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云锦

父亲的肩膀，是血色的。小时候我问，父亲说是天生的。后来的岁月告诉我，那是生存的沸水烫出来的，那是生活的重担压出来的。父亲行走在白水河的原野上，顶天立地；父亲操持于老院子的木屋下，鞠躬尽瘁。如今，父亲一样的大山依然还在，但大山一样的父亲已经远去。那副血色肩膀化作了武陵大山，担当风雨，守护家园。

死剩的孩子

晚饭时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分脉垭匪帮袭击了万家院子，掳走了只有四岁的大伯，和不到两岁的父亲。奶奶哭得昏天黑地，爷爷急得攥拳成水，家族的男女老少都是心如刀绞。这是湘西北臭名昭著的“捉肥猪”，也就是绑票。绑票，无非是要钱财；若无钱财，自然就是“撕票”。我家并不富裕，匪帮所针对的，就是我们的家族。但家族的实力，如何填得满匪帮那深不可测的胃口？

当愁云惨雾笼罩在万家院子上空时，事情意外地出现了转机。匪帮来到古柳成荫的柳叶溪边准备过溪时，遇到了我们的家族远亲满姑婆。满姑婆一眼认出了正在啼哭中的两个孩子，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所幸的是，满姑婆正好认识匪帮中的一个小头目，便苦苦求情，说孩子还在吃奶，抓去了只有一个死，对你们也无益。经过一番哀求，匪帮竟然同意把父亲放回来了，然后带着大伯扬长而去。怕匪帮后悔，满姑婆抱起父亲赶紧往万家院子里跑。父亲的劫后复归，给家族带来些许安慰。从此，身处狼窝虎穴的大伯便成了万家院子心中的痛。

两个多月后，族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凑齐了几头水牛和许多粮食，才把大伯赎回来。大伯是被关进了大南山分脉垭的一个垂直溶洞里，洞里一共关了三个孩子，分别是六岁、四岁和两岁。每天，匪帮用绳子吊一碗饭下洞，孩子们便抢着去吃。后来，那个两岁的孩子被活活饿死了。大伯出洞时，眼睛见不得光，头发全掉光了，每天喊着要肉吃，奶奶心痛得直掉眼泪。听说饿死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族人马上对号入座，都说是那个孩子替父亲死了。父亲，便成了死剩的孩子。

后来，父亲生了一场大病，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联想到“捉肥猪”的事，爷爷奶奶便决定让父亲拜观音菩萨为干爹，让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去庇佑死剩的父亲。

父亲并不高大，但比较结实。为躲“抓壮丁”，爷爷举家迁往慈利县的洞溪和许家坊居住。在奶奶娘家的许家坊乡姚家院子，父亲在舅公的猪楼架上，一住就是几年。砍草把，带孩子，做家务，什么活都干。为了让父亲更加强壮，爷爷便让父亲跟着舅公们学会了舞狮子灯，打狮子拳，一套棍术打得如行云流水。有了较好的身体，又有勤快的习惯，父亲便成了爷爷生产的得力帮手，成为乡亲邻居眼中的乖孩子。

父亲也有因为淘气而挨打的时候。有一次，父亲与邻居家的一个小长工打飞棒赌草把。结果，父亲把小长工的草把赢了个精光。小长工不服气，仗着个子比父亲高大就扑上来了，父亲一拳打过去，小长工鼻血直流。吃了亏的小长工哭着回去告状，爷爷便打了父亲一顿。这也是父亲一辈子唯一的一次挨打。

十二岁那年，父亲的肩膀开始接受残酷的磨炼了。那时种田，离不开用石灰调节土壤酸碱度，改善土壤结构，防治病虫害。石灰，可是农家的一个宝。就在那一年，爷爷开始带着父亲，翻越大南山，去到山背的澧水河边，过河，到关门岩石灰窑去买石灰，再挑回许家坊售卖。一天一个往返，八十余里喀斯特山路，七八十斤的担子，任谁也会视为畏途。在大南山的山垭口，父亲实在走不动了。肩膀揪心地痛，想哭，却又不敢，硬是憋了回去。从此，不断地磨砺，让父亲的肩膀，从疼痛，到麻木，从黝黑，到血红，从脱皮，到结痂，一天天变硬，一天天蜕变。

