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年夏天一过，秋风送凉，我已步入七十有八的老境。我从供职多年的《株洲日报》，五十五岁提前退休，不觉闲散了二十三个年头。去年重阳老友聚会，杯觥交错，归家后写了一首词《采桑子》，以述闲居的景况和心情，“闲居不觉年光老，瘦了诗囊，宽了衣裳，溪畔芦花鬓上霜。闭门无意登高处，检点书香，斟酌壶觞，雁字秋风任短长。”

退休前，我是作古正经的业余作者，退休后，“痴儿了却公家事”，倒成了“专业作家”，时间都由自己掌管了，和友人去乡村、工厂采风学习，隔三岔五邀着去喝点儿小酒品几杯香茶。特别是有整块时间可以静下心来读书：从前读过的书，印象极好的，再拿来重温；新购的书，因为网上有评介，也兴趣盎然地细看。当然也会练字作画，写些文章，或小说或随笔；萌发诗兴了，写写旧体诗词自娱。内人年纪大了，从来是“远庖厨”的我，也帮着干点家务活，比如陪同去农贸市场买菜，当一个提篮的“力夫”。即便是这样的琐事，也会让我生出一些感慨，我曾写一首五绝《陪内人集市买菜》：“篮筐依次看，随意买青春。早与芳华别，白头旧似新。”

青嫩的蔬菜是可以随意买的，但流年似水一去不返，留下的是“蓦然回首”的记忆。

友人敦促我写点关于与文学创作有关的文字，其实，前面的一段话，便是一个开场白。

从中学时代正式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散文，如果算是文学创作伊始，而后又从没中断过，时间长达六十余年。检点我发表过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承载故事和人物的舞台（或称背景地），多是湘潭和株洲这两个城市，很多小说就直接写上它们的真实地名，也有因事件或人物怕引起误解而另拟地名的特例，但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依然是这两个地方。湘潭是我的出生地，直到初中毕业后，我才参加工作去了邻近的株洲，在此工作、生活到现在。两城相连，几十年来我在两城之间穿行，一个是历史悠远的古城，一个是新兴的现代化工业重镇，带给我的是经久不息的情感波动和联想的异彩纷呈。

学者认证“原乡”（故乡）的三个指向为：祖籍所在地、出生地、长期生活和工作地。我的祖籍为江西新干县，我出生于湘潭，长期生活、工作于株洲，故此三地皆为我的原乡。而湘潭和株洲，是我长相厮守、交往密切的地方。

生活在原乡的每一个人，对这块土地会与生俱来地充满一种由衷的眷恋、感恩、挚爱之情，原乡文化所涵盖的一切，政治、经济、地理、风俗、文学、艺术……都会融入他的血液、性格、观念之中，原乡的人事都会铭刻在他的脑海、心灵之中。“原乡作为一种文学性话语，主要是指作家们所描绘的原乡风貌或引发作家原乡想象的审美形象。”（张春《中国小小说六十年》）海德格尔在《人，诗意的栖居》中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这就是说，原乡是作家和诗人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赵园称：“城只有在其与人紧密的精神联系中才成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所寻找的性格。”（《城与人》）

湘潭是一座古城，也是一座名城。它建制于后汉萧梁时代，春秋更替，屹立至今。城中随处可见前代遗存的楼台亭阁、寺庙廊榭，雕梁画栋，彩壁飞檐，历史在这里显得厚重而亲近。城西的石嘴垴下，杜甫钓过鱼系过舟；大唐兴寺的匾额，为唐代书法家褚遂良所题；雨湖因明代的一位王妃，雨中游此而得名；湘江上的杨梅洲，曾国藩召集工匠在此打造战船；关圣殿内，毛泽东曾在此召开农民运动调查会……近代史上的许多文化名人，也在此联翩而出，王闿运、八指头陀、杨度、齐白石、黎锦熙、黎锦明、黎锦辉……关于他们的故事和传说，流淌在街谈巷议中，让我浸淫其间，不能自拔。

我的父亲曾是一个中医，喜交友，他的朋辈中有不少饱学之士和身怀绝技的人，耳闻目睹，常令我怦然心动。及长，虽工作于株洲却常回湘潭，因痴心文学创作，与古城各种人物都有交往，特别是一些湘军后裔，他们之中有学者、书画家、医生、企业家、贩夫走卒，每与之交谈，便得到许多精彩的故事与人物原型，成为创作的素材。

湘潭古城素来读书风气浓郁，让我受到很好的熏陶。我的小学、初中老师，教语文或不教语文的，都温文尔雅，而且大多能诗能书画。街坊邻居中，也常有腹笥丰盈的人，我去请教什么问题，往往能迎风吐玉释疑解惑。父亲也是对我课读甚严，教我写毛笔字，为我讲解湘潭史乘和如何写旧体诗，培养了我读书的良好习惯和遵礼守规的做人基准。随着年齿渐增，读书渐多，阅历渐广，湘潭的这种文化精神、文化品格、文化氛围，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小说创作。我曾在一篇《聂鑫森访谈录》中夫子自道：“不论是对久远历史的钩沉，还是对现实生活的切入，贯穿其中的依然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人文关怀，所要表现的依然是对传统文化的守望与坚持。在塑造人物时，我力图强化他们的文化性格，多侧面地去展示他们的逼人才气、坦荡襟怀、高贵操守及审美的理想。精当地选择一些能显现其文化特质的细节，往往是我的用心之处。”（《百花园》2007年第4期）

