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陈莱笙（前排中）90岁生日喜庆留影。​

文/胡阳

一

谭云山被誉为“现代玄奘”、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友谊的金桥，他与圣雄甘地、尼赫鲁总理等印度开国元勋有着深厚友谊，为中印友好关系做出过重大贡献。谭云山与我的祖父胡宗腾既是好友，也是连襟，前者的夫人陈乃蔚与后者的夫人（我的祖母）陈莱笙是一对亲姐妹，她们分别是湖南大同学校的第一任和第二任校长。

2015年，为了纪念我的祖母陈莱笙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的长辈编写了《世纪足迹——陈莱笙传略》纪念册，谭中特意写了《姨妈陈莱笙是伟大的文明母亲》一文，作为纪念册的一部分。我在本文中以另外一种字体将谭中的这篇文章分享给读者，并且加以批注和解释说明。谭中文中的姨妈就是陈莱笙，姨爹就是胡宗腾。

写姨妈之前，让我先为妈妈写几句。我总觉得我妈妈陈乃蔚的才干不在父亲谭云山之下，但我们的人世不能让她像父亲那样出名，她像中国亿万贤妻良母，只能在很小的圈子中受人怀念。我这篇文章不用“母亲”字样，因为我内心觉得这样称呼我一生最亲爱、最敬爱的人有点见外。我从一岁开始说话就叫“妈妈”，毕生没叫她别的称呼。妈妈永远是“妈妈”。同样的，姨妈陈莱笙永远是“姨妈”。

我是长子，生下来叫作“爱之果”，名字是父亲起的，可是我一生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总共不超过六年。我来到人世以后一直到十一岁却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妈妈。我是老大，妈妈给我的母爱多过其他弟、妹。我每次想到这一点就心潮汹涌，脑子像触了电似的。1940年父亲把妈妈和三弟谭立、四妹谭文接去印度，我和二弟谭正留在抗战时期的湖南农村，起初有人照顾还有佣人做饭，后来都撤了，我们两兄弟就在“陶龛学校”集体住宿、在大食堂搭伙。小学毕业后我离开“陶龛学校”到安化蓝田念长郡中学初中，三年后又到漵浦乡下与南岳城内念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中（二弟谭正这时和我在一起），我很想念妈妈，经常写长信向她报告生活（信是按传统用“双亲大人膝下”开头），再流露一些游子思念慈母的感情。妈妈看了经常流泪。回信要两个月以后才收到。有时也夹着父亲的信，他的字特别大，一页纸上没有几句话，像电报一样。妈妈的回信从来不少过两页，写得密密麻麻，既有信息又有嘱咐，对儿子的关爱尽在字里行间。我每次读了妈妈的信就增加一分独立应对社会的力量与自信。我和妈妈通信等于一根绳子把她的心牢牢地和祖国拴在一起。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妈妈归心似箭，最后父亲同意，让她带最小的弟妹回国定居。1947年送她们回到长沙，我（还有二弟谭正）和妈妈及生在印度的五妹谭元和满弟谭同团圆。

妈妈陈乃蔚和姨妈陈莱笙是亲姐妹，年龄相差三岁，感情特别深厚。她俩先后进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又先后去南洋教书，姐妹形影不离。1929年4月我在马来亚柔弗州巴株巴辖诞生后两个月，父亲接我们去印度孟加拉邦的“和平乡”（Santiniketan）拜谒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当时要坐轮船、火车，有时还得走路，是比较辛苦的跋涉，我由妈妈与姨妈轮流抱着，在姨妈怀里享受恩爱。1935年，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在长沙城内租房子住下，姨妈、姨爹和表妹丽丽（胡仁）、表弟乐乐（胡星）也来和我们住到一起。那时乐乐刚生下，还抱在手里，我家老三谭立也在襁褓中，我和比我小一岁的丽丽和二弟谭正一起玩。1947年妈妈回国带着四个孩子在长沙小吴门外东大马路旁买房定居，姨妈一家人（有七个表弟妹）又和我们住在一起。只要有机会，我们两家总是一个大家庭。我从小享受姨妈的恩爱也算不少。我常常记得刚生下就抱过我的姨妈，她不但是胡家表弟妹的妈妈，也是我的第二妈妈。

