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光弘

中国近代维新壮士，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于清同治四年（1865）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外懒眠胡同其父亲谭继洵的官邸。他六岁那年，全家搬迁到库堆胡同的浏阳会馆，其童年生活主要在北京度过。光绪二年（1876）春，北京暴发白喉。谭母徐夫人、长兄嗣贻与次姊嗣淑，竟先后染病去世，发生了“五日三丧”的大难。谭嗣同也染上了此病，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滴水不进，“气息奄奄，生死莫卜”。但十二岁的谭嗣同生命力坚韧，竟奇迹般苏醒了，父亲感到意外，就给他取了个表字“复生”。

然而，谭嗣同至此还未到过他的祖居地浏阳。直至光绪三年（1877）夏，其父亲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决定上任前先回浏阳为亡妻徐氏修墓，才带着谭嗣同等人回乡。谭嗣同自十三岁那年回乡之后，对家乡一往情深，往后二十年间竟十一次回到浏阳。

随父第一次回乡的路线：先由天津乘船经烟台至上海，再由上海逆长江而上至洞庭湖，再溯湘江至长沙，后陆行到浏阳。他第一次抵达居浏阳城北的“大夫第”，和二哥嗣襄到浏阳河的码头坐船游玩，为家乡的山水美景所惊艳。很快他就与小两岁的唐才常相识订交，一同拜欧阳中鹄先生为师，同床共砚，砥砺学业，从此结为“刎颈交”。这次回乡，至次年春，谭嗣同才随父赴甘肃，一路上艰辛备尝，二哥嗣襄送至襄阳返回，他们父子一行直至秋天才抵达兰州，再到秦州上任。

光绪五年（1879）夏，谭嗣同受父命第一次单独出远门，由秦州启程回浏阳。到家后，二哥嗣襄就带他往浏阳东门拜访涂启光先生。涂先生便带着自己的三儿子涂儒翯，一同到浏城谭府大夫第陪嗣同一起读书。涂先生是秉承乾嘉汉学遗风的大学者，于文字、训诂都有一定研究，尤长于史学。谭嗣同在涂先生指导下，系统攻读《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及《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并学习作诗。在文章方面，谭嗣同模仿涂先生桐城古文的风格，达到了非常相似的程度。谭嗣同在浏阳随涂先生读书三年。

光绪十年（1884），谭嗣同二十岁。十月，经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奏报，谭嗣同以“知府补用”，即有了“候补知府”的官衔。于是，时已升任甘肃布政使的谭继洵，命嗣同于光绪十一年春回湖南，准备参加八月的湖南乡试。谭嗣同于当年夏季第三次回到浏阳，首次参加乡试，虽未中式，却沿途留下了《到家》《山居》《道旁柳》等描写家乡的诗歌。冬返甘肃，由浏阳至长沙的路上，又作《枫浆桥晓发五律》云：“桥上一回首，晓风侵骨寒。送人意无尽，惟有故乡山。野水晴云薄，荒村缺月弯。役车休未得，岁暮意阑珊。”

光绪十四年（1888）夏，谭嗣同与二哥嗣襄一起由甘肃启程返回浏阳，准备一同参加八月湖南乡试。此次乡试，兄弟二人均未中，谭嗣襄欲自谋创业，渡海投靠亲家台湾道唐景崧，嗣同则复归甘肃。兄弟二人作别于汉口：“同舟涉江，风大作，冻雨横飞。浪高于舟数尺，时时跃入舟，衣履皆濡。舟人失色，兄弟相视而笑。嗣同遂口占二诗……仲兄为击节赏叹。语音未绝，遂已泊岸。相与从容拂衣而去，见者诧为异人。”及别，又为诗曰：“茫茫天地复何之，怅望西风泪欲丝。悲愤情深貂拌肉，功名心折豹留皮。一朝马革孤还日，绝胜牛衣对泣时。各有桑蓬千里志，不劳辛苦寄相思。”谭嗣同愿兄男儿应有志于四方，不意“马革裹尸”竟应在仲兄，成了与兄永诀的“诗谶”。兄弟告别后，谭嗣同于光绪十五年（1889）春才抵达兰州。三月底，谭嗣同奉父命进京，拜工部主事浏阳学者刘人熙为师，准备参加当年己丑恩科的顺天府乡试。正当他“为学日有新进”之时，岂料五月初即惊悉二哥嗣襄在台湾病逝，谭嗣同“创巨痛深”，泪如泉涌，急忙携从子传简星夜南奔，赶赴上海迎仲兄灵柩运回浏阳。至次年二月，他才择地安葬仲兄于浏城关口冷水井之源，并于墓前石柱题“恨血千年，秋后愁闻唱诗鬼；空山片石，苍然如待表阡人”以挽。

