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立云

收到永州市作协主席茂哥转交的李科赠书《狂僧怀素》已逾数月，我常于案头摩挲翻阅，字句间的墨香与史韵，竟让断断续续的拜读也成了一场与盛唐的精神对话。感谢李科以笔为媒，用十年考据的耐心与文学叙事的温度，为我们勾勒出怀素“从草根到草圣”的完整人生轨迹。未读书前，因对书法史认知浅薄，怀素于我不过是“笔冢墨池”的符号化传说;读完这部评传，那个在芭蕉叶上挥毫、在长安街头求索的僧人，终以鲜活立体的模样，跃然纸上、住进心里。

走进怀素的艺术世界，宛如品饮一坛窖藏千年的盛唐佳酿：初尝是笔墨的酣畅，再品是人生的坚韧，细酌则是精神的回甘，愈品愈觉醇厚悠长。

《狂僧怀素》的文本价值

李科这部二十余万字的评传，以“四章二十三节”的宏大架构，打破了传统人物传记“神化先贤”的叙事惯性——它没有将怀素供奉在“草圣”的神坛上，而是循着史料的蛛丝马迹，将其还原为有困顿、有求索、有坚守的修行者形象。书中对怀素三次“西游上国”的考据尤为精密：从永州到衡州的徒步路线考证，到长安社交圈的文献梳理，再到与颜真卿、邬彤等名家交往的书信佐证，不仅填补了怀素生平研究中“中年艺术转型期”的空白，更通过五十余幅插图与年谱的互文对照，让盛唐的文化生态变得可感可知。

这种考古学式的写作方法，让“笔冢墨池”的传说褪去了虚构成分：当作者考证出怀素所用竹笔的碳化痕迹，并结合唐代竹器制作工艺分析其笔锋硬度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件书法工具，更是他“以硬笔破软纸”、突破当时草书笔法局限的物质根基;当书中对比《自叙帖》不同摹本的笔触差异，并关联怀素晚年风湿病痛的史料时，那些跌宕的线条便有了生命的温度——原来艺术的突破，从不是凭空而来的“天才灵感”，而是与命运博弈的必然结果。

在叙事策略上，作品更突破了传统评传的线性时间框架，将安史之乱后的文化重构与怀素书法风格的演变编织成双重线索。这种“大历史观”的观察维度，让怀素从永州的地方文化符号，升华为具有普世价值的艺术精神象征。正如著名作家邱华栋所言：“《狂僧怀素》抓住怀素‘狂而进取’这一特质，表达了作者独特的观点，这是怀素本身的魅力所在，也是本书的创造性价值。”

从“草根”到“草圣”

怀素的人生轨迹，从来不是“逆袭神话”的爽文脚本，而是一部在匮乏中创造条件、在质疑中坚守方向、在病痛中咬牙前行的励志史诗。从“草根”到“草圣”，每一步都浸透着汗水与执着，每一次突破都带着对抗命运的倔强。

怀素出身永州零陵的寒门，幼年因家贫剃度为僧，寄身于城郊的绿天庵。对彼时的他而言，练字最大的困境不是技法的生疏，而是基本材料的匮乏——唐代的麻纸价高，他连最粗糙的练习用纸都买不起。为了练字，他在庵前的空地上种下万株芭蕉：春末夏初，芭蕉叶长成便摘下来铺在案上，以蕉叶的光滑面练楷书、粗糙面练草书;秋冬时节芭蕉叶凋零，他便在院子的墙壁上、柱子上写，写完后用清水洗去，待墙面晾干后再写，日复一日，竟让庵内的墙壁、柱子都染上了层层墨色，连雨水冲刷时都带着淡淡的墨香。更令人动容的是笔墨的筹措：他四处搜集废弃的麻布，用大锅煮烂后捣成纸浆，自制粗糙的“麻纸”;没有墨，便将松针、稻草燃烧后的草木灰与水调和，权当“墨汁”——这种“灰墨”写出的字迹颜色浅淡，且易晕染，他便特意加粗笔触、强化转折，久而久之，反而形成了“力透纸背、刚劲洒脱”的独特风格。

少年时期的怀素，因书法风格过于“狂放”，常被周遭的僧人质疑“不合古法”。有长老劝他：“楷书是书法的根基，你这般‘野路子’，终究成不了气候。”他却立下誓言：“书法当随心意，若只守成规，何谈突破?佛陀悟道尚需破执，何况笔墨?”为了寻求书法的真谛，他在二十岁那年毅然辞别绿天庵，开启第一次“西游”。从永州到衡州，再到潭州，全程徒步近千里，途中餐风宿露，有时甚至要靠乞讨充饥，却始终背着装满手稿的行囊——每到一处，便主动登门拜访当地的书法名家，即便遭到冷遇也不气馁。在潭州拜访书法家邬彤时，他曾连续七日守在邬府门前：第一日被管家拒之门外，第二日隔着门缝递上手稿，第三日在雨中站立半日……直到第七日，邬彤见他手稿上“笔笔有筋骨，字字藏倔强”，才开门见客，将“张旭笔法”的精髓倾囊相授。这次拜师，让怀素的草书摆脱了“野狂”的局限，有了章法支撑——原来“突破”从不是否定传统，而是在继承中找到自己的道路。

