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因一场直播连麦陷入风波。她为咨询的家长客观分析，孩子间分零食不均、轻微推搡并非校园霸凌，而是正常社交摩擦。不料这位家长因为观点不同，一直对平台、复旦大学以及相关机构进行恶意举报，时间长达近两个月。好在学校查明真相，还她清白。这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深思。

恶意举报的产生，是扭曲心态所造成的教育之殇。

当前，部分家长存在“孩子无错、学校有过”的错误认识，对孩子间的正常冲突过于敏感，把小矛盾无限放大，把矛头指向教师和校方失职。

当专业教育意见与自身固有认知相悖时，他们不会去反省自身的认知偏差，反而把举报当作发泄不满情绪、压制不同看法的工具。

恶意举报“零成本、高伤害”的特点，又助长了这股歪风。

一通电话、一封邮件就可以发起举报，不需要提供扎实确凿的证据；即使最终查实举报不实，举报者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反观被举报的教育工作者，轻则应付各种调查而使自己的工作陷入混乱之中，重则身心俱疲、职业声誉受损，被迫离开教学岗位。

这种乱象的危害，早已突破个体纠纷的边界，侵蚀着教育生态的根基。

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无休止的恶意举报让教育者心寒。不少教师因为怕惹麻烦、怕被追责而不敢严格管教学生、不敢大胆创新教学方式，“寒蝉效应”在教育界悄悄蔓延。

对于家校关系来说，信任的纽带被切断。本来应该共同前进、相互支持的双方，变成了互相敌对的两方。

对整个教育生态来说，公共资源被无端地消耗占用，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干扰破坏，最终受损的，是孩子的成长质量，也是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

为什么面对恶意举报频发，许多学校、部门乃至当事人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笔者认为，这是在多重现实压力的裹挟之下作出的一种无奈的妥协。

现实里，部分地区的考核制度失衡，把信访投诉率当作主要的考核指标，从而给无理举报留有可乘之机。为了迅速平息舆情、减少投诉数据，有些管理方以牺牲教师合法权益换取表面的风平浪静。

举证、维权成本的极不相称，使教育工作者处于劣势地位。恶意举报大多是匿名的，或者是笼统模糊的指控，因此调查取证工作十分费时费力；

被举报人要自证清白，更是难上加难。对于基层学校和普通教师来说，长时间陷入调查的漩涡之中，必然会对日常的教学工作造成影响，迫不得已，很多教师只好选择妥协。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部分管理者害怕麻烦、求稳的“和稀泥”思想。面对复杂的家校纠纷，他们缺乏直面矛盾、较真碰硬的担当，不愿深入一线调查核实真相，只想着快速了结事件，避免矛盾升级、舆论发酵。这种没有原则的纵容使恶意举报屡禁不止。

遏制恶意举报乱象，守护教育净土，不能只依靠个别教育工作者的独自坚守和“硬刚”，而应该依靠多方协同发力、精准施策。

学校和教育部门要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则为准绳，对有关问题做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做出公正的裁决。一旦查实举报不实，就要第一时间公开为涉事教师澄清正名，坚决防止出现牺牲教师换和谐的短视行为。另外，进一步健全调查处理机制，简化程序、集中取证，最大限度地减少调查工作给教师正常教学秩序带来的影响。

其次要从制度上加大恶意举报的违法成本。一方面要实行实名举报与举证责任相挂钩的制度，对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只凭主观臆断的举报一律不予受理。另一方面对于反复纠缠、恶意诬告的行为予以个人信用记录；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依法予以追究责任。

除此之外，净化教育生态还必须依靠家校共治来实现。通过常态化的家校共育讲座、公益科普宣传等方式，使家长认识到孩子间发生的小摩擦、小矛盾是正常的、可调节的行为。同时，抛弃极端溺爱孩子、偏执护短的错误观念，面对问题从理性的角度出发，采用友好协商的方式而不是动辄向学校举报投诉，使家校关系重新回到互信合作、共同育人的轨道上来。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举报绝不是宣泄个人情绪的方式，也不是无理取闹、打压他人的手段。唯有坚决斩断恶意举报的歪风邪气，切实守护好教师的合法权益，才能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坚实根基。

作者：恒光

责编：万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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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湘评论杂志社“指点”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