陈乃蔚对谭云山的事业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我在2025年第七期的《书屋》曾撰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可见谭中评价其母的才干不在其父之下，这个结论并不过分。

陈莱笙1929年在印度国际大学参观与学习的半年中，有幸见到了印度诗圣、文豪泰戈尔。陈莱笙曾这样回忆道：“泰戈尔那高大尊严的形象，令自己肃然起敬。”泰戈尔热情地欢迎陈乃蔚、陈莱笙姐妹的到来，并说两姐妹很相像。当他得知陈莱笙喜爱艺术，有意继续学习后，除介绍一位印度女生给她做朋友、照顾她的日常生活外，还介绍她去见艺术学院院长南多拉波斯。在南多拉波斯那里，陈莱笙参观了艺术学院全部教学设施与绘画作品，坚定了陈莱笙立志在艺术方面发展的意向。

根据我国的传统风俗习惯，一对亲姐妹哪怕关系再好，在她们成年并各自结婚成家之后，一般来说姐妹两家人很难有机会住在一起，甚至比邻而居的情况也很少。但是根据谭中的介绍，为了创办大同学校，陈乃蔚邀请了胞妹陈莱笙、妹夫胡宗腾到大同学校主持具体的教务工作，于是姐妹两家人例外地住在了一起，像一家人一样。两家的孩子虽然是表亲，但是由于住在一起朝夕相处玩耍，关系格外密切。我的父亲（胡星，陈莱笙的长子），也就是谭中前面提到的乐乐表弟，每当见到谭中时，直接称呼他大哥，而不是表哥；谭中直接称呼我为侄子，而不是表侄，显得非常亲切。谭中受其父母影响，很注重信件开头对收信人的称呼，例如他给我写信时，会称呼我为“亲爱的胡阳贤侄”或“亲爱的阳侄”，这让我深受感动，因为谭中是唯一一个在信里称呼我“亲爱的”的长辈。我们中国人信件中的称呼，往往比西方人更含蓄，很少用“亲爱的”这个词。而谭中曾经在海外生活多年，他在信件中对我的称呼是“中西合璧”的，让我深切感受到来自长辈的亲热与关怀。

1947年父亲把妈妈、弟、妹送回长沙，马上要找个地方安居。父亲熟人多，通过各方介绍找到了比较合适的住所。小吴门外一幢被日本炸坏的洋房是正方形的、很漂亮的两层建筑，被日本炸弹炸毁了一个角，其他三个角都没损伤。父亲把它连同地皮买下来，把那个修复花的钱比买房子和地皮的钱还多，可见买价不高。那个卖主看见父亲是个书生，就得寸进尺地纠缠他，要把房子旁边一块地和一口塘都降价卖给父亲，父亲经不起他纠缠就成交了，契约签了以后两人在附近一家小小著名云南包子店吃了一顿包子，算是庆祝功德圆满。成交后的第二天，我住的那间楼房飞进一块石头，把窗玻璃打破，是住在那块刚买的地屋子里的佃户丢的。我当时就意识到那时中国农民对地主反抗的情绪。其实父亲当时并没有太多积蓄，钱都存在一位曾在印度多年的华侨商人、父亲的好友、那时在香港金融界的邱庆昌先生那里，他对父亲有求必应。后来我送父亲回印度一直送到香港，看到父亲和邱庆昌交谈。父亲问他是不是“透支”了，他说没有关系。1949年父亲又把妈妈和弟、妹接回印度，把长沙的房地产以及“大同学校”都交给姨爹、姨妈代管。

