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炼

1843年的新年第一天，天色未亮曾国藩即已起床。他“磨墨试笔，谨书‘孝’字、‘敬’字，写课程单”。1870年的正月初一，郭嵩焘也记起往年这天，“于宗堂拜年后，书开笔吉祥语”。其实，读书人“每年元旦作字，必先用红笺庄书两语”的祈福传统，大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及至清代，无论朝廷重臣还是地方文人，已经普遍实践新年发笔这一文化仪式。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在日记中的生动记录，让《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版，以下简称《大清万象》）的作者尧育飞，得以借由时人日记，重返历史现场，窥探如同毛细血管般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字信仰”。

日记源于西汉，成熟于唐宋时期。到了清代，传统日记迎来全面繁荣。传统社会文人学士的日记，多为读书笔记和修身札记。因此写作之时，当事人也不免带有“创作”的目的甚至“示人”的意图。《大清万象》指出，这一现象的出现，乃是“读书人日记意识觉醒并大规模付诸写作实践的产物”。此处“日记意识”一语，颇有见地。借用《大清万象》作者所言，日记的特殊功能在于，足以让每一天都“意义化”。因此，在《大清万象》中可以读到，当自家学生抱怨每天无事可记所以不写日记之时，晚清湖南文人王闿运反驳，日记即“专防人每日无事”，“无事而必记，则有事矣”。此语颇见巧思。在王闿运的认知当中，写日记本身即一桩大事。也正因为日记需要记事，当事人不得不日思有所作为。可见，对于培养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写日记实也大有益处。无怪民国文人如鲁迅，即便终日无事，当晚也必在日记中写下“今日无事”，或与王氏有同慨焉。

郭曾炘则说：“日记之大旨有四，一省愆尤，二辑闻见，三记交游，四则倾吐胸次之所欲言者。”通过郭氏所列举的诸多日记“大旨”，则可见时人日记意识之中“我手写我心”的主观性和私密性。相较于官方记载的刻意修饰与目的性编排，日记往往是个人内心世界的直接流露，记录了个体在特定时空下的真实感受。也正因为日记透露出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人事细节和思想隐秘，方才引得有心人孜孜以求，必欲一睹为快。

正如《大清万象》所言，日记介于公开与私密之间的张力，令写作者（或包括后来的日记阅读者）有一种“僭越”的快感。作者自陈，“小人物的真世界，是我探寻的目标”。因此，该书的八个专题之中，作者倾向于情感史、生活史以及书写“微观历史”的向下视角，清晰可见。

在《湘绮楼日记》里，王闿运的美食享受和饮食偏好，不仅反映了清代文士的生活方式，也折射出他们对于价值观念与社会变迁的认知。“至便宜坊天聚楼吃烧鸭，几凳宛然似十二年前位置，鸭炙殊不美，忆往岁脆嫩，殆有百倍之劣。宋嫂鱼羹，因时美恶，岂独士大夫一蟹不如一蟹而已。”王闿运日记中的“以食观世”，足以反映出美食、烹饪、邀饮、饭局以及赠礼等公共活动在清代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象征意义。

对于见证清朝由盛转衰的赵烈文来说，其在日记里关于清朝五十年“抽心一烂”的预言，固然令后人拍案叫绝。但《大清万象》的作者所关切的，却是同治年间赵烈文与同僚、家人如何应对瘟疫，以及感染疫病之后仆人与女儿无声逝去的悲剧。日记中记载的惨酷疫情之下的众生相，“有助于窥见个体的责任、心情、才能等”，展现出疫病如何成为深化上至朝廷要员、下至升斗小民的自我认知的重要契机。不仅如此，日记中时人对于疫情的因应，竟然还促成了彼时“死亡文学”（如挽联、墓志、行状、人物小传等）的畸形勃兴，则不能不让人感喟世事无常，实可补正史之缺。

因此，在《大清万象》之中，作者从曾国藩的日记里，读取的不是曾文正公立德、立功与立言的嘉言懿行，而是其日常与日课的“围棋事业”。从曾氏日记中“晚饭后，又围棋一局，何以为人”的自我批判，“对围棋消遣等功能的否定到正面接纳，曾国藩耗尽了一辈子时间”，也成为观察其内心“天理”和“人欲”交织的窗口。

郭曾炘在日记中写道：“自辛亥以后，故国故君之思，每饭不忘。”《大清万象》着意借助其日记，描述以郭氏为代表的遗民群体，在政权鼎革之际如何安顿清王朝的遗产，思考谁该为逊清皇室的播迁承担责任，又如何退缩到个人诗文的一方天地之中寻求慰藉。1927年，郭曾炘听到王国维的死讯，不吝笔墨地指出，王氏投湖的原因在于“赤氛紧迫，恐以后乘舆益无安处之地。忧思无计，愤而出此”。郭氏在日记中将王氏之死与1918年自杀的遗老梁济（梁巨川）之死予以比较：“其（王国维）死与梁巨川相类。然巨川愤共和之失政，在以死讽世，于故国之痛，尚在其次。静安则纯乎忠赤大节，炯然又在其上。”

显然，《大清万象》尝试恢复被主流史学长期忽视的研究维度——情感与日常生活。同时，它也在提醒今日读者，历史不仅是关于权力与制度的宏大叙事，同时也是关于普通人在特定时空之下如何感知、如何思虑、如何生活的故事。日记中的这些琐碎片段，或许未能改变时人对于大势的判断，但不可否认，它们使后人眼中的历史更切近“人之为人”的生命体验，弥足珍贵。

作者：段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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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