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善君

彭东明新近创作出版的《千亩沱》是一部再现汨罗江畔农村生活变迁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有人评述它是“一部跨世纪的家族史诗，一部献给中国母亲的悲伤与温柔之书”。这又是一幅展现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壮丽画卷。

纵观东明所有乡土题材小说创作，可见其有变与不变之处。这部小说最大的改变和突破，在于其乡村叙事的笔触，达到了特别的“小”处、“实”处、“低”处和“深”处——所谓‘深’，是指人性、人心与人生的深处，从而为一位极其普通的农妇母亲，立起了一座沉甸甸的碑石，那上面写着四个沉实的大字——隐、忍、贤、惠，分别代表着隐忍之美、忍辱之韧、贤明之智、仁惠之德。

同时，这部小说的笔触也有其宏大虚处，其文学性、想象性、虚构性仍旧出色。小说在大小结合、虚实相生方面创新突破明显，加之其契合时代精神，具足湖湘气派，向着新的大众文艺潮流迈进，融合大历史观与大文学观于一体，正在用心用情用力地进行着中国乡土文学叙事的现代探索与现代转型，确实是一部值得关注的新时代乡土小说代表作。

小说以大观小，于一个世纪的风云际会中，全景展现湖南湘北百年乡村变迁史。所谓“大”，是作者心里有天大地大；所谓“小”，是指在字里行间，只叙烟火日常。“大”在作者笔力宏阔，有一支如椽巨笔；“小”在小说落笔之处，不写“族”只写“家”。小说从凋敝不堪的旧中国1920年代，写到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时代，生动而又深刻地展示了湘北大地从“万物萧疏鬼唱歌”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变，以大观小，于波澜不惊中见风云际会，从而使作者的乡村题材小说创作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小说以简驭繁，在“我”与“你”的真诚倾诉中，深刻讲述了汨罗江畔人们的世代“家”史。小说主题意蕴别有深意、别开生面：不写“家族”小说，只写“家”的小说。同时，小说的叙述策略也令人惊喜。

小说驾轻就熟，在为身边15位普通人所作的纪传中，细致刻画了祖孙五代人的湖湘精神传承。《千亩沱》作为纪传体小说，作者不求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只为呈现湖南人的精神特质，写出湖湘儿女的血性与坚韧，记录三湘大地的心灵史。

小说烘云托月，在一个家庭的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的相守相望中，成功塑造了一位典型的中国母亲的形象。小说在所有人物形象中，着重突出女性人物形象；在所有女性人物形象中，着重突出母亲人物形象；在所有母亲人物形象中，着重突出“我”的母亲（主角张冬生）文学形象。就这样，在中国母亲文学人物长廊中，作者又为中国母亲文学人物长廊增添了一位“千亩沱母亲”。

小说在苦不堪言和成功喜悦的轻描淡写中穿针引线，巧妙嵌入湖南湘北百年乡村风情画。小说中有山水画，有民俗画，有歌谣也有歌舞，有婚丧嫁娶也有随行就市，有农耕文化也有工商文明……不一而足，这些就使得小说里的千亩沱不仅呈现为山清水秀的生态园，更呈现为一座琳琅满目的文化大观园。

小说在简洁流畅的叙述和简单平实的对话中见缝插针，适时使用一两句活泼俏皮而又意蕴深刻的家乡话，让人在忍俊不禁中，一下子领悟到很多东西。譬如书中写到的有俗话说“世上三人共一百”“做贼偷瓜起，赌钱摸花起”“要赚猪的钱，只有和猪眠”“穷要穷得新鲜，饿要饿得干净”“春茶差日子夏差时”等等；既让人会心一笑，又耐人寻味。小说《千亩沱》乡土叙事的语言清新别致，也达到了新高度。

总而言之，长篇小说《千亩沱》记录了中国一百年乡村变迁，书写千万户普通人家的家史，为15位平凡人作纪传，刻画祖孙5代人风骨，插入湖南乡村风情画，穿插湘北口语段子，具有时尚现代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次湖南乡村小说的重要突破。

多年来，彭东明依旧还在回望那片天空、瞩目那片乡土、凝眸那些人群、书写那些乡愁，然而境界更高、视野更宽、熔铸更多、技巧更足、表达更成熟，愿他保持初心，继续前行，继续深耕那片土地，结出更多好作品，收获更诗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