心交瘁的日子里，为寻求慰藉与答案，他重新拾起少年时读过的佛经——起初或仅为心理寄托，很快，便被佛学精深的思辨所吸引。从《金刚经》到《大乘起信论》，到禅宗的典故、唯识学的各种概念，佛教对人生和生命根本真谛的探寻，刚好与熊十力自身的人生际遇、内心感悟深深契合，产生了深刻共鸣。他开始思索此前从未深究的问题：革命的终极目的何在？社会制度的变革，能解决人心的根本困顿吗？中国的危机，难道仅仅是政治危机……

弃政入学，潜心问道

1918年，熊十力自辑平日手札成《心书》（一名《熊子真心书》）并自印，蔡元培为其作序。书中已多见佛学之思，对传统儒学亦不乏质疑之语，标志其思想转变之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熊十力正在南通、杭州等地访学，他关注时局，但更有深邃的思考：“‘德先生’‘赛先生’固重要，然若无‘体’，民主科学终成无根之木。中国之‘体’何在？此乃根本问题。”

1920年秋，熊十力毅然辞去所有军政职务，经梁漱溟介绍，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研习佛学。面对友人“正值国家用人之际，何以遁入空门”的质疑，他回答：“非为遁世，实为求真。若不知中国之‘心’病在何处，纵有千般制度，亦是沙上建塔。”

在欧阳先生门下，熊十力前后苦修三年，这三年终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里没有枪炮声，唯有晨钟暮鼓；没有庙堂喧嚣，唯有经论辩难。他在《新唯识论》文言本绪言中回忆：“初入内院，闻师讲‘三性三无性’，如堕五里雾中。往日所知政治经济诸学，至此全无用武之地。”他每日凌晨四点起床，点灯读经；为参透一个唯识概念，常可枯坐终日。欧阳竟无最初对这位中年学者并无特别期待，但很快被他的刻苦所打动。某次讲经后，欧阳先生特意留下他言道：“子有侠气，此学佛之大障。然子之诚，或可化障为翼。”

正是在此期间，熊十力开始系统思考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他观察到，西方哲学多从外部世界出发，探讨存在、认识与逻辑；而东方智慧则直指人心，追问生命、觉悟与境界。这种差异在现实中表现为：舶来的西方制度常在中国水土不服。由此，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核心问题意识：中国不光需要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更需要一场人心和精神的革新，即重塑我们文化的根基。

这三年求学，他完成了从革命者到求道者的蜕变。写完《心书》后的读书笔记里，他一边记录了对唯识学的研习心得，一边也试着用儒家“本心”的思想去对照、解答佛学里的种种思考。更关键的是，他开始认真反思自己过往的革命经历：“往日以为政治可解决一切，今乃知政治若无文化为根基，不过权术之争耳。”

融儒汇佛，自辟新径

南京三年的沉潜，为熊十力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根基。1922年冬，经梁漱溟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讲授佛教唯识学。1924年后，他著书作文正式通用“熊十力”之名，该名取自佛典《大智度论》“十力”之旨，象征智慧与勇猛。同年，他曾暂离北大，随梁漱溟赴山东曹州办学。

1922年到1925年，熊十力刚到北大任教的这段时期，是他个人思想慢慢定型的关键阶段。他在《唯识学概论》讲义里提出，传统的唯识学太过执着于剖析人的内心念头，却忽视人本身智慧的主观能动力量。

熊十力早年亲身参加过革命，做事向来积极入世，所以他接受不了唯识学那种偏于安静旁观、消极避世的修行方式，而是格外看重人智慧的主动创造力。他一心想摸索出新的哲学路子：既能像唯识学那样，细致剖析人的内心思想；又能像儒家思想那样，积极树立人生理想、构建精神价值。

1923年秋，在北大红楼教室中，熊十力讲到激昂处，拍案而言：“今日中国之病，在体用割裂！言中用者守僵死之体，言西用者弃自家之体。岂知无体之用，如魅如影；无用之体，如尸如槁。”。他还借用佛教“海水与众沤”的比喻（出自《楞严经》）：整片大海就好比万物的本源，无数浪花水泡就好比世间各种具体现象。不能抛开浪花去寻找大海，也不能只执着于眼前的浪花，忘了它本来就是海水。

值得注意的是，熊十力对哲学观点的阐释，并不是简单把儒家和佛家的说法拼凑在一起。就像他在《十力语要》中说的：深入钻研佛学之后，反倒更能体会孔孟思想的真正精髓。这份精髓不是别的，正是《易经》里天道刚健运行、人当奋发自强的创造生命力。他走的是回归儒家根本、再开出新思想的路子：扎根传统儒学，再赋予它符合时代的新内涵——这也为他后来在《新唯识论》里融汇各家、建立自己独创的哲学体系打下了根基。

1932年，熊十力在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了文言版《新唯识论》；1944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白话版，分上中下三卷。这本书的问世，也标志着熊十力自己的哲学体系正式走向成熟。

与同一时期的思想家比较起来，熊十力的人生与思想转变之路，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章太炎也既投身革命、又钻研学问，但他主要是用学问来辅佐革命；而熊十力刚好相反，他是借着革命的经历去追寻思想真理，真正从一个奔走做事的革命者，彻底变成了潜心思考的哲人。梁漱溟一辈子都在做中西文化对比，研究东西方的思想哲学，却没有熊十力亲身经历过革命风浪的真实感触和人生体悟。马一浮又是另外一种路子，他从小熟读传统经典，一生安坐书斋，只在书本中阐释儒家六艺的学问。熊十力却不一样，他是从轰轰烈烈的革命现场抽身，一头走进思想的天地里，正因为亲身见过革命的起落、尝试理想幻灭的滋味，他比别人更深刻、更真切地意识到重建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迫切性。

结语

回顾熊十力的中年转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的精神史诗，更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艰难求索。

1941年的重庆，彼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距武昌起义已三十年，日军轰炸声在天际间歇响起。在防空洞昏暗的光线下，熊十力正修改着《新唯识论》的语体文本。他对随侍在侧的弟子牟宗三说：“吾一生所求，唯为中国文化寻一安身立命之地。早年以为在革命，今乃知在人心。”

从高家巷的油灯，到内学院的青灯，再到北大红楼的电灯——光源几经变换，照亮的追问却始终如一：这个古老的文明，当如何既持守其精神本根，又能焕发新的生机？熊十力以其跌宕而深邃的生命转向，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答案：在翻天覆地的时代浪潮里，真正能长久改变社会的力量，往往都源于人的精神内心；而想要从根本上振兴世道，就必须重新梳理、重塑我们自身的文化根基，让传统文化获得新生。

摘自《同舟共进》

作者：苏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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