眼看苦日子快要熬出了头，不想日本鬼子打过来了。那年冬天，日本鬼子围攻常德，其中一支人马绕道慈利，对慈利守军发起了攻击。从慈利到重庆，许家坊是必经之地。当时，国民政府的军队就在许家坊乡的浮石岗构筑防御工事。保长甲长来喊话了，男女老少只要动得起的，都要去参加抗日。十二岁的父亲便跟着长辈们扛着锄头出发了，目的地是岩泊渡、宜冲桥、甘堰、阳合直到许家坊一线的官道，主要任务是破路，迟滞日本鬼子的进攻。

因为军情紧急，一边要加紧破路，一边要防止敌机轰炸，神经一直紧绷着。在砍树、拆桥、挖路、垒石山的重复过程中，常常是日夜不息地劳作，手掌磨起了血泡，肩膀磨成了血茧。累极了的父亲，便在临时搭建的草棚子里席地而卧。凛冬的寒气直刺肌骨，一个冷噤醒来，拿起工具，便在火把的照耀下继续战斗。慈利保卫战取得了胜利，遏制了日本鬼子西进的企图。父亲那小小的肩膀，也算是为民族独立挑起了一副小小的重担。

红太阳照山窝

解放大军进驻的那一天，红太阳照在了白水河畔的原野山乡。

带着扬眉吐气的喜悦，香炉山寺庙办起了识文断字的夜校。尽管白天的劳作十分辛苦，但走进夜校的乡亲们无不笑逐颜开。没有上过学的父亲学得特别认真，回家了还在用木炭在地板上练字。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终于以认识数百字的最优成绩从夜校结业了。

刚解放那会儿，人民政府特别需要人手。经过大伯的引荐，父亲被组织上安排到了县人民政府生产建设科工作。但城里的板凳还没有坐热，土改开始了，家里分了几亩田地。因为种地缺乏人手，爷爷奶奶便坚决地把父亲叫回了白水河。从此，父亲的命运，便与这块土地永远绑在了一起。

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正值青春年少的父亲热血澎湃。除了种好自家的田地，还积极推动成立生产互助组，带头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党的关心帮助下，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转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在锣鼓唢呐的喧嚣声中，人民公社成立了。按照组织安排，父亲担任了大队的粮食专管员，负责三千余人十几个食堂的粮食监管。为了把这份差事办好，父亲专门学会了打算盘，学会了堵塞粮食管理中的漏洞，学会了抓“米老鼠”。

一场意外的风暴悄然到来了。在盘底的过程中，父亲发现了账实不符的问题，再细查，发现了一批假餐票。那时的食堂餐票，既需要盖上大队的公章，也需要盖上父亲的私章。这批假餐票的出现，立即在群众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用想，一定是父亲监守自盗了。群众普遍都是这个看法，甚至连身为大队副书记的自家的四爷爷也认定，就是身为木匠的爷爷和父亲共同所为。爷爷和父亲深陷巨大的信任危机之中，一时抬不起头。幸亏大队书记头脑冷静，决定从父亲的私章查起。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是父亲的一个表弟因为饥饿而铤而走险。父亲的表弟是一个手艺不错的木匠，擅长刻章。他在给父亲刻下了一枚私章后，同时刻下了第二枚予以私藏，再刻了一枚大队的公章。大队民兵破门而入搜查时，这些“私章”“公章”被一一查获。气极的父亲愤愤地甩出一句话：“你这个老表我也不认了！你差点害死了我！”

食堂化过去后，作为大队支委的父亲管了一段时间的财务。“四清”开始了，父亲再次被作为重点清查对象。一天深夜，公社清查组突然来到我家里，要对父亲管理的财务账目进行全面清查。一个时辰后，清查结果出来了，少了五分钱。清查组要父亲说清这五分钱的问题，否则要以贪污论处。父亲经过回忆，终于想起来了，是有一天自己盘账时，一枚五分的硬币掉在了木地板上，再从木地板缝掉下去了。因为当时夜深人静，不便惊扰，便没有及时找回。在清查组的要求下，便决定当场撬开木地板查找印证。

