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重塑信息传播的格局与范式。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主体，AI主播的崛起绝非简单的工具迭代，而是一场触及传播权力结构、生产逻辑与人机关系本质的深刻变革，标志着我们正从“人工主导”的传统模式，迈向“人机协同”的全新传播时代。本专题集结的三篇论文，旨在从不同维度切入，系统审视这场变革的动因、图景、张力与未来。

《从“人工主导”到“人机协同”》立足传媒行业实践前沿，勾勒出AI主播以算法为引擎、驱动传播体系重构，并直面其带来的效率提升与治理挑战，提出了兼具建设性与操作性的四维协同治理框架，为行业转型提供清晰的实践指引。《在共生与异化之间》一文遵循学术研究的脉络，通过对既有研究的系统性梳理，揭示了当前学界围绕虚拟主播所呈现出的“共生”愿景与“异化”忧思并存的复杂学术图景，为理解这场传播主体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坐标系。而《数智时代AI主播的主体性哲学与文化传播》深入到哲学与文化反思的层面，指出AI主播所具备的仅是缺乏自主意识的“拟主体性”，并剖析了其在文化传播中可能引发的情感空洞与伦理困境，呼唤在技术狂奔中回归人本主义的价值锚点。

三篇论文由表及里、从实然到应然，共同编织出一幅关于AI主播与传播范式变革的立体图景。它们切入点各异，但聚焦共同的追问：在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张力中，如何构建一种既能释放技术效能，又能捍卫人性温度、承托文化多样性的“人机协同”新生态？这不仅关乎传播实践的未来，更关乎智能时代人类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希望本组探讨能激发更多关于技术、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前瞻性思考。

文/荣斌 李宁康

数字中国建设持续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战略有序实施，我国传媒生态正经历技术驱动下的结构性变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使得AI主播从起初的技术实验阶段进入到规模化、常态化的应用新阶段。在5G、大数据、云计算等底层技术支撑下，算法作为核心驱动力深深嵌入内容生产、分发以及互动的整个链条之中，促使传播主体从传统的“人工主导”模式快速转向“人机协同”模式。这种转变不仅重新构建了信息生产的时序逻辑以及传播效率，还引发了传播权力结构、媒介组织形态以及受众认知方式的全面重塑。

在此背景下，传播生态的演化已超越单纯技术工具替代逻辑，进入“算法为核心、新型传播主体围绕其构建”的新阶段。AI 主播作为具象化的智能传播载体，通过海量数据训练与建模，借助用户画像、情感识别、场景适配等技术实现个性化内容推送，形成“千人千面”的精准传播格局。这种数据驱动的传播机制打破了传统媒体中心化、单向度的信息流动模式，催生出去中心化、高交互性、强服务导向的新型传播关系网络。但算法赋权的同时也暗藏潜在风险，尤其在意识形态安全与主流价值传导等领域提出严峻挑战。

一、智能时代传播主体的重构与变革本质

（一）传统传播主体的特征与逻辑

在智能传播不断向前发展的背景下，传播主体的内涵正发生着一场颇为深刻且较为系统的重构，这样的重构不但在结构层面有所体现，而且对传播本质也带来了深层的变革。传统传播学理论里的传播主体，常常是以清晰且能够明确分辨出来的实体形态呈现出来的，其运作所依据的逻辑是建立在“人”作为信息唯一生产者的基础之上，呈现出由人工来主导、流程可以被控制以及传播路径单向的典型特点。像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主流媒体，依靠着专业的内容生产团队、制度化的编辑流程以及高度中心化的发布渠道，搭建起了一套从信息采集开始，经过内容加工，一直到最终分发为止的完整闭环体系。

这种机制确保了信息的准确性、导向性和权威性得到有效保障，但同时也决定了传播的相对“封闭性”——受众只能在既定的时间、频率和内容范围内获取信息，主播的个人风格与专业选择空间受到一定制约。

这种三层结构的运作，打破了传统传播学中“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模式，转而形成了“多元参与—反馈循环—持续优化”的动态系统。算法驱动系统通过海量数据识别用户需求与偏好，人类价值把关系统通过价值判断把控传播方向，AI执行系统则负责高效执行与动态呈现。三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使得整个传播体系既能保持效率的提升，又能守住价值的底线。

（二）AI 时代传播主体的重构路径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逐步融入信息生产的各个阶段，传统传播格局已然产生了一场较为彻底且体系完备的变革。这种解构绝非单纯的颠覆，而是在人机协同、内容自动生成还有算法分发相互交织的情形下，传播权力、话语形态以及受众角色产生深层次位移的必然产物。