1965年秋，我初中毕业后，招工到株洲的一家中型木材加工厂，先当电锯工，再当刀具钳工，一干就是十三年。因发表过一些文章，再调入《株洲日报》供职，直到退休。株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从一大片冈峦起伏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几百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冶金、化工、电力、电子、航空工业、轨道交通、机械制造、纺织、农机、陶瓷……蔚然大观。株洲带给我的是一个全新的画面，现代、时尚、年轻、阳刚。那时在市区这个空间，很少见到古香古色的前代遗存建筑，烟囱、厂房、高炉、机床、流水线、吊车、焊火弧光，是让人心旌摇动的壮美风景。上班族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如多声部的交响诗，蓝工装是他们最值得骄傲的打扮。

在几十年前，株洲的产业工人整体文化程度高，各个厂都很重视文化体育活动的开展，大厂还有半脱产的篮球队、文艺演出队。而文学创作也十分活跃，工业题材的诗歌和小说成了工人作者的写作主项。因许多工厂都有文友，我去过制造飞机、火车头、火车厢、桥梁、合金刀片、汽车、拖拉机……的现场，钢鸣铁响，火与热奔涌，工人兄弟的忘我劳动，确实让人豪情倍增。后来我到了报社，下厂采访成了家常便饭。这种壮观的现代工业大场景，让我产生写诗的冲动，并发表过不少工业诗，被评论家青睐。我也写了一些工业小说，因我曾工作于森工企业，有生活积累，于是，写护林员生活的《穿过大森林》、放排工生活的《排客》、锯木工生活的《0号首长》……发表后收入我的小说集《太平洋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奏》。有好心的朋友告诉我，这不能算工业小说，你写的是初级的没多少技术含量的体力活，没有现代工业的场景。这让我困惑。直到学术界认为以行业来划定小说类别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我才回过神来。小说就是小说，把人物写好了就行。我参照自己写诸多古城湘潭生活的小说，突显其文化内蕴的体会，从原乡株洲梳理素材，写一些与工业氛围相关的小说，如《芭蕉村的工人茶社》《师徒仨》《流年似水》《望星空》《修复旧时光》等。让具有现代工业城市精神特质，同时又是坚守传统文化根脉的工人形象，进入我的小说，接通古典与现代的气韵。

而我在写湘潭街巷众生的小说时，也将现代工业城市株洲的新鲜气息，无声地引入，让相对守旧的姿仪和心态，具有鲜活的呈现。正如小说《翦春罗》中的主人公为古城小巷人物，她作为刀剪功夫极好的园艺师，所遵循的是“慈不莳花”和“爱是有锋芒的”信条，在为一位动不动就端明星架子的话剧演员修理庭院小竹林时，告诫他“自由是有限度的”，不能让竹鞭随意疯长，裂阶毁墙。这种产业工人严守上班纪律和操作规章的态度，引入到这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学者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一书中说：“原乡作品的叙述过程以及‘乡愁’的形成，都隐含时间介入的因素。今昔的对比，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往事‘不堪’回首的凄怆……”他还说：“尽管描摹原乡题材的作者背景、年岁有异，怀抱亦自不同，但他们的作品却共享不少叙述抒情的模式：或缅怀故里风物的淳朴固陋，或感叹现代文明的功利世俗，或追忆童年往事的灿烂多姿……”我之所以引用王先生的这些话，是因很对应我写原乡小说的意旨。

还有南开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刘俐俐女士，在所著《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一书中，评析鲁迅先生的《故乡》时，说：“‘故乡与返乡’是中外作家喜欢运用的故事模式。”她认为：“返乡必然具有目的，这也是这个模式适合生发故事的机制所在。正暗合了结构主义叙事理论所认为的，一个叙事性文本就是一个陈述句的展开，而民间故事的基本形式就是‘追寻’，也是追寻过程的展开。目的是追寻的另一表述。”这几十年来，我从株洲去湘潭探望父母、亲旧和老友，去游赏日新而新的风物，而后又回到安放小家与熟识人际圈的株洲，也可算是另一种意味的“故乡与返乡”。我的文学创作之路，也就来回往返于两个原乡之间，从青春年少走到“乡音无改鬓毛衰”。

老了就是老了，凡事求清简。去年春节前，家家户户忙着贴门联，我见自家的旧门联红纸未褪色，也就图省事未换下，还口占一诗自嘲：“本欲新桃换旧符，去年墨字纸犹朱。开坛老酒邀谁饮？只有春风识旧庐。”

早些日子网上风行谈诗文“抄袭”之事，居然波及到旧体诗词创作，说当今的原创诗词中，有的采撷前人原句或将原句改动几个字，乃是明目张胆的“抄袭”。这真是无知者无畏啊，旧体诗词的“借句”乃是一种传之久远的作诗方法。此外还有“集句”，一首诗所有句子皆来自前人的作品，但却是抒我之情述我之意。这下子我再不能“清简”了，乃写随笔《旧体诗词的借句与集句》，登载于《天津日报》副刊，以正视听。

友人打电话来说：“你这个老倌子，还有精神管这些闲事！”

我禁不住仰天大笑。

摘自“湖南文学杂志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