这是一栋一百多年的老木屋。木地板（又叫镇板）又大又厚实，十分沉重，木板之间都是有榫卯相互镶嵌着，自打建房以来就从来没有谁撬开过。为了自证清白，父亲找来了斧头、凿子和木棒，用心用力地去撬木地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木地板终于被撬开了。下面黑洞洞的，啥也看不见。点上两盏马灯后，父亲和清查组一起去寻找。或许是刚才用力撬地板，或许是心里紧张，父亲一直大汗淋漓。清查组长见状，愈发怀疑。

“找到了！”一刻钟后，一名清查组员从木地板下钻了出来，头上顶着蜘蛛丝，手上高举着一枚沾了白色地硝的五分硬币。清查组长也很激动，一把握住父亲的手，言辞恳切地说道：“文升同志！你是过得硬的！”父亲这才舒缓一口气。

因为父亲有一副过得硬的肩膀，组织上便给他压上了一副更重的担子，先后担任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作为大队带头人，他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集体的事业之中。在犀牛堡扩建学校，在学堂岗组建加工厂，在皇家山广种苎麻，在代家湾建设林场，在两个盆地大兴水利，以及在水井潭建设碾米、磨粉由一根主轴传动的打米厂。平时，很少见到父亲。他要么在走村入户，要么在学校园场，要么是在帮老百姓排忧解难，要么是在去公社开会的路上。父亲的晓行夜归，几乎让我们忘记了他在家庭的存在。

入冬了。大雁南飞，雪花飘落。按照公社要求，各大队要组织“劳动力”去协合公社兴修东风水库。那天下午，万家院子和其他村寨的几十名“劳动力”一齐出发了。父亲走在中间，和大家一样，背着锄头，背着被子和草鞋。老人、孩子和女人们，在村口依依不舍，有点送郎出征的味道。这一去，就是几个月，一直要到过年时节。从村里到协合，要翻过几座山岭，二十余里，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那份牵挂，就悬在那里，丝丝缕缕，欲罢不能。

东风水库的选址，就在宝峰山下，风景秀丽，水量充沛。据说可以惠及三个公社近四万群众，所以是县里的重点工程。那时施工，主要靠肩挑背负，靠人海战术。一开始，高万大队的施工任务落后了，受到了上级的批评。父亲也很委屈，因为还有其他任务，大队的“劳动力”上得不足，所以就滞后了。父亲一边向组织请求增加“劳动力”，一边向组织表态后来居上，结果组织上同意了请求。新抽的“劳动力”一夜之间到齐了，父亲便排兵布阵，然后自己带头披挂上阵，大干快上起来。挑土的，推车的，打夯的，砌墙的，人欢马叫，热火朝天。虽是冬天，工地上的汉子们，大多赤膊上阵，挥汗如雨，一副逆天的战天斗地景象。在这个工期的总结大会上，高万大队因工作任务完成十分出色，受到了上级表彰，父亲也上台作了典型发言。

后来，我亲眼目睹了从水库工地归来的父亲，以及他的血色肩膀。母亲为父亲的血色肩膀擦药，默默垂泪。我的内心强烈震颤着，这该是一场何等巨大强度的体能挑战？

檀木扁担

记得父亲有三根扁担。分别是檀木扁担、桑木扁担和栗木扁担。檀木，比桑木比重大，更能承重；比栗木更有韧性，回弹力好。檀木扁担，是乡村最能挑大梁的那种工具。父亲使用得最多的，还是那根檀木扁担。这根檀木扁担，不知使用多少年了，呈板栗色，面宽修长，拿在手里很沉很沉，平时放在磨坊仓角，总是让人能看出一层玉石般的油脂，看出一道锃亮的光泽。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这根扁担有一种神秘色彩笼罩，摸一摸都觉得有一种神秘力量威压过来，让我喘息不得。父亲的血色肩膀，多半是这根扁担磨压出来的。

秋后的乡村，乡亲们聚在一起，便喜欢吹吹牛，斗斗劲。一次，万家院子的“劳动力”们议论谁的力气最大。凭个头，凭曾经的“战绩”，大家自然都认为明二公应该是“老大”。父亲本来不喜欢与人争高低，比强弱，但他当时也在场，总觉得大家的思维方法哪儿不对，便表示了怀疑。明二公一见父亲不相信他是“老大”，便提出要与父亲比试。父亲也不推辞，便用这根檀木扁担把明二公的“老大”挑落马下。挑起一副近三百斤的重担，走几根田坎，没有几个后生家能行。但是父亲就行。后来又说摔跤，明二公输得更惨。父亲放开让明二公从身后抱住自己，问一声准备好了没，明二公说好了，只一刹那，明二公就倒在了地上。父亲，毕竟还是有点狮子拳的底子。从此，人们便对父亲刮目相看。

