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凤华

高心夔（1833—1881，一作1835—1883），原名梦汉，字伯足，号碧湄，又字陶堂，号东蠡，江西湖口城山乡高大屋村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工诗文，善书，擅篆刻，著有《陶堂志微录》《佩韦室日记》，曾与王闿运、龙汝霖、李寿蓉和黄锡焘入权臣肃顺幕府，号称“肃门五君子”，并位列其首。此人文韬武略，少年成名，但因命运多舛，终未得到当朝赏识。两次殿试，均因在试帖诗“十三元”韵上失误被置于四等，放还田里，后来虽然归班铨选知县，又久不得简任，十余年后始两署吴县令，任上又因治娼过激被反噬，病卒后犹遭弹劾。

如此倒霉的一个七品芝麻官，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又是怎样与中兴名臣曾国藩产生交往的呢？

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

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进犯湖口，高心夔的父亲高焕章惨遭杀害。当年冬天，高心夔招募五百乡勇，驻扎在苏官渡西岸蜒蚰山，锐意复仇。此时曾国藩正在九江督师，高心夔得知后，迅即投靠在曾国藩帐下，听候调遣。

不得不说，曾国藩是爱才惜才之人。高心夔与同为科举中人的李鸿裔，在一同秘密拜访曾国藩后，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被延入幕府参与军事策划。曾门弟子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从“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四个方面，分类收录曾氏幕僚八十三人，都是当时国内学有所专的顶尖人才。高心夔以“清才”之名列第二等。可见，曾国藩是真心赏识高心夔，并期冀他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的。

但生性疏狂、恃才傲物的高心夔，因见解独特常常与曾府“碌碌无所称者”发生争执，更重要的是，他从内心里鄙视那些胸中没有真才实学，却只会溜须拍马的腐儒。一次，他同李鸿裔同至曾国藩书房，见案头有《不动心说》一篇，细看是曾府号称“十圣贤”之一某名儒所著。文中有句“使置吾于妙曼蛾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乎？曰不动。又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乎？曰不动”。二人阅后哑然失笑，遂联手题诗一首于文右：“妙曼蛾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后来，高心夔以准备会试为由离开了曾府，带走了曾国藩向肃顺举荐人才的信件。曾国藩举荐的人中，包括高心夔。当时，高心夔并不知情。

拜见肃顺后，高心夔被问及江南战事和吏治，他直言不讳，提出改善的建议，竟与肃顺的想法高度契合。肃顺大喜过望，聘他为“记室”，除奏章、公文外，还参赞军机。尽管高心夔志在功名，但想到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还是要好些，于是欣然接受了肃顺的提携。在肃顺的建议下，改“梦汉”为“心夔”，准备在科举试场大显身手，一举成名。后来，高心夔在咸丰九年及十年的两次殿试中，均因误押韵部而被置四等，遭到士林的嘲笑。这是完全出乎肃顺意料的，但他在高心夔应试过程中暗中帮助且不惜以身试法，足见赏识爱护。

后来肃顺被杀时，高心夔已经离开京城，回到了湖口乡下。关于此事，他痛心疾首。如他在《佩韦室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九日（1862年1月8日）记：“予辱投分之深，真惭忠告之雅，颠危至此，负我裕亭矣。悲夫。”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一日（1862年7月17日）听说怡亲王、郑亲王伏法后，并未革除世职，朝廷有“择人承袭”之意，高心夔“独悲裕亭以偏长可用之身被诛，圣治光昭之世，其为诟耻，更复何如”。对肃顺，他只有感恩。而对曾国藩，他不仅仅感恩，更是发自内心地佩服。

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861年4月4日），好友陈对山邀饮，高心夔从他居所带回了陈对山抄录的一卷曾国藩文集，读后深感认同，钦佩不已。他把其中的一篇《圣哲画像记》全文抄录在《佩韦室日记》上，“以志向慕”。如果说高心夔在应试之前，还有那么点名利之欲的话，那么在读到曾国藩这篇文章后，他就彻底地放弃了鸢飞戾天的心思。

