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山水

这一方人

——《我的故乡上塔市》读后

“石要南江人打，墈要冬塔人砌。”还是在我光着脚丫在泥地上撒野的时候，父辈们的一句口头禅，莫名其妙成为了我们接受棍棒教育的下饭菜。其时，我家破旧漆黑的老屋里，驻扎着两位生磨打猪槽的石匠和一伙修路砌墈的副业劳力，一根或长或短的钢钎，一个或大或小的铁锤，一双破烂的纱手套，是他们随身的行头。当时，我们都想不明白，父母和祖父母要教训我们时，与操着外地口音的南江人和冬塔人有什么关系？

长大后，我才懂得， 我就是父辈们心里眼里的一块石头，就是南江石匠钢钎下要千锤万凿的石磨和猪槽坯子，就是冬塔砌墈师傅井井有条码起的一个格子；生磨打猪槽，凿石成器，砌墈不加水泥钢筋，仍永固千秋，藏着令人钦佩的智慧。就这样，我在并不知晓南江和冬塔大地理方位的情状下，对南江人和冬塔人有了初始的印象，而且，也应该是我的上一辈和上上辈对南江人冬塔人的集体印记。

读初中了，父亲饶有兴致的一段张师山白云庵诗话，在我看来，似乎不是一个传说，而是活生生把两千多年前的汉高祖刘邦和辞官归隐的张良请到了如今的冬塔。尽管父亲从没出过远门，更不通晓诗词格律，我们父子都是津津有味的样子。在歪歪斜斜记录君臣和诗的小本子上，我的心思在白云庵鼎盛的香火里神游，张师山以其神秘和神圣，令我心驰神往。

当亚林瓜子香飘大江南北，瓜子大王陈魁江在长沙刮起炒货旋风，我吃着亚林瓜子，看着电视里滚动播出的亚林瓜子广告，不免感叹：一粒小小的瓜子，竟有如此能量，霸满超市，霸屏电视。后来，更加霸气和炸裂的是，电视报道瓜子大王陈魁江豪掷600万元，在老家冬塔乡捐建亚林小学，创下平江县个人捐资助学单笔最高记录。从此往后，亚林瓜子和陈魁江，在老乡情缘的催化下，刻进我的记忆神经，并且一直处于激活状态。正是沿着记忆的河流，我闻香而追，脚步踏进亚林小学，用心用情触摸一桌一椅留存的温度，一砖一瓦蓄积的力量；慕名走进长沙榔梨工业园，面对面领略瓜子大王光环笼罩下农民大哥的风采，聆听久负盛名的“亚林”更名为“童年记”背后的故事。必须提到的是，方言和乡音在异地他乡，没有水土不服；商标和公司更名，不仅仅是找准了芸芸众生同频共振的人生初始频道，更是坚守了传统炒货工艺“草本香料”和“零化学添加”的祖传秘方，凭一招鲜，安为先，吃遍天。

前两年，我先后读到记述上塔市的两本书，一本介绍国家传统村落黄桥村的前世今生，一本述说上塔市的绵延书香。在开卷之前，我没有去过黄桥村，更没进过黄泥湾大屋。翻开书页，黄桥村和黄泥湾大屋从文字图片中矗立出来，古民居形态、古建筑风貌、古村落文化，像放电影一样立体呈现。其实，黄泥湾大屋走进公共视野，除了200年的风雨沧桑，青砖烟瓦排列组合的近7000平方米宏大场景，其强大磁场，在于“后学津梁”牌匾复活的桂林书屋久远的琅琅书声，抗战标语再现当年战地医院的家国情怀。2023年的世界读书日，在“后学栋梁”牌匾下，《书香上塔市》新书发布，重新修缮的黄泥湾大屋迎来高光时刻，受桂林书屋书香浸润的学海先贤，从上塔市走出的大学学子，在书上拓印重教兴学、逐梦前行的鲜活脚印。

从冬塔乡到上塔市镇（撤区并乡前，冬塔乡为南江区的一个乡，撤区并乡后，冬塔乡单列设乡，后来冬塔乡撤乡建镇，更名为上塔市镇），这一方山水这一方人，频频闯入我的视野，牵引我的视线。然而，我和上塔市相隔百里，这一方山水这一方人，犹如荧屏上的风景和明星，我只是小板凳上偶尔的观众，眼前闪现的，仅仅是片段式的特写镜头，作为谈资，我也没有知根知底的底气。

直到作家李纯先生，特地将他的《我的故乡上塔市》书稿送我，让我协助校对，我才找到沉浸式走进上塔市的入口，也就有了冒昧地写下《我的故乡上塔市》读后的激情和冲动。

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上，地方性写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特别是当下，全球化浪潮不断冲刷着地域文化的边界，城市化进程又持续消解乡土记忆的根基，作家们如何在自己的笔下重建与故乡的精神联结？李纯的长篇散文《我的故乡上塔市》给出了一个充满诗性与哲思的回答。这部作品不仅是他对故乡上塔市的深情回望与期待，更是一次对“地方性知识”如何转化为文学表达的积极探索。

李纯笔下的上塔市，不是地理坐标上的简单标注，也不是一本乡土地理书籍，而是一个被记忆反复打磨、被情感不断重塑的文学空间。作者采用了多维度叙事策略，将个人成长记忆与地方历史变迁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记忆地形学"。在描述上塔市的风物时，李纯不是外在的观察者，而是内在的参与者，笔下的这一方山水是这一方人的“名片”，这一方人是这一方山水的“经理”。