表1 传统传播主体与AI时代传播主体的差异对比

图1 传播主体重构的三层逻辑框架

以大模型算法作为核心的AI系统，能够实时抓取用户于社交平台、搜索引擎以及视频应用当中的点击、停留、转发、评论等一系列行为数据，依靠深度学习以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识别出用户对于兴趣偏好的喜好以及情感倾向的走向，并依据这些情况动态生成或者优化内容推荐策略。算法不再是仅仅充当信息分发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主导信息流动方向的“隐形传播者”，人类从原本直接从事内容生产的工作者转变成了价值判断者、伦理审查者以及规则制定者。

传播主体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单一角色，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复杂并且有机的协同体系。这一体系是由“算法驱动的数据处理系统”“人类主导的价值控制系统”以及“AI执行的内容生成系统”这三个部分深度融合、协同运作所构成的。这三者相辅相成：算法系统负责高效处理海量的信息，以此来达成精准的分发效果；人类价值系统则会在伦理、文化以及社会导向等层面发挥“把关”以及引导的作用；AI生成系统则是在技术执行的层面上实现内容的快速响应以及多样化的呈现效果。这种新型结构的出现，实际上是对传统媒体时代那种自上而下、封闭线性的传播逻辑进行了颠覆，取代它的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且充满动态交互的网状生态。

（三）传播主体变革的本质内核

这场变革的实质，绝不仅仅在于技术形态或者传播方式的简单更新换代，而实实在在是一场针对传播权力格局展开的极为深刻的重塑之举。在以往相对封闭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信息的流动情况明显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特征，传播的过程常常带有单向传导等相关特点。换句话说，公众大多时候只是信息的被动接受对象，并非主动参与其中的主体。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平台的逐步开放，信息传播原有的权力结构正在被打破，话语权也开始朝着更为广泛的社会个体方向扩散开来。

二、AI主播对传媒行业与播音主持专业的赋能与挑战

（一）行业赋能：效率提升与生态革新

人工智能主播快速崛起，成为传媒产业向深度智能化转型的重要里程碑，意味着新闻传播生态正从传统人力驱动转变为技术赋能模式。当前，AI主播的应用仍主要集中在标准化、程式化的新闻播报领域。这反映出AI主播目前的应用边界相对清晰——高效处理结构化、标准化的信息内容，而对于需要深度理解、价值判断、情感表达的复杂场景，人类主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同时，播音主持专业就业呈现出结构性变化。传统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岗位需求下降，而新型播音岗位（数字主播、云直播主持、AI训练师等）需求逐渐增长。

这种就业格局的转变，实质上反映出传媒行业对人才能力结构的重新定义。新兴岗位的增长不仅源于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需求，更深层次反映出人机协同时代对播音员主持人职业定位的重塑。掌握传统播音技能的从业者需要快速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学习与AI系统的协同方式、理解算法推荐逻辑、掌握多平台内容制作等新技能，才能在新的竞争格局中保持竞争力。

（二）行业挑战：竞争重构与伦理风险

技术发展浪潮下，传媒行业所呈现出来的竞争态势正在经历着一种极为深刻且复杂的转变过程。过去，内容品质近乎是衡量一家媒体好坏优劣的唯一标准，它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整个行业里话语权的分配。然而时至今日，单一维度层面的竞争已然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融合了技术驱动、内容突破以及服务升维等多重因素的立体化生态格局。技术已经不再是仅仅处于后台起支撑作用的角色，而是强势跃升成为引领这场变革的核心动力。且内容本身有了技术加持之后，也不再仅仅是单向输出的静态文本或者影像形式，而是逐步演化成了具备可交互、可定制以及可延展特性的动态体验形态。用户同样不再是单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他们所具有的参与感、沉浸感以及情感共鸣，逐渐成为了衡量传播效果效能的重要考量维度。基于此，媒体之间相互展开的竞争较量，已经悄无声息地从“谁的内容更加深刻”这样的评判标准转向了兼具“谁能够更好地读懂用户、更快地响应需求、更有效地创造价值”的全新方向。延伸服务链条、创新使用场景、增强跨平台协同能力等方面，正逐渐构成新的竞争的关键制高点。

（三）专业影响：播音主持的转型压力与机遇

当前传媒人才培育处于结构性重塑阶段，传统单一技能导向的播音主持教育难以满足新时代需求，高校应打破学科壁垒积极探索“智能播音主持”专业方向，将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教学，引导学生思考人声背后的意义，拓展播音员主持人角色定位，使其成为内容建构者和人机互动中的“意义中介”，同时具备出色表达能力以及对智能系统的理解力与调适力。长沙学院马栏山新媒体学院对此正在进行产教协同，创建“三产入教”人才培养模式，即“产业标准引领”“产业场景再造”“产业项目驱动”， 将“新型文化业态”技术规范、标准、流程融入教学内容，构建真实工作环境嵌入教学过程，将“中国V谷”320余项企业真实课题引入课堂教学，与园区头部企业共同开展项目制教学。

播音主持行业正悄然步入“智能为辅、人文为本”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机器负责“跑得快”，人则专注于“走得深”；算法处理“已知”的内容，人去探索“未知”的领域。这种协同并不是简单的分工，而是一种价值的跃迁：当技术解放了人的双手时，真正的表达才刚刚开始。