咸丰十年五月，吏部尚书陈孚恩欲奏请皇上派大员督办江西团练，把高心夔列于推荐名单中，被他复书推却。他在信中写道：

夫人有不可强者，才也；有不可夺者，志也。才余于事则事举，然志或不属才，且因之而绌，天下事鲜克成者。即使妄用其所绌，苟以侥幸，其所必不可成，则形势又从而困之。某今日所处是也。某智术器量裁不逮中材之士，曩者遭逢寇虐，残破闾里，夭亲之痛，鉥心锉骨，于是族党侠少慕义执戈，奋咫步之雄，申一旦之愤。某窃不自料其顽劣，贸然附和于其间，授兵以来，摲城俘县，动居人后，每有计划，盲不知南与北。某之不堪任用，大略可睹也。后值顿军临川，负衅深切，惧以惭疚之躬重污军纪，遂乃归罪帅府，蒙幸放还，率兄弟妻子居匡庐山中。区区寸心既无可谢，即思埋沉涧壑，养气读书，盖灰心军事数年所矣。今夏奉旨归班，逆惟十稔始得出除一块，此数年中之吟诵修行，宽闲无扰，天庶几其厚我也。亦思培益德性，讲明当世之务，期可自信，然后试之于时，此非可以旦夕求之也。执事猥欲以团练相属，苛绳其短，某何以自存于江乡耶。且某性素疲蹇，又苦狂易，自惟樗散无所取材，进必干戾，退或自完，进退之计久已审矣。

高心夔多次婉拒了陈孚恩的好意，以至于他的恩师肃顺都发出了“士各有志，虽尧舜君世，亦有巢由”的感叹，并为他致信吏部：“今宜暂缓推毂，俾得从容涵养，以俟大器之成，不致卤莽以枉其才用。”

滞留京城的两年里，高心夔镇日读书访友，作诗刻印以自娱。《佩韦室日记》共叙印事三十四处，治印六十九方。其中为曾氏治印十方，包括“湘乡曾氏藏书”“求阙斋”及闲章“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等。

咸丰十一年五月三日（1861年6月10日），高心夔放舟渡湖，欲抵“团鱼墩田舍”，一路上“望匡庐云霞恍惚，紫翠万重，瀑布飞流，蜿蜒天半”，高兴不已，即便“所居仅蔽风雨，环堵萧然”，但“与匡庐止隔一江，无少障塞，朝夕相对，足慰怀抱”。至此，高心夔彻底完成从朝堂到田野的身份置换。

可以说，高心夔思想及行动的转变，与曾国藩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主政期间，能干而强势，数年来与官文嫌隙已深。1858年冬，官文以永州镇总兵樊燮署理湖南提督，以栗襄署理永州总兵，遭到骆秉章弹劾。次年，樊燮被押至长沙受审，官文颜面大失。此时，湖南官绅不满左宗棠，向官文中伤左氏，旋又唆使樊燮家人，向湖广总督呈诉骆秉章及黄文琛、贺炳翊等湘籍官员，意在牵连左宗棠，这也就是坊间传说左宗棠扇了樊燮耳光的最初缘由。1859年9月6日，湖广总督行文湖南巡抚，提拿涉案文武赴鄂质讯。湖南督粮道、署按察使谢煌旋即以左宗棠“居首应募”。当时情况危险到什么程度，曾国藩在10月16日复信胡林翼感喟道：“末世人情，一朝失势，险态百出。”因为咸丰早就对湘系“朋党”疑虑颇深，1859年9月召见罗遵殿时，便怀疑左宗棠“招摇撞骗”，询问举荐左宗棠给骆秉章的是何人，意在敲打胡林翼、曾国藩二人。所以，骆秉章上疏辩解时，遭到咸丰朱批严厉诘责：“无论事之虚实，该抚总应静候查办。哓渎不休，预占地步，非殊大员度量。朕素知该抚人甚平和，或不出此，而尚如此糊涂者，非受属员怂恿，即为劣幕要挟。此折密封寄与官文、钱宝青阅看，一并查办，不准稍涉偏徇。”密令“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向偏向并重用汉人的肃顺，闻之大惊，通过幕客高心夔转告王闿运，辗转将消息传给郭嵩焘。郭“与左公同县，又素佩其经济，倾倒备至，闻之大惊”，复请王闿运求援于高心夔以劝说肃顺。高心夔对肃顺说：“宗棠以傲倨对樊之骄倨，失之为粗野，但樊以下骄上，失之为纲纪，此可容乎？且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季高才名满天下，岂可不为季高争之乎？”对高心夔颇为信服的肃顺，“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之际“启唇”，果然说动了咸丰。