在山路上，挑苞谷，挑红薯，挑黄豆；在原野上，挑稻谷，挑油菜，挑小麦；在乡风民俗里，挑嫁奁，挑喜饼，挑茶礼；在集体事务里，挑打米机，挑大喇叭，挑“红宝书”。凭借这根檀木扁担，父亲，想挑出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但是，生活，常与父亲开开玩笑。

那一次，小弟弟没有了学费，上学犯了难，父亲母亲便决定去乡场上卖米。大清早，父亲就出发了，挑着一百多斤大米，走了十多里山路，来到岩口乡场上的一棵梧桐树下，席地而坐，等客上门。结果直到下午四五点钟，都无人问津。父亲肚子饿得咕咕叫，只得收摊回去。带着自责和无奈，父亲一入家门便“深刻检讨”。看着父亲的那份失意，母亲不甘地说，去借吧！最后只得找一位家族长辈借点钱，供小弟弟去上学。

田地承包到户之后不久，因为倡导干部年轻化，父亲便卸任了大队的职务，专心去当一个农民了。那时都时兴做生意，父亲便也想试一试。

永顺县塔卧镇盛产油桐，进价也较低。于是，父亲带上檀木扁担出发了。在塔卧镇收好桐籽后，租了一辆货车，便往大庸的小河坎赶。按照谈好的价格，在榨油厂卸货。桐籽被一筐筐地卸下来，在地磅上过秤，近两个小时才卸完。最后一合计，比上车时少了数百斤。桐籽已经和榨油厂的存货混在一起了，根本无法复秤。父亲傻眼了。结完账，跌跌撞撞地连夜往县城一中校园里赶。

当时，我分配到一中当教师不久，有一套两居室。至今我还记得，在那个夜晚，父亲把桐籽款数了一遍又一遍，粗粗的手指头，翻动着不听使唤的纸币，发出沙沙沙的响声，那头上的汗水，用毛巾擦了一遍又一遍，毛巾都快拧出水来了。这个生意，父亲做亏了，而且亏得严重。辛辛苦苦地跑了六七天，却换来这样的结局，父亲想不通。跑这次生意的成本，大多是找亲戚朋友借来的。做亏，就意味着债台高筑，意味着雪上加霜，意味着旁人嗤笑。父亲的手在颤抖着，嘴唇在颤抖着，心也在颤抖着，只有那根檀木扁担依然倔强地泛出锃亮的光。我理解父亲的心境，便不断宽慰。我说，只要人没事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后来，母亲也没有责怪他，只是半开玩笑地说：“你呀，做生意，不是那块料！”从此，父亲再也不提做生意的事。

我时常也想，父亲怎么能做生意呢？长这么大，从来没见父亲抓过一条鱼，钓过一只虾，打过一次猎，做过一次手工，就是农村人常说的“团手板”。“团手板”，就是干苦工的命。

回归土地的父亲拼命地劳作着。那时，母亲进城给弟弟带孩子去了，大哥和嫂子打工去了。父亲就带着大哥的两个孩子，一边当“爹”当“娘”，一边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说来很多人不信，他一个人的收成，相当于很多家庭几个“劳动力”的劳动所得。稻谷，油菜，苞谷，红薯，黄豆，芝麻，堆得小山似的，只怪粮仓小了，只怪屋扇房梁少了。每次回家，父亲都会拉着我去“检阅”他的成果，满仓的粮食，满圈的肥猪，满园的蔬菜，以及那房前屋后满架的黄豆把、红辣椒和苞谷串。

至今还有一个笑话。都说兴隆岗的椿树田漏水严重，是个人人看不上眼的“岗田子”。当时生产队分田，谁都不要，唯独父亲说：“我要！”结果大家都哄笑起来，问父亲是不是当大队干部当傻了，这个田也敢要？但父亲还是要了这个田。一上手，父亲就蹲在椿树田连续多日，这里看看，那儿淘淘，终于把漏水的情况摸了个“底儿清”，然后对症下药，采取补救措施。后来种了稻谷，种了油菜，精心培管，一下子让椿树田变成了“高产田”“示范田”。就这以后，生产队的人都给父亲竖起了大拇指，说还是父亲了不起。椿树田的事教育了大家，种田，不仅要靠膀子，还要靠脑子。