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谭继洵正式就任湖北巡抚，谭嗣同于夏季从武昌回归浏阳。他回家后即到浏城关口亡兄嗣襄墓地扫墓吊唁，听说古港李兴锐（两江总督）家藏书多，就应其侄李昌洵之邀，到古港筱墅垅李家度暑，在不到四十天的时间里读完了一部《知不足斋丛书》三十卷。李家塾师卜秋芙，初以为嗣同是走马观花，但经过交谈，才知道他真是一目十行，博览强记。这年八月一个雷雨交加的清晨，大夫第宅院里两棵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暴雷劈倒了一棵。谭嗣同便利用它的残干，先后制成两把七弦琴，一名“雷残”，一名“崩霆”。这两把琴都成了他的珍爱之物。谭嗣同会制琴，也善于抚琴，对琴谱之学颇有研究。如今，“崩霆”琴藏于湖南博物院，“残雷”琴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都成了谭嗣同存世的珍宝，可见他这第六次回乡的收获真大。

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谭嗣同在长沙参加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乡试，主考官批云：“奇思伟论，石破天惊！”声名远播而终未取，谓之“不中犹中”。此后，谭嗣同不再从事时文写作，与科举决裂。试罢，由陆路回浏阳，静下心来参加了《浏阳谭氏族谱》的撰著，成《浏阳谭氏谱》四卷。在浏期间，他多作家传、家谱，有《〈仲叔四书义〉自叙》《启寰府君家传》《崇安侯壮节公家传》《新宁伯荩臣公家传》《太傅新宁伯庄僖公家传》等十四种，并作《史例自叙》和《先妣徐夫人逸事状》，为后世留下了一批研究谭氏家族和历史的宝贵资料。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谭嗣同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深沉的亡国之忧，使他迫切要求革新，“育人材”以振兴中华。于是，他和正在两湖书院读书的唐才常、刘善涵商量，决定写信给欧阳中鹄老师，请求他在浏阳县设立算学格致馆。在那封洋洋万言的《上欧阳中鹄书》中，谭嗣同提出了“变科举以育人材，开议院以达下情，改官制而少其层累”的政治主张，而作育人材的试验是“先小试于一县”，在浏阳设立算学馆。八月，因拟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的建议，遭到时任湖北宜都县知县浏阳人陈长橿的反对，谭嗣同从武昌赶回浏阳会商。又因当时浏阳遭遇特大旱灾，书院公款皆挪为赈灾款项，谭嗣同便与欧阳中鹄、唐才常、涂儒翯等人召集十同志，每人捐款五十缗，集资先在浏阳文庙奎文阁内成立小型的浏阳算学社。谭嗣同还拟定了《算学社章程》，从而创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自然科学团体，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他这第八次回浏阳虽只一月，九月即返回武昌，但却得到欧阳中鹄师的赞许，认为“复生操实谨严，令名蔚起。论事极有见地，任事极有力量，实系达艺从政之才”。

同年十一月，谭嗣同第九次回浏阳，见赈灾情况紧急，遂留下协助欧阳中鹄办理赈灾事务，成为其得力助手。欧阳中鹄曾打算请陈宝箴委任谭为“筹济总局”提调。谭嗣同草拟了《办赈条陈十二条》及《保护金厂章程六条》，认为矿产为“天地自然之利，亦救荒之上策”，力主开矿，实行“以工代赈”，解决灾民的生活问题。他还与唐才常、黎宗鋆等设立官煤局，开设煤矿，招民采运，“日活二万人”。他还在湖北为浏阳赈灾劝捐、筹款、购粮，想办法解决赈灾中的钱荒问题。谭嗣同在浏阳协助办赈将近一个月。不料此时，其父谭继洵却来函命嗣同立即返鄂，随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出使俄国。十二月初十日，谭嗣同被迫离浏返鄂。途经长沙时，他拜访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其品格才华和学识能力，给陈宝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光绪二十二年（1896），是谭嗣同北游访学收获巨大的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南京书一长信致欧阳中鹄，汇报自己的思想变化，名为《北游访学记》，实已包含了后来《仁学》中的许多基本思想，可视为“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的滥觞。九月下旬，谭嗣同为南京就任知府需招聘师爷事，第十次回到浏阳。同乡黄颖初应聘为幕宾，为知府担任签记秘书。随后为浏阳矿务之事前往长沙，十一月初二日抵达湖北。

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十五日，谭嗣同由长沙回浏阳，次日《湘报》刊发他的《以太说》和《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归浏期间，他与黎宗鋆、唐才常、欧阳笠耕成立群萌学会，这是他继在湖南创立南学会、时务学堂以来，在浏阳成立的“讲学论政”学会，于是欣然而作《群萌学会叙》。在家中，他曾自撰桃符，有“大陆龙方蛰，中原鹿正肥”之句以抒胸臆。该月下旬，谭嗣同被张之洞委任为湖南制茶公司总办。此时他虽已主持南学会，又任时务学堂总理，但其父致电通知委任后，便开始负责纠集绅商，筹划购买制茶机器以及寻找合适的厂房。

四月初三日，谭嗣同离浏赴长沙，恰逢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他写下《戊戌北上留别内子》，中有“生生世世，同住莲花……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语，并为李闰作诗云：“婆娑世界普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夫妻二人依依难舍，第二日又同舟去长沙，四月初五日抵达。令人难以料到的是，他这次离开浏阳，竟是他最后一次告别故乡……

作者：夏光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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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