而立之年的怀素，为了突破艺术瓶颈，开启了第二次“西游上国”，目的地是盛唐的文化中心长安。彼时的长安，书法名家云集，颜真卿、徐浩等大家垄断着主流审美，一个来自南方的僧人书法家，想要立足谈何容易?初到长安时，他带着自己的作品拜访唐代著名书法品评家、吏部侍郎韦陟，却被泼了冷水：“狂草虽有气势，却少了禅意的沉静，如野马无缰，终难成大器。”怀素没有辩解，而是回到租住的破庙里，潜心钻研禅理与书法的融合：每日清晨，他在庵堂打坐参禅，从“万物皆空”的禅理中领悟“留白”的意境;午后挥毫练字时，便将禅意中的“空灵”“洒脱”融入笔端——提笔时如“云在青天水在瓶”般从容，运笔时如“水流任急境常静”般沉稳，收笔时如“月到中秋分外明”般利落。一年后，他再次带着作品拜见韦陟，韦陟展开卷轴，只见笔墨间“狂而不躁、放而不野”，字里行间透着禅者的通透，不禁惊叹：“此乃‘禅草’也!非心有定境者不能为!”随后，韦陟为他引荐了颜真卿、徐浩等名家，怀素的名字才渐渐在长安的文化圈传开，甚至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

最令人泪目的是他第三次“西游”——年近四十的怀素，因长期过度用腕，手指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每逢阴雨天便疼痛难忍，连握笔都要靠左手辅助。有人劝他：“你已名满天下，何必再受这份苦?”他却笑着说：“我的手可以痛，但心不能停——笔墨是我的禅修，若停了笔，便是破了修行。”为了继续练字，他特意请竹匠制作了一支稍重的竹笔，用手腕的力量代偿手指的不便;每天坚持练字四个时辰，即便汗水浸湿了衣衫，手指因疼痛颤抖，写出的线条却愈发苍劲——那些带着颤笔的笔画，不是技艺的瑕疵，而是与命运对抗的勋章。正是这份执着，让他在晚年写出了《自叙帖》《苦笋帖》等传世佳作，将狂草艺术推向了“重意轻形、以神驭笔”的巅峰，最终从一个出身寒门的“草根僧人”，成为被后世敬仰的“草圣”。

怀素的励志，从不是“一夜成名”的童话。他用一生证明：所谓“传奇”，不过是把别人放弃的事，坚持做了一辈子;所谓“突破”，不过是在困境中，多走了一步、多试了一次、多扛了一阵。

怀素精神的当代启示

在AI生成艺术泛滥、快餐式创作盛行的当下，怀素的精神恰似一束穿越千年的火光，为我们照亮了艺术与人生的方向。

这份启示，首先在于“狂而进取”的突破意识。如今，不少艺术家依赖AI生成素材，将技术当作“捷径”，却渐渐失去了独立创作的能力——这恰与怀素“以蕉叶为纸、以灰为墨”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怀素面对的是物质的匮乏，当代人面对的是精神的懒惰;怀素在匮乏中创造条件，当代人却在便利中放弃思考。书中对“笔冢”堆积物的考古式还原，更给我们深刻警示：真正的艺术突破，从来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在限制中寻找可能——就像怀素用硬竹笔突破软笔的局限，用灰墨探索浓淡的层次，当代艺术家更应在技术垄断中，守住“以心驭技”的初心，让艺术回归情感与思考的本质。这种将困境转化为动力的智慧，对身处内卷时代的年轻人而言，更具现实意义：面对工作中的瓶颈、生活中的难题，与其抱怨“条件不够”，不如学怀素“种芭蕉为纸”，在限制中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其次，怀素“西游上国”的求索精神，为当代文化传承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三次远游，对怀素而言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更是文化视野的拓展：在衡州，他学习南派书法的灵动;在潭州，他吸收北派书法的刚劲;在长安，他融合禅理与笔墨——这种“不囿于一地、不执于一派”的开放姿态，恰是当代文化传承最需要的品质。如今，我们谈传统文化创新，常陷入“固守传统不敢变”或“脱离传统乱变”的误区，而怀素的实践告诉我们：传承不是复制过去，而是像他“融合南北笔法”那样，在吸收中创新、在交流中发展。就像李科在书中所说：“怀素的草书，不是唐代书法的‘复刻品’，而是站在前辈肩膀上，对时代精神的表达——这才是文化传承的真谛。”

最后，怀素将禅意注入书法的实践，更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他提出的“狂草即禅修”理念，核心是“心与笔的合一”：打坐参禅时的“专注”，转化为挥毫时的“沉浸”;禅理中的“空灵”，转化为笔墨间的“留白”;修行中的“坚韧”，转化为线条里的“力度”。这种“精神与技艺共生”的创作观，对当下追求“短平快”的创作生态，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当我们在短视频平台刷着“一分钟学会画国画”“三步骤写好草书”的教程时，不妨想想怀素：他在绿天庵种了十年芭蕉，练了三十年字，才换来“草圣”的称号;他为了求师，在邬彤府前守了七日，才得到笔法的真传——真正的艺术，从来都需要“忽然绝叫三五声”的沉浸式投入，需要“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与坚守。就像怀素用一生证明的那样：艺术的高度，永远与精神的深度成正比。

李科以十年心血完成的《狂僧怀素》，不是一部简单的人物传记。它像一把钥匙，让我们打开了理解盛唐艺术的大门;更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这部作品的价值，正在于它让我们读懂：真正的艺术突破，永远诞生于对困境的超越之中;而怀素的精神，正是那束穿越千年时空、永不熄灭的艺术心火——它照亮过盛唐的朱雀大街，也将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责编：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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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