“文曲星”

父亲在四兄妹中，是唯一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在父亲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读书成才。平时，他给孩子们念叨得最多的，就是要刻苦读书，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要争取成为“文曲星”。

我们在村校念书时，花不了几个钱，距家近，有口饭吃就行。后来四兄弟都先后进入县城一中读书了，要“活钱”的压力便是陡增。于是，除了节衣缩食，就是和母亲想尽千方百计寻找“活钱”。父亲只有力气，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了那苍茫大山。

自家承包的大圣桥责任山山竹起势了，父亲便去抽砍，从山上放好竹攒，呼啸而下，然后捆扎齐整，便由收货人一车车运走。人迹罕至的野猫眼杂木成林了，父亲便踏着积雪前去砍柴，一担担，一捆捆，挑出山，挑给家境稍好而又缺乏“劳动力”的乡亲。大雪封山的时节，父亲穿着草鞋，冒雪去皇家山挖葛挖蕨，每次都是足跟带着血迹归来，深夜在柳叶溪锤葛榨蕨，血水融入雪水。庙岗的杉树成材了，父亲便爬上悬崖，钻进树林，等到把杉树砍好，滑到崖下，再去捆扎那些可以做柴的树枝时，那根作为捆扎工具的藤条突然断裂了，父亲和树枝一起滚落在崖下。幸亏父亲是落在树枝上的，巨大的缓冲再次把父亲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但是，父亲终究还是受了伤，很重的腰伤让他很久下不了地。

为了我们读书，父亲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操过的心，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

记得那年，我考上了大学。由谁送我入学，父亲母亲发生了争执。父亲母亲都想去，但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来说，路上的花费近乎奢侈。所以，最多只能去一个。后来，父亲母亲便把选择权交给了我。我犹豫了一会儿，考虑到在我的求学生涯中，送菜、送衣以及与学校打交道这类走上“前台”的事都是母亲亲力亲为，而父亲主要是充当“幕后英雄”，便扭扭捏捏地说由母亲去送。当时，母亲自然是高兴了，父亲却有些失落。迟疑了一会儿，父亲提出，还是送我一段，送到县城火车站。最后母亲同意了，我也很高兴。

作为村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乡亲们还是看得很重的。除了放鞭炮，一起喝杯酒，然后就是送行。走出了万家院子，到了张家院子，走过了覃家院子，到了学堂岗上。经过父亲母亲和我的一再劝说，他们才挥手作别。这个过程，父亲是很受用的。父亲给乡亲们反复强调的是，这是正牌大学，是四年制本科，是高考过五关斩六将考出来的，大学一毕业就要吃国家粮了。只听得乡亲们眼珠子都快抠出来了。路上遇到一些熟悉的人，他也是要如此这般详细地介绍一番，弄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母亲嗔怪道：“少说两句，别人以为你齁不过。”“齁不过”，在白水河流域，便是炫耀的意思。

那时，大庸的火车客站是设在西溪坪的，叫大庸北站，是枝柳线上的一座小站。火车站没有像样的站房，谈不上正规的售票房和候车室。沿着上百级的台阶往上走，顶上便是站台。站台上临时搭建了一个小小亭子间，便是售票窗口。当时，等车的，买票的，送行的，人极多，热闹得很。那时买票，是一项强体力劳动，就像如今看到的印度人坐火车。凭我这副十五岁的小身板，是根本抢不到票的，父亲便承担了这个艰巨任务。我和母亲站在站台外侧的栏杆边，一边守着行李，一边看着“买票大战”。

父亲的基本功还在，不一会儿，就挤到了窗口边。本来买两张票就走，简简单单。可是父亲却节外生枝了。他说，同志，我买两张票，我送我的“相公”上大学去。售票员是个大姑娘，估计对“戏文”不熟，愣了一下，便问，“相公”是哪个？和您有什么关系？父亲回头朝我指了指说，喏，就是他！我的儿子，今天去上大学。售票员顿时明白了，感慨一声，这么小小年纪，就成了大学生，真了不起！售票员的话，引起了挤票人的共鸣。大家调整了向前攒挤的姿势，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我。