三、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现代化路径

（一）技术维度：透明化与伦理嵌入

AI主播治理现代化需以技术透明化为基础，系统破解算法“黑箱”难题。具体而言：

主流媒体平台应设置“算法公示栏”，详细公开内容筛选的权重配置、推荐逻辑与决策依据。定期发布《算法治理白皮书》，披露数据来源、特征工程方法、模型训练数据集的构成等关键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建立算法变更预告机制，在重大算法调整前向用户和业界发布说明文件。

在AI主播研发阶段就应将伦理评估纳入流程。建立“伦理审查清单”，明确识别偏见数据的标准——包括性别、年龄、地域、阶层等维度的数据失衡检测，以及价值导向的偏差识别机制。设立跨学科伦理委员会，涵盖传播学、伦理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专家，对模型训练数据、算法决策规则进行全方位审查。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防范歧视性、误导性内容的产生。

强化AI主播形象的多元化设计，融入地域文化元素与行业场景特征，创造差异化的虚拟人物设定与表达风格。不同领域的AI主播应呈现不同气质——财经播报体现专业严谨，民生新闻彰显亲近温暖，国际传播展现开放自信。通过定制化、人格化的内容表达激发用户生成内容（UGC）的热情，形成人机互动的良性循环，丰富整个传播生态的内容多样性。

（二）制度维度：法治化与标准引领

制度建设是AI主播健康发展的底线保障。依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细化 AI主播内容审核标准、版权归属规则，明确开发者、平台方、使用者的责任边界，对违规行为实施分级惩戒，并纳入社会信用监管体系。由国家广电总局携手行业协会牵头制定技术标准与伦理规范，所涵盖的内容涉及虚拟形象设计、语音合成、内容分发等多个环节的指标，以此推动行业的自律进程。着重对涉及时政、公共安全领域的AI主播展开监管，借助数字水印以及AI溯源技术来追踪内容传播的具体路径，并且联合实时监测系统一同开展风险预警以及相应的处置工作。政府把算法治理纳入到网络空间治理的整体体系当中，专门设立专项评估机构；企业要切实履行自身的主体责任，组建起伦理委员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模型训练的过程里，强化对员工开展常态化的培训工作。

（三）主体维度：多元共治与协同发力

多元主体协同以及专业建设在达成共治方面极为关键。公众借助算法监督平台参与到举报以及评价活动中，媒体通过发布社会影响报告来提升相关事宜的透明程度。行业协会着手成立发展联盟，建立监管黑名单，记录违规主体，并且打造技术共享池，以此推动产学研展开协作。高校针对课程体系加以重构，开设跨学科课程，强化学生对于算法原理等方面内容的理解。积极推动校企展开合作，共同建设实训基地，引入真实的项目以此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四）专业维度：播音主持的转型与升级

播音员主持人亟须突破传统表达的边界，转向更具思想厚度的内容深耕，不仅要在信息传递中注入真实细腻的情感共鸣，更应主动承担起对算法推荐内容的价值甄别与导向把关职责，并构建人机协同的核心竞争力。唯有建立持续精进的终身学习体系，不断拓展知识视野、更新认知框架，才能真正实现从“信息播报者”到“内容引领者”的角色跃迁。这种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通过人与智能技术的有机协同，在互动中重塑专业优势，进而在媒介生态变革中站稳脚跟、引领话语方向。

四、结语

AI主播所引发的传播主体方面的变革，乃是技术不断发展以及媒体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其本质上是对传播权力、生态结构还有价值导向这三个维度展开的重构。生成式人工智能促使AI主播迈向了“比特数智人”的阶段，进而达成24小时不间断且能够跨越不同语言和时区的全球传播效果。它重新塑造了传统的生产流程，催生出了由算法来驱动的内容生产全新范式。人工智能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点缀，而是切实融入到了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链条当中，搭建起了从“数据驱动”开始，经过“智能生成”，最终到达“精准分发”的完整闭环生态系统。这样的变革，绝非流程层面自动化升级那般浅显，更是传播范式在深层次上的重新构建。在这一整个进程里面，以往那种单一的人类播报模式正慢慢被“人类+AI”协同开展创作的复合型传播主体所取代。人与机器各自发挥自身的优势，彼此之间互为补充，从而令信息生产的效率以及覆盖的广度都得到显著的提升。

未来，AI主播的健康发展需坚守“技术向善、人文为本”的核心原则，既释放技术赋能的传播效能，又守住主流价值与人文底线。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需以此次变革为契机，实现职业价值的重塑与升级，在人机协同中彰显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唯有如此，才能让 AI 主播真正服务于传媒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强大支撑。

（作者荣斌系长沙学院马栏山新媒体学院教授；李宁康系长沙学院马栏山新媒体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自《华声·传播观察》

作者：荣斌 李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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