有数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在1840—1842年鸦片战争后，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界，一百多年来有志之士都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振兴中华，姨妈的父亲陈子厚、姨妈、姨爹、妈妈、父亲都属于爱国志士的行列，不是什么剥削农民的地主。中国土地改革势在必行，五十年代的土改运动使得中国四五亿农民真正翻身，成为中国发展与建设的强大动力。父亲1956年回国观光，在北京和一位在计划委员会工作的，妈妈、姨妈的任家亲戚（是任弼时叔辈）交流。那位曾经留美的纺织专家告诉父亲自己参加土改运动的经验，起初斗“恶霸”，“恶霸”斗光就斗“善霸”（好的地主），父亲如果在国内，大概也会是“善霸”，要挨斗的。那年父亲在北京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要人及朋友以后，又到长沙会见姨妈、姨爹，谁也没有告诉他，姨爹在土改时当过他“善霸”挨斗的替罪羔羊。他要是知道，一定会负荆请罪的。土改运动时我还在国内，1954年底我见到姨妈、姨爹，他们也没说。我们一直蒙在鼓里。现在赔罪也太晚了。姨妈常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勉励自己。其实姨爹挨斗也是姨妈顾全大局，让自己最亲的人受苦“走过场”，当时她已是当地农民敬仰的“陈校长”（专门办夜校教育当地农民，免费让当地农民的子女进大同学校），谁也不愿、不敢把姨妈当作“善霸”来斗，是姨妈主动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了。从这件事也看出姨妈的才干与领导能力。姨妈是中华文明数千年“仁义”传统的智慧结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记得住进修复的洋房以后（我家住一半，姨妈家住一半，楼下的客厅和餐室共用），父亲说，在这种时局住这样的洋房不合适，为社会做点事吧！就这样在我们住的围墙内的家园中办起“大同学校”来。刚开始妈妈任校长，只管理对外与财政，校务都由姨妈管。那时我高中毕业没去天津加入我考取的南开大学，在家闲着，也看到妈妈、姨妈从无到有把学校办起来的经过。

二

大同学校初建时的办学设想受到当时泰戈尔在印度发展教育事业的影响。谭云山对大同学校的远景规划为“建立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院完整学校体系”，这一高瞻远瞩的教育规划当时在国内是不多见的，从中可以看到泰戈尔创办印度国际大学对谭云山的影响。有了这个规划，大同学校初建时虽然办的是小学，但实际上又有社会教育，国民政府也就允许学校被命名为“大同学校”，而不是直接命名为“大同小学”。

由于有着建立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完整学校体系的远景规划，大同学校从创办起，就配备了一流的师资力量。谭云山在大同学校建立后仍回印度主持中国学院工作，陈乃蔚担任校长。胡宗腾、陈莱笙夫妇曾在法国留学，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成了陈乃蔚的得力助手。初建的大同学校聘请了许多优秀青年教师，大多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外，陈乃蔚、陈莱笙还邀请了一些长沙稻田师范学校的老校友加入大同学校，并邀请一些热心平民教育的人士到大同学校做义务工作。

前面我说妈妈的才干不在父亲之下，只是一种直觉。记得我在长郡中学念书时，晚上集体作业时，我把父母来信给最好的同班同学看，他们齐声说，妈妈的字比父亲写得更好。那时父亲在我心里威信最高，我听了同学们的评论有点为父亲抱不平。也是从那时开始我认识到妈妈很有才华。我才三岁时，妈妈就教我念《三字经》（我把整部《三字经》都读到背，以后受益无穷）。妈妈又教我拿毛笔写正楷。我小时好玩，妈妈教我时我很专心，教完以后我就全心全意投入自己的玩乐小世界。但我从小书法很好，还参加过小学书法比赛，一切归功于妈妈的教导。