在开篇的《贵客到访》一文中，引用王维的“君自故乡来”诗句作为题记，由此打开“应知故乡事”的话题。显然，现任上塔市的书记、镇长，对任职地方的现状了然于胸，那包干豆角，散发着家乡历久弥新的烟火气息；那些高山云雾茶，在故乡的月明风清里发芽散叶；那片黄桃，正在乡亲的汗水和有机肥化合下丰满圆润起来。

在《边镇硝烟录》《毙寇三雄》等篇章中，生动再现上塔市民众保家卫国，奋勇抵御外敌的场面。文中亲手掐死日本鬼子的壮汉陈幼松、智勇双全解救三名女青年的乡警赵郑奇、嫉恶如仇砸死黑雄二男的何哑巴，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鲜明地展示了上塔市民众敢于冲破枷锁，打破常规。另外，在作家的地理坐标系中，下官庙、龙潭庙、老街、石头河和张师山等地方，是永远无法抹除的记忆原点，发散着巨大的张力。这些地标的张力，源自于文化传承、精神向度。尤为可贵的是，李纯没有陷入怀旧主义的窠臼，而是以一种清醒的姿态面对故乡的变迁，在怀旧与未来叙事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如在《再见桑园》和《冬桃山的味道》等篇章中，细数桑园变迁和冬桃山竹笋、黄精和冬桃的味道，把这一方人热爱这一方山水、经营这一方山水写得淋漓尽致。

纵观当代文学潮流，大致可概括为对两个维度的追求，一个是对生命状态和存在价值的观察与思辨，一个是对文本的创新与突破。李纯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戏剧家，一位年过古稀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观察的角度并不守旧，认知的高度并不落俗，而是一直秉持着创变，并以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他在下官庙抗战旧址，心里沉甸甸的，低头慨叹：战争无论何种理由，牺牲不管哪个阵营，生命同等，世界需要和平。他经过得胜村106渡槽，总要想起人称水利书记的刘志斌。刘志斌在冬塔工作十五年，坚定“水生万物”理念，带领群众修水库，挖渠道，在任时亲手绘就丰收图，退任后留下风景线。他再访桑园，又遇当年人称蚕花的技术能手曾芸，和盘托出曾芸果断地给自己的“面子项目”和“形象工程”收场，大胆地跟着市场走，闯出一片新天地。曾芸的抉择，不仅仅是茶与桑彼此的改变，也影射出大集体时期，冬塔人何以集体外出从事修路砌墈等副业谋生，改革开放后外出承包基建工程和办厂经商而创业致富。他在松源村走访，揭示了上塔市人才辈出的成因，乃是当地苦送苦读的风气和上塔市居民低调务实的品格。

语言风格上，《我的故乡上塔市》展现了李纯作为剧作家的独特优势。文字富有节奏感和画面感，长短句交错，形成了类似戏剧对白的即视感，很多铺垫、呼应、对比，很有质感。

如在家乡的书记、镇长上门到访时，本来作者对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更是熟稔于心，完全可以如数家珍，但他却刻意饰演客居他乡的角色，总是报以深情的关注。这不仅体现了主人对客人的尊重，也是作者在蓄势与借势，主动让客人喧宾夺主，反客为主。可以想见，作为多年离开故乡的作家，作为现任地方长官，他们的县城见面，并不是对上塔市感情的疏离，而是身体的位移。在《吃鱼》一文中，捕捉了年少时吃木鱼的酸痛笑话，感受到如今水库捉鱼的欢喜没了边界，但归根结底，“我在吃鱼的时候，看见老家人的生活有了讲究”。

同时，作者善于运用地方方言词汇和民间谚语，使文本充满了在地域性色彩。但这种地方性表达并非封闭的，而是通过李纯精湛的语言驾驭能力，实现了方言与普通话的自然融合，既保留了乡土气息，又确保了文本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如在记述昌江河的源头时，山洪暴发的撒野，抗战血染河水的悲壮，放河灯祭奠公仆的纯朴，跃然纸上。现在河道治理后，刚放下钓杆，一条接一条上钩的鱼儿，“好像喝多了汤汤水水，想看看岸上的风景。”在描写上塔市的市井生活时，李纯的语言尤其生动鲜活，几个动作、几句对话就能勾勒出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这种白描功夫显示了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底。在《塔的重生》一文中，68岁的堂婶，隔着手机屏，惊喜地看到远在非洲打工的女儿和女婿，嘴里不停念叨：“我不出门，看见了外国，看见了非洲人......”这样的语言，如乡厨端出的夹杂着辣椒大蒜的回锅肉，肥而不腻，鲜香诱人。

《我的故乡上塔市》最引人深思之处，在于作者对“乡愁”这一永恒文学主题的当代诠释。李纯没有将乡愁简化为对逝去时光的感伤追忆，而是将其转化为一种文化反思和精神寻根。通过对上塔市历史变迁的梳理，作者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这种反思不是简单的褒贬，而是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对话的可能。李纯笔下的上塔市居民形象尤其体现了这种复杂性——他们既受制于乡土社会的局限，又蕴含着朴素的人生智慧；既面临着时代变革的冲击，又保持着坚韧的文化生命力。如在《冬桃山的味道》里，透过顶爹弥留之际，大冬天要吃冬桃山的桃子为线索，引出冬桃山的来龙去脉，解密冬桃就是猕猴桃，心心念念的就是冬桃山的味道。

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将目光投向都市生活时，李纯却选择回到上塔市这片文学的原乡。这种写作选择，本身就包含着某种文化抵抗的意味——抵抗同质化的叙事，抵抗遗忘的速度，抵抗精神家园的坍塌。《我的故乡上塔市》最终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永远需要一方可以扎根的土地，一个可以回望和观照这一方山水这一方人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