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妍朵

每年9月30日，是纪念中国烈士的法定纪念日。触景生情，我和爷爷的记忆涌现眼前。

那是一个薄雾笼罩的清明节，我跟随爷爷和父亲驾车回乡，盘山公路蜿蜒如蛇，车窗外掠过一片片青翠的竹林，竹梢上挂着露珠，偶尔被风一摇，便簌簌地落进泥土里。老家的木屋藏在银岭村的深处，屋顶的瓦片早已爬满苔藓，斑驳的木板墙被岁月熏成了黑灰色。没有炊烟，没有犬吠，只有这座老木屋在孤零零地矗立着，仿佛在无声地数落着时光。

这是我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只在清明时节短暂相逢的家乡。爷爷说，我们的根扎在芭蕉坑，那里曾住着我的爹向万先。他的一生像湘西的山，沉默而厚重，最终化作朝鲜战场上的一抔焦土。而我，只能在老屋的门槛上摩挲，试图从木纹的沟壑里，寻到一丝属于“父辈”的温度。

老屋的偏房中央，有一口火塘。爷爷说，那是高祖婆梁三妹用青石砌成的，冬夜里，火苗舔着鼎罐，煨出的红薯甜得能黏住舌头。1950年的腊月，曾祖父就是在这火塘边，用一块粗布包了几件衣裳，头也不回地跨出了门。那时，曾祖母田桐英怀里搂着2岁的爷爷，眼泪和灶灰一起落在火塘里，溅起几粒火星，转瞬便灭了。

湘西的山路陡峭，土匪的枪声比山风更刺耳。曾祖父参军的念头，像一颗种子，在剿匪胜利后的春天发了芽。高祖婆是村里少有的识字妇女，她没拦他，只默默往他行囊里塞了一包晒干的蕨菜，“跟着解放军，不丢人。”她说得轻，却让曾祖父的脊梁挺得更直。那年，银岭村送走了四名青壮年，他们穿着崭新的军装，背影融进晨雾里，像四棵年轻的杉树。

后来，火塘边的故事只剩零星的碎片。爷爷说，曾祖父不识字，信极少，每次只寥寥几行：“朝鲜冷得扎实，河里的全是冰块子”“修机场时，朝鲜大娘送了一罐泡菜，酸得很”……再后来，信断了。只到1952年的冬天，一纸烈士证明书飘进老屋，火塘里的柴火“噼啪”炸响，高祖婆攥着那张纸，一夜之间白了头。

湘西的山水是活的！春天的雷雨一过，湾里的溶洞水便涨起来，掺杂着红土，潺潺地往外冒。曾祖父年少时，常和同乡的汉子们扛着柴刀进山，他们的山歌比画眉鸟更清亮：“哟嗬——砍柴莫砍葛藤缠，嫁郎莫嫁土匪汉！”可那些年，土匪的枪声压住了歌声，寨子里的女人不敢出门，生怕招来祸患。

直到解放军的马蹄踏破山雾。爷爷说，剿匪胜利那日，银岭村杀了一头猪，寨子里敲锣打鼓，全寨人围着篝火跳起了摆手舞。男人们喝光了米酒，女人们把糯米糍粑塞进战士们的衣兜。曾祖父就是在那一夜，望着篝火映红的天空，攥紧了参军的决心。

朝鲜的战场没有摆手舞，只有呼啸的炮弹和焦黑的土地。曾祖父所在的421团，曾在临津江畔与美骑一师血战。爷爷说，他牺牲的老秃山，连石头都被炸成了齑粉。湘西男儿的血渗进异国的泥土，却让故乡的杜鹃开得更艳。如今，每至清明，爷爷总会带着父亲和我去老木屋旁边的那颗老银杏树下烧一沓纸钱。风起时，才出芽的银杏叶沙沙作响，恍惚间，似有千万个声音在唱：“哟嗬——青山埋骨魂不散，明月照路郎早还……”

芭蕉坑的梯田像一本摊开的族谱，一阶一阶，写满了庄稼人的名字。曾祖父的童年，是在稻田里泡大的。春耕时，他跟着高祖公赶牛耕田，夏夜里，他举着火把捉泥鳅。参军前，他特意去田埂上抓了一把土，用布包了揣在怀里。“走到哪儿，都别忘了自己的根。”高祖婆的话，他记了一辈子。

爷爷说，曾祖父牺牲后，村里人帮曾祖母种了三年田。插秧时，女人们并排站在水田里，秧苗落下的节奏像一首古老的歌谣；收割时，男人们的镰刀挥得飞快，金黄的稻穗堆成小山，仿佛要替远行的魂魄撑起一片屋檐。那些年，曾祖母从不许田里留一根稗草。“万先爱干净。”她总这么说，手里的活计却一次比一次狠，像是要把一生的眼泪都砸进泥土里。

如今的芭蕉坑，年轻人大多去了城里，只剩几户老人守着薄田。每至清明回乡时，我常看见驼背的阿婆蹲在田埂上，用枯枝般的手摩挲着稻苗。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葬着曾祖父的朝鲜老秃山。

（作者系湘西州民族中学学生，指导老师：吉首市第四初级中学 刘琼）

作者：向妍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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