和妈妈相比，姨妈更有才华。有时妈妈为手头的难题犯愁，姨妈就帮妈妈出主意、鼓励并安慰，姨妈的乐观感染了妈妈。1948—1949那两年长沙情况很复杂，在姨妈的帮助下，妈妈把一个大家庭和一个新办的小学撑持起来。妈妈比较沉静，姨妈的口才极好。我和妈妈在一起时对话不多，感情在不言中交流。我和姨妈在一起，感情都在交谈中洋溢。我没做什么也听到她不断称赞，心里暖和和的。1948年，我向《湖南日报》投稿登了，得了稿费，姨妈的称赞使我洋洋得意，就上街买了点心回来请大家吃。我从小就觉得妈妈比较传统，姨妈比较新潮（她留学法国，见过大世面）。1935年同住在长沙城内时，有一天吃饭的时候，门外有叫卖腐乳（湖南话叫“猫鱼”），妈妈和姨妈叫他进来，妈妈买了红腐乳，姨妈买了带辣味的白腐乳。我那时才六岁，很任性，不喜欢吃妈妈买的红腐乳，而想吃姨妈买的白腐乳。姨妈马上夹点白腐乳来给我吃。姨妈善解人意，无微不至地照顾别人。我的侄女谭敏和侄子谭诩的文章都谈到。可惜我不像他们那样和姨妈长期相处，写不出他们那种生动的回忆。

谭中认为其母的才干不在其父谭云山之下，并且通过其同学对二人书法的评论认为，陈乃蔚的书法要好于谭云山。此外，谭中非常崇拜自己的姨妈，认为姨妈在法国留学见过大世面，充满了崇敬之情。姨妈对谭中童年时的照顾，是格外温馨的回忆：

1954年我从上海去印度和父母弟妹团聚，先到长沙探望姨妈，和她告别，新婚妻黄绮淑同行，在姨妈家住了一晚。白天丽丽带我们游烈士公园叙旧。1980年我和小黄应邀参加北京“南亚会议”，回程中又去探望姨妈、姨爹。当时我提出想见见丽丽，姨妈说，丽丽正在申请入党，正受党组织考察，让我们别见她。我知道，在政治运动中“海外关系”是一种连累，姨妈、姨爹和表弟妹都因为我们而吃过苦，但姨妈从来没有抱怨过。

一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才知道我们这“海外关系”对姨妈和她全家人是何等严重的累赘。首先是弄得许多人家破人亡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姨爹和姨妈是奉公守法的典范，并不触犯“文革”“除四旧”，姨妈而且公开发誓支持“文化大革命”。可是1967年的一个晚上，一群“红卫兵”以“严重海外关系”的罪名破门而入，到姨妈住处“抄家”。他们发现屋子里有两件皮大衣，就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没收。姨妈耐心解释那是姐夫谭云山和侄女谭文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邀请、国务院全程招待时买给他们参观东北时用的，因为印度太热无用就留在她家，强调那是“毛主席送的”才避免没收。虽然这次抄家应付过去，但姨妈与姨侄女心灵受到伤害，以后常做噩梦。

更严重的是：五十年代姨妈和表妹丽丽申请入党，因为“海外关系”没有批准。1958—1959年，表妹林林（胡玲玲）在长沙十二中学品学兼优，已经考验了三年，学校发展她入团，呈报上去以后团市委批复说：“该同志有严重的海外关系，暂不宜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丽丽、乐乐、林林都理所应得于1984—1985年光荣入党，早已经在思想感情上入党的姨妈，一次次被拒绝后也毫无怨言，终生没有入党。我想，如果不是被我们“海外关系”连累，姨妈在五十年代就会是共产党员，就会参加到她父亲、烈士陈子厚的革命先锋行列中去，那以后姨妈和她全家的生活与事业就会有更好的发展。我们“海外关系”的连累对姨妈和全家精神上和物质生活上造成的损伤不小，但我谭家的人们对此全不知情。父亲和妹妹谭文五十年代回国到了长沙，我们夫妇以及弟弟谭立以后到北京、长沙，都受到姨妈和表弟妹热情欢迎，这“海外关系”的连累就这样被姨妈和全家彻底封锁在心底里。这种伟大的胸怀使我既感动又觉得内疚。