当然，营救左宗棠，绝非一人之功。现有资料表明，胡林翼有保举左宗棠的奏疏，称左有大才，堪当大用，还说左之所以遭到诽谤，实“名满天下，诽亦随之”的结果。潘祖荫亦连上二折：一保左宗棠，二请曾国藩救援四川。1860年5月21日，咸丰寄谕曾国藩察看左宗棠，从此“天下大转”，左宗棠不仅脱离了险境，而且深获重用。

现在看来，胡林翼本在咸丰打击之列，他的奏疏对营救左宗棠意义并不大，而潘祖荫是看准了东南军情不利、湘军将受重用的时机，实乃顺水推舟之举。起作用的，还是深得咸丰信任的肃顺。薛福成《庸盦笔记》载，咸丰询问肃顺：“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咸丰帝从之。

尽管后来曾、左失和，但在当时朝廷打压湘系势力的情形下，抱团取暖是必须的。高心夔一言救了左宗棠，等于间接帮了曾国藩，帮了湘系，悄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曾国藩自组建湘军后，屡建奇勋。但咸丰皇帝及高层担心湘系势力膨胀，尾大不掉，故有意压制，以致曾国藩多年经营，仍未取得督抚大权。胡林翼称其“频年作客，仰食于人”，“有诸葛之勋名而无其位，有丙吉之大德而无其报”。曾的个人际遇，也让湘军的发展大受其限。直到咸丰十年夏，在江南大营崩溃的背景下，曾国藩临危受命，出任两江总督和东南统帅，兼握督符与钦符，集军权、财权、人事权于一身，湘军才迎来大举发展之机，崛起之势才不可遏制。

在是否重用汉臣、放权督抚将帅问题上，清政府内部发生过数年的矛盾斗争。斗争主要在文庆、肃顺和祁寯藻、彭蕴章之间进行，焦点往往集中在湘军首领曾国藩身上。咸丰则摇摆不定。

肃顺是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在咸丰面前说得上话的寥寥几人之一。尽管肃顺或多或少抱有私心，存在笼络湘系之嫌，但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前景下，若肃顺没有反复地向咸丰和朝臣解释疏通，所谓“开张宸虑，畅导群言”，曾国藩是不可能如此顺利接棒的。当然，也离不开胡林翼、曾国藩的京城盟友发挥的作用。

《佩韦室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九日（1862年1月8日）记载，高心夔闻知肃顺伏诛后，以哀伤的笔调追忆肃顺“荐贤勤国，在职为忠”，证实肃顺不仅将高心夔削草再三之奏折递上，而且鼓动同僚造膝密陈，最终于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7日）促成曾国藩署理江督之命。高心夔《中兴篇》亦云：“翰林潘卿谏台赵，荐疏但入皆顉颐。侍臣故有造膝请，首赞大计承畴谘。口衔两江授楚帅，所为社稷它何知。”其中，“翰林潘卿谏台赵”就是指配合肃顺的直接行动。“翰林潘卿”即大理寺少卿潘祖荫，“谏台赵”即御史赵树吉。从《佩韦室日记》可知，咸丰十年五、六两个月，高心夔、尹耕云、赵树吉、李鸿裔、范泰亨、莫友芝几乎日日聚集。为什么呢？因为最初的任命，曾国藩有其名而无其实，朝廷仍让徐有壬、薛焕先后署理江督，说明咸丰还是不放心，以至于胡林翼气愤地说：“涤帅得督，而又派一人署督，朝政之是非可知矣。何根云（何桂清）至今不杀，亦无人一言，天下之黑白可知矣。”五月初五（1860年6月23日），朝廷始对曾国藩“松绑”，裁撤南河总督，添设淮扬镇总兵，请曾国藩、袁甲三保举官员。六月初九日（7月26日），尹耕云先建此议，高心夔“深服其略，因谋所以建白之道”。随后，尹耕云草折，赵树吉、高心夔、李鸿裔、莫友芝、尹耕云共读定议，李鸿裔手录一通。十二日（7月29日），高心夔以所录尹耕云奏疏送给肃顺。十八日（8月4日）上谕随之而下，于二十四日（8月10日）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也就是胡林翼所谓的兼握督符和钦符。

曾国藩出任江督后，湘军极盛，改变了江南战局，挽清廷于危亡之中，同时带动了湘学的广泛传播，使湘学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央，标志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势转移。这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是空前的，意义是非凡的。