那是一个大学生寥若晨星的时代。大家的目光，让我一下子变成了动物园里的大猩猩，让我全身臊得慌。我满脸通红着，浑身冒汗。忽然，有一位老者大喊一声：“那是‘文曲星’下凡了！”大家静了几秒钟，然后一起鼓起掌来。此时的父亲，颇有点扬眉吐气的味道，举着两张车票从人群中走出来，就像得胜的将军回朝。父亲在站台上的那一票“兴奋”，当时我是不认可的。后来，随着自己社会阅历的增加，我便理解了作为农民的父亲的在那一刻的情绪表达。

列车徐徐开动了，我和母亲都把头伸向窗外，看向越离越远的站台。父亲一直站在那儿招手，直到模糊成一个黑点。忽然，我的眼眶湿润了。

在我们几兄弟都在奋力求学的同时，父亲也开启了他的“求学”之路。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他的祭祀礼仪和婚丧嫁娶的管事知事水平，是在专业中透着虔诚，于虔诚里更显专业。作为一个农民，他对种植业和养殖业颇有研究，农业“八字宪法”烂熟于心，乡亲们总是把父亲作为“吃饭”的主心骨。他最衷爱的，是“十劝家庭和”。这部三千多字的劝世良言，是他七十多岁时，花一周时间背下来的。他不仅记住了“十劝”的要义，更是忠诚的付诸实践，成为了一方叫得上号的“和事佬”。父亲母亲一手带大的所有儿孙，无一不是接受了他们的严格家教，把家风端得正正的。记得万家院子的乡亲们义务投工投劳修建水竹湾大桥，大桥竣工之时，大家纷纷寄语赞桥。当时父亲的赞语是这样开头的：“桥是凡人修，出力莫叫苦；明里去，暗里生，自有寿元补。……”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湖南省《老年人》杂志社派出了记者张婷婷对父亲进行了采访，然后在“建党一百周年”专栏首篇刊发了《90岁农村老党员许文升：不断学习，坚守初心》的通讯报道。作为一名老党员，他十分热爱领袖著作和关于领袖的书籍，所做的笔记密密麻麻。打开他的衣柜，除了衣服，全是书籍，这是他最引以为豪的地方。这篇报道的问世，唤起了我们这些做儿孙的深刻思考。客观地讲，具有孜孜不倦求学精神的父亲，不就是白水河流域的当代“文曲星”吗？

血色黄昏

我家位于万家院子西北角的老木屋早就风雨飘摇了，尤其是居于两个堂屋之间的亭子间，风一吹就掉瓦片，确实有些危险。随着几兄弟先后考上大学并参加工作，父亲母亲终于决定，拆掉老木屋，新修一栋二层的砖瓦房。

除旧布新，本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父亲就是高兴不起来。这栋居住了七代人的百年老木屋，寄寓了父辈祖先太多生存印迹，留下了家人无数刻骨铭心的记忆。青瓦被传走了，椽阁被撬开了，檩子被抬下了，板壁被拆空了，排扇被放倒了，只剩下一地的坛坛罐罐和石臼石磨。父亲的心里，变得空落落的，一边收拾着屋场上的一切，一边暗暗流泪。

为了节省开支，父亲母亲没请几个帮工的，所以，新房建得很累，建得很慢。那时候，公路还只通到张家院子，从张家院子到万家院子大约还有三四百米。所需的建筑材料大多要从外面运到张家院子，再靠人力搬运到万家院子，这个成本是不低的。

那天黄昏，一车足有八千多斤的石灰运到了张家院子。哥哥建议，明天再挑吧！父亲嗯了一声。第二天清早，哥哥去叫父亲一起去挑石灰。父亲正在厨房水池边洗头洗身子。看到哥哥，父亲抬起头来慢条斯理地说，挑完了。哥哥不信，质疑说，是八千多斤呢，一个晚上一个人怎么挑得完？父亲说，你自己去看。带着万分不信，哥哥跑到桥边拌料场一看，傻眼了，石灰堆成了一座小山，妥妥地八千多斤。哥哥跑回来，朝着父亲大喊起来，你是六十七岁的老人呐，你要把自己磨死的！父亲依然很平静地说，我看昨天晚上月亮很好，又有点力气，就去挑了。原来是打算挑到半夜就休息的，后来一看剩得不多了，就决定干脆挑完算了。哥哥跑到父亲跟前，看他的肩膀。父亲的血色肩膀不仅脱皮了，而且还红肿得厉害。哥哥长叹一声，你呀，要磨死的！