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虽然不是谭云山和谭中的直系亲属，但是对谭云山和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特别感兴趣，就是因为陈莱笙的亲家家族（主要是我的外祖父和我母亲）对“海外关系”的独到判断。从谭中文中可以看出，在那个特殊时期，海外关系让人谈虎色变，人们对海外关系唯恐避之不及。但是我的外祖父和母亲独具慧眼，不仅暗地里青睐有海外关系的陈莱笙家族，并且私下里认为胡宗腾和陈莱笙夫妇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他们年轻时去过很多国家，见多识广。我外祖父的家庭背景与谭云山非常相似，都是具有悠久耕读历史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他对陈莱笙家庭海外关系的暗中青睐，不仅为我将来从事谭云山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且为谭中对我的信任埋下伏笔。

佛教传来以前，中国辞书上没有“慈母”，只有“慈父”（是形容教子不严的父亲，带有贬义）。这并不表明中华文明本身缺乏母爱，只是重男轻女的中国传统没有对它宣扬而已。佛教在中国流传以后，不但“慈母”的概念树立，而且把印度的男性菩萨“Avalokitesvara（观世音、观自在）”改变为慈悲女神，也是间接宣扬伟大的母爱。我有六个弟、妹，深深知道妈妈把七个孩子拉扯大很不容易。后来她也精疲力竭，不能把母爱无限地投到子女身上，只专心致志当贤妻而已。

《易经·大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以前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也没有现代的避孕条件。姨妈到法国留学不到五年，生了三个孩子（1930年12月生丽丽，1932年2月生姗姗，1933年又生咪咪），虽然有这样重的养育孩子的负担，姨妈仍然于1934年获得图卢兹大学艺术系学士学位。我作为后辈，不能和姨妈攀比。我从自己切身的经验（在印度大学得到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知道在国外得学位是得下功夫的。特别是法国各大学授予学位特别严格，法国从来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学位。1973年我以副教授及博士的身份到巴黎参加“国际东方学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0rientalists），大会手册上宁愿称我为“教授”而不承认我的“博士”头衔。姨妈得到法国大学学士学位，姨爹得到法国大学硕士学位，都是响当当的资历。我看到妈妈把七个孩子带大那么不容易，姨妈有八个孩子，老三幼年夭折后，也有七个孩子，她经历的环境比妈妈复杂、艰险，但儿女们都圆满发育、幸福成长，个个是国家模范公民与社会栋梁，太不容易了。

谭云山和陈乃蔚夫妇一共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两家人好像不约而同，胡宗腾和陈莱笙夫妇也有七个孩子，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当今海外留学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是普遍现象了，但在新中国成立前，海外留学却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曾经买了一本介绍“胡”这个姓氏的书，我想了解一下“胡”姓的来龙去脉，没想到里面竟然有我爷爷的名字：“湖南汝城县胡宗腾留学法国。”由此可见留学法国在当时的影响。

因为我祖父仙逝稍早一些，我与祖母陈莱笙接触得更多一些，所以祖母给我讲过一些法国留学的往事，我记忆犹新。胡宗腾、陈莱笙夫妇在法国图卢兹大学留学，胡宗腾攻读经济专业，陈莱笙攻读艺术专业。图卢兹是个城市名称，以前曾翻译为“都鲁斯”，现在是著名的“空中客车”飞机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我希望将来能访问法国，访问祖父母留学的图卢兹大学，还希望能找到他们当年的学生档案，探访他们可能留下的踪迹。

三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姨妈是实现后半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积极分子与成功典范。首先，姨妈出色地完成了“幼吾幼”的伟大任务。她爱自己的孩子，但又不溺爱。有一次，一个表妹上课不好好听课，影响课堂秩序。姨妈给她严厉处分，身为校长的姨妈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小小的女儿放进井口中处罚，表妹以后就不再顽皮了。她后来努力学习，读完大学又找到好的工作，被称为胡家“才女”。

