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新湖南客户端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张成东 蒋艾林

男子在外地参加同学召集的聚餐，事后其中一人送他回宾馆，醉酒的男子突然称要开车回家，同行人劝阻无效，男子开车发生事故不幸身亡。家属起诉当晚同饮的十余人，法院判决饭局组织者和最后的同行人分别赔偿11万余元。

8月21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了这起案例。

男子酒后驾车事故身亡，家属起诉同饮者

2023年4月，李宇邀请朋友及客户十余人参加其聚餐晚宴，同学王鹏提前两天开车到达株洲，将车辆停放在入住宾馆停车场。16日晚，王鹏因知晓晚上会饮酒，并未开车出行。

晚餐中，王鹏主动参与饮酒，并无强行劝酒或敬酒行为。次日凌晨2时，李宇的朋友杨震和王鹏一起吃了米粉。随后杨震把王鹏送到入住的宾馆。回宾馆途中，王鹏提出要开车回湘潭，杨震劝阻无效后给李宇发微信，称王鹏要开车回家，但李宇当时睡着了，直至次日早上才看到短信。李宇这时才得知，王鹏凌晨4时酒后驾驶小车，与桥墩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王鹏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23天后，王鹏因抢救无效宣布死亡。

王鹏的家属认为，李宇等十余人同行饮酒人员未尽到提醒义务，放任王鹏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应当对王鹏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一定赔偿责任，起诉到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2名同饮者各赔偿11万余元

岳塘区法院认为，王鹏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违反交通安全法规，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死，其应对自身死亡负主要责任。

李宇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与其他同行人员相比，负有更大的规劝、提醒和照顾等安全保障义务，该义务并不仅限于口头提示，而是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参与活动人员避免发生潜在的危险。李宇虽无法判断王鹏会临时提出要开车回家，但在明知王鹏醉酒情况下，与王鹏分开后未积极留意、关注王鹏的去向，导致杨震在王鹏准备驾车离开制止无效情况下，发微信告知时无法及时获得帮助，因此，李宇作为聚会的组织者，明知或应知王鹏可能发生危险，未尽到有效地照顾、护送或保证安全等义务，对王鹏的死亡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杨震虽和王鹏系初次见面，已极力劝阻王鹏，但是杨震作为当晚与王鹏同餐、宵夜的同行人员，明知王鹏过量或者超量饮酒，应当预见放任王鹏开车具有难以自控的危险性，但杨震听任王鹏酒后驾车，放任危险或伤害事件发生，既未及时致电李宇，也未采取合理措施干预、阻止王鹏开车，因此，杨震主观过错明显，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法院认为，虽然本案同餐饮酒人员有10余人，但是与王鹏没有存在劝酒、恶意灌酒等行为。聚餐结束后，除李宇、杨震外，其他人员即与王鹏分开。且王鹏是随活动召集者李宇一同离开，其他人员均系李宇召集与王鹏并不熟识，也不知晓王鹏家在何处，王鹏离开时并未驾驶车辆，其他人员无法预料王鹏会在散场数个小时后半夜突然驾车回家，因此，不应过分要求其承担酒后注意义务。

最终，法院酌情认定李宇、杨震各自责任比例为10%，其余80%责任比例由王鹏自担。王鹏的死亡损失共计111万余元，法院判决：被告李宇、杨震分别一次性赔偿王鹏家属各项损失11万余元。

王鹏家属不服，提起上诉。湘潭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同饮者是否担责需视情况看待

法官介绍，当饮酒后驾车发生车祸，同饮者是否需承担法律责任，并非一概而论，而应聚焦于其在具体场景中是否切实履行了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

与普通参与者相比，聚会组织者负有更重的提醒、规劝和照顾义务。这种义务并非仅限于口头提示，而应体现在对潜在危险的预判与有效防范上。

相较于组织者，同行者的安全注意义务虽强度稍低，但同样不应仅局限于“口头劝阻”。本案中，杨震与王鹏共同参与晚餐及宵夜，基于同行关系产生了相互照顾、保障彼此安全和防范危害发生的义务。这种义务在王鹏醉酒且意图驾车时，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杨震虽实施了劝阻行为，但在劝阻无效后，未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如滞留看护、联系他人协助或报警等，而是选择自行离开，其行为构成对危险的“消极放任”，未能尽到同行者应有的安全保障责任。

共同饮酒人安全注意义务的程度应以一般人的普通注意为限。未劝酒者或未饮酒的聚餐参与者，既非饮酒安全风险的制造者，也非风险的引起者，未对他人人身安全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通常不具备法律上的责任基础，不应被苛以赔偿责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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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湘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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