新房建成了，父亲却病倒了。连日的发烧，父亲已是精疲力竭。带到医院检查，原来是得了比较严重的胸膜炎。医生非常肯定地说，这是劳累所致。为了节约开支，父亲没有同意住院，每天往返门诊。记得那会儿，在门诊室，打过局部麻醉针以后，很粗的针管就从父亲的肋骨缝扎进去，然后一针管一针管地抽取胸腔积液。第一次，浓痰状的积液抽了整整一痰盂。医生说，不能再抽了，不然病人会受不了的。虽然万般痛苦，父亲硬是哼都没哼一声。第二次，又抽了一痰盂。医生说，还有些残液，但不用再抽了，通过打针吃药，让肌体慢慢消化吸收就行了。从此，父亲开启了吃药疗养的模式。

老去的父亲像个老顽童。身体稍微好了点，就玩起了极限运动，而且越玩越大。八十七岁那年，徒步慈利县的丹霞景区红岩岭。在那薄如纸片的丹霞山脊岭上，行走自如，不逊儿少。八十八岁那年，执意要试试天门山下的老道湾滑道。我向滑道管理人员求证体验滑道的最高年龄，说是七十五岁。我没有说出父亲的真实年龄，但是父亲这一滑，便是破了年龄纪录，或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父亲穿上滑道装备，一路喊着“呦——”，滑向了山谷。九十岁那年，和几个重孙戏耍，一时兴起，抄起一根齐眉棍，一套棍术打得行云流水，直逗得孩子们的笑声盈谷，原野撒欢。

因为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母亲行动很是不便。父亲便用轮椅每天推着母亲买菜，逛街，看世面。回家做饭，洗衣，搞卫生。晚上给母亲端茶，递药，盖被子。虽然很累，但他却似乎度过人生最幸福的时光，每天乐呵呵地，根本不用儿孙们插手。母亲去世了，无疑，受到打击最大的自然是父亲。一辈子，几十年，父亲一直把母亲叫唤成“钧丫头”。而如今，小父亲五岁的“钧丫头”先他而去了，父亲自然是心有不甘，痛心疾首。

父亲渐渐变得不言不语，奇奇怪怪。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天晴下雨，都时不时地为母亲燃香烧纸，默默祷告，经常吩咐儿孙们给母亲办这办那。医生说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我们便给父亲求医问药，但效果还是不好。后来，我们坚信，父亲应该得的是心病，是思念母亲的病。你说，这病如何治得好？

那天清早，哥哥说父亲不见了。我便立即赶回老家。我问是怎么回事。哥哥说，这一段时间，父亲经常半夜起来跑出去，怕他出事，便把一楼出去的门都上了锁。早上起来，不见了人，便到处寻找，后来发现二楼厕所外面的落水管有人抓过的痕迹，估计父亲是从落水管下到一楼出去了。去了哪里？哥哥说，昨天父亲念叨得最多的是去祖坟山，去看母亲。我便决定，马上出发，去祖坟山。

我和哥哥赶到祖坟山，父亲果然在启叔家喝茶。经了解，父亲是下半夜从屋后山上小道摸上山背的祖坟山的，幸亏没有摔到哪里。此刻，他已看过母亲，正在稀里糊涂地动员启叔带些人把祖坟山上丛生的杂草全部砍掉，并承诺由他负责工钱。我们劝了半天，才总算把父亲劝回家。临走，父亲带着我和哥哥再次来到母亲坟前，非常认真地交代：“我死了，就把我埋在你母亲身边。要葬得近一些。”

九十三岁的父亲走了，永远地依偎在了母亲的身边。父亲那血色肩膀，化作了武陵大山的血色脊梁，屹立着，守望着，穿越着。在那遥远而清澈的时光里，看沧海桑田，听尘寰天籁，守地老天荒。

而那根檀木扁担，自有我们这些儿孙们，插木成林。

责编：黄煌

一审：黄煌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