写到这里，我也回忆起自己的一次遭遇。1935年因为家住长沙城内，我进了父亲当年念书的第一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第二年在北门外郊区建了其后差一点没被日本飞机炸毁的红砖小楼，搬了过去后我就近入枫林小学念书。这个学校不那么有名，学生也不多。有一次全校举行作文比赛，我虽是初小二年级生，也参加了。那时我喜欢在下课休息时到图书馆、阅览室翻翻图书杂志，看到一些我觉得新奇的文句，过目不忘。作文比赛时，我把有些文句用上了，后来老师评审，我得了第二名，同时有老师说我“抄书”（一个初小二年级学生怎么能写出成年人的老练句子来呢？）。妈妈听到了反映就拉着我去见校长，要我当面承认“抄书”。我虽然照做了，心里也莫名其妙。后来我那第二名的名誉没有取消，我也不埋怨妈妈太严。现在想起来，姨妈和妈妈都是孟母，小时管教得严，长大后受益。后来我进了陶龛学校高小，第一学期妈妈在身旁，我的成绩全班第一。妈妈走了，我的第一也被带走，第二学期降到第二名，第三学期降到第三名，到高小毕业时滑到前四名外。表弟妹们能在姨妈亲自监督下学习成长，真是幸福。我羡慕他们。

姨妈不但“幼吾幼”，还“以及人之幼”。从1948年起一直到她退休，她就是实践孟子“以及人之幼”的典范。表弟妹们在这本纪念册中把姨妈在这方面的事迹写得很详尽了。姨妈“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精神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第一，她是既慈又严的良母，对自己的子女既给温暖的春晖，又引导他们上进。这和当代“民族国”世界你死我活竞争中出现的所谓“虎妈”（Tiger Mom）不可同日而语。第二，姨妈把所有的学生都看成自己的亲儿女，凡是做她学生的，都沐浴在她的母爱阳光下。第三，姨妈是有学问、有人格修养、有领导作风，循循善诱，为人师表的社会母亲兼教师。一句话，姨妈不但是胡家表弟妹的妈妈，不但是我的妈妈，也是受过她栽培抚育的成百上千人的妈妈。我的弟媳朱雪辉就有这种感觉。成百上千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姨妈的双手不知为社会抚摸过多少茁壮成长的嫩苗，姨妈的教导不知鼓舞过多少年幼的心灵，姨妈的双眼不知看到过多少人从长沙成长，到祖国各地起了社会栋梁的作用。

宋儒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姨妈一生事迹的最适当的总结。姨妈无论在家中还是社会上总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两次因公受伤，使身体残废，仍然奋勇向前。从表弟妹回忆出来的各种细节来看，姨妈是伟大的女性，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是德才兼备的模范教师，是无私奉献的人民勤务员，是卓有贡献的国家建设者。她曾获得“三八红旗手”“教育系统积极分子”“优秀教师”等光荣称号。要是在今天，她一定会得到更多奖状与“优秀”头衔的。

中国不是个逞强称霸的“民族国”，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沉淀。姨妈就是这种沉淀在现代的回光返照。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仁义礼智信”被姨妈用来确定五个女儿的社会身份：大女丽丽是“胡仁”，二女姗姗是“胡义”，三女林林是“胡礼”，四女非非是“胡智”，五女多多是“胡信”。这样通过第二代的名字和行为来完整地标榜中华文明的道德精髓，在中国亿万人家中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全国都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陈莱笙的教育经验非常丰富，对学生宽严相济，既有宽的一面，也有严的一面。在我印象里，祖母虽然语言温和，但是有充分的教育手段来维护教学纪律。我曾经听她亲口说过，她如何能够使很调皮的后进学生步入正轨，也听她讲过对亲生儿女的教育。

胡宗腾和陈莱笙夫妇的教育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在南洋（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都从事过教育工作，而且在法国留过学，了解很多法国的教育实践，所以他们的教育水平相当高。谭云山邀请他们一起来协助创办大同学校，是明智之举。初创时的大同学校，初步实现了谭云山夫妇在祖国兴办教育事业的理想，也部分地实现了他们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大同学校的学生既有当时政府官员、军队将领和富商的子弟，也有当地贫苦工人、农民的子弟，这些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一起在大同学校受教育，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体现了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初创时的大同学校提供的教育是全方位的，既有小学教育，也有成人教育和妇女教育，接受教育的学生除了儿童以外，也包括青年和中老年人，也反映出泰戈尔兴办国际大学对谭云山的影响。