曾氏于艰难中崛起，当有高心夔的一份功劳。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曾国藩为官三十余载，从一介书生到位极人臣，其成功的法宝是什么？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善于识人、用人和提拔人，所谓“立人达人，无或爽者”。有学者统计，曾国藩一生提拔了四十七位“部级干部”，而清朝从中央到地方仅有二百来个职位，近四分之一的官员都是他提拔的。全国八个总督，曾氏提拔了六位；十五个巡抚，他提了十二个。跟着曾国藩混的好处，就是容易上位，这也是曾氏拥有众多追随者的密码。

但高心夔绝对是个例外。原因是高心夔太背时了，“扶不起的阿斗”，不是没扶，是扶不起来。

想当初，在抚州一战，他不仅寸功未立，还被长矛洞穿了左腿。曾氏在上表朝廷时，直呼“右营高梦汉”，其中有多少“恨铁不成钢”的成分。去考功名吧，手眼通天的肃顺冒着砍头的危险，弄来了试题，高心夔还两次出韵，皇上也只能在录取名单上无奈地批上一个“归”字，令其铨选知县。在清朝，铨选分外补和部选两种途径。高心夔为什么久久未能简任，大概率就是外补的那种。好不容易两知吴县，又因治娼过激，闹出了人命，反被鸨妇诬告罢官，郁郁而终。他这悲剧的一生，用“抱负虽奇伟，没齿不得伸”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高心夔滞留京城时，曾国藩借陈对山（东云）书信问候高心夔，“眷眷鄙人，时复寄问，甚感不遗在远之义”。王闿运入曾国藩祁门军幕，曾邀高心夔同往，当时高已决定回乡，但仍表示“他日当副其约耳”。高虽远离前线，但一直关注湘军战事。咸丰十一年正月五日（1861年2月14日），高心夔面晤陈东云，谈到祁门大营人才较少，驻军地理形势也很不利，距离敌军较近，如果敌军采用围困之计，将陷入危险境地，高“心甚忧之”。值得说明的是，充当高、曾之间联络官的，是“江州三君”之一的陈东云，也是名噪一时的才子，可惜的是，他在同治元年（1862）即被曾国藩参劾。

高心夔回归故里后，曾多次造访曾国藩。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四日（1861年8月19日），与莫友芝、李士棻一起去安庆帅府，曾国藩答应为高心夔父亲高焕章篆书墓志铭。仅过去十多天，曾不仅送来了墓志铭、两副楹联，还送来“五十金”。作为回礼，高亦欣然为曾刻印数十方。

同治初年，县令孙庆恒主政湖口时，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乡民们认为高心夔与孙令有同年之谊，推举高为首，敦请县府减征地丁兵米。谁知孙令根本不买高心夔的账，不仅不允，反而横加斥责，并让隶卒捆绑高心夔等人。高心夔先是找到水师副将丁义方评理，后赴安庆越级上访两江总督曾国藩，要求明定数目，严绝歧浮各弊。曾国藩起初面有难色，但高据理力争，动之以情，表明一县骚动，上下水火，会影响到治国理政，将来贪官恣意鱼肉百姓，都是有可能的事。一家哭怎能比一路哭，长痛不如短痛，“必非更新不可”。由于高心夔言辞激烈，曾国藩心意始回，准许核减丁米，饬县遵行。于此，高心夔付出的代价是，遭到孙县令的忌恨和报复。同治三年（1864），高心夔二弟心伯的岳父与人因田产争执，孙令即派人拘捕高心伯。

高心夔虽崇拜曾国藩，但也批评曾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针对同治元年曾国藩在战事胶着时纳妾，高认为“非其时，非其地，非其人”，“人固不重小节，而全德实难异乎”？

肃顺被诛杀后，时人反应不一。尤其是曾国藩的态度耐人寻味。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讳莫如深，只两次提到肃顺，第一次表明“服皇太后之英断”，第二次只说“与幕中诸人鬯谈时事”。但在莫友芝同年同月的日记里，曾国藩又是另一个人。曾对莫说，“朝野称快”，“太后锄斩诸奸，不动声色，其明断神速，盖亘古所无”。曾对幕中诸人谈论时事时更加离谱，声称顾命八大臣“人望不属，万口怨毒，不学非才，难胜巨任”，贬抑态度十分明显。实话实说，肃顺于曾国藩是有大恩的，如此落井下石，仅凭此点，曾氏之私德貌似不可恭维。当然，这是题外话。

作者：高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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