湖南大同学校一直保持着严谨的校风和浓厚的学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始终是湖南省的示范性重点学校，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杨小凯教授，就是湖南大同学校的校友。谭中文中提到的朱雪辉既是陈莱笙的学生，也是谭中弟弟的夫人。

谭云山在大同学校建校后，于1948年仍回印度国际大学主持中国学院的工作，办好大同学校的责任就落在任校长陈乃蔚和任教导主任陈莱笙两姐妹的肩上。陈莱笙的组织能力较强，号召力强。陈乃蔚自然十分放心让她多方协助自己管理学校。在1949年陈乃蔚率子女赴印度之后，陈莱笙成为学校第二任校长。

1953年，人民政府接收大同小学，改为公办小学，陈莱笙仍担任教导主任，积极支持公派校长工作，共同办好大同小学。对于谭云山个人房产，政府给予三万元补偿（那时三万元约合2016年的人民币三百万元）。1956年谭云山回国观光时，陈莱笙与谭云山商量，将这笔钱捐赠给了政府，用于发展长沙的教育事业。

姨妈陈莱笙生于二十世纪之初，过了二十世纪才离开人世。她的“世纪足迹”深深地印在中国社会与中华文明中，也深深地印在她子女的心中，印在我这个侄子的心中，印在千千万万直接或间接受益的人们心中。她在世时很普通、很平凡，但又很不平凡、很不普通。当今中国人们物质生活普遍提高，但精神气质却下降，很难再找到她那样忘我无私的中华文明的典范了。

我想，如果中国所有的母亲都像姨妈那样，将来中国社会就会是最文明、最温暖、最幸福、最受世界敬爱的。如果全世界的母亲像姨妈那样，将来就不会有“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与“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世界就会成为温馨的命运共同体。

姨妈的平凡而又杰出的事例应该好好宣传一番，姨妈的文明母亲榜样应该发扬光大！亲爱的姨妈，请再一次接受侄儿谭中的敬礼！

2015.12.20写于芝加哥大湖北岸

通过这篇文章，读者能够发现谭中对我高度信任，是因为他与姨妈陈莱笙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我很早就听说过我家里有众多的海外亲戚，但是从未谋面。2008年，我与谭中第一次见面，当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真见面时，我感觉有一点忐忑和紧张，没想到谭中对我非常热情，我们一见如故。之后，我们频繁地通过信件交流，我每次给他写信，他都会很快回信。谭中在2015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有回国养老的想法，归心似箭，但是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把克服这些困难的希望郑重地寄托于我。我和亲朋好友经过多年的努力，没有辜负他的希望，使谭中在2019年成功地回国养老。

在谭中的鼓励下，我从2008年开始逐步转向从事谭云山研究和中印文化交流研究，受到了谭、胡两家亲人的信赖和支持，以及谭中好友的高度评价。例如著名的印度历史学家林承节，当他知道我对印度历史研究感兴趣时，他回复的第一句话就是“祝贺谭中”，因为谭中家族里有对印度历史研究感兴趣的下一代学者，认为这对谭中来讲是一件非常值得祝贺的事，并且林承节也给了我更多的鼓励，让我深受感动。

谭中这篇写于2015年底的文章，不仅反映了他对姨妈陈莱笙的深厚感情，也透露出他思念祖国、叶落归根的想法。2019年他终于回归祖国，定居养老的地点就选在了湖南长沙，不仅因为这是他的家乡，而且因为陈莱笙的许多后代、谭家在国内的一些亲戚、谭云山创办的大同小学都在长沙。谭中回国养老之后，每当逢年过节，陈莱笙在长沙的后代、大同小学的教师代表都去看望他，特别是在谭中过生日之时，谭家、胡家的亲人和大同小学的师生都去为他祝寿，其乐融融。陈乃蔚和陈莱笙姐妹二人如果在天有灵，应该感到格外欣慰。

作者：胡阳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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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