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浮石

当彭文杰的笔触掠过澧水两岸的考古土层与码头炊烟，一条贯穿万年的文明长河在文字中奔涌激荡。这篇散文以考古实证为龙骨，以诗性语言为肌理，将澧水流域的文明密码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文学意象。其语言艺术如澧水自身，既有码头号子的铿锵力道，又有稻浪翻滚的绵密韵律，在历史叙事与审美表达的张力中，完成了一次对文明本源的文学叩问。

意象体系的建构：从物质遗存到精神图腾

文学意象的营构是这篇散文最显著的语言特色。彭文杰将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转化为承载文明记忆的意象符号，形成了从“器”到“道”的完整意象链条。城头山遗址的褐陶缽“盛着六千多年的浓油赤酱”，这个意象在文中绝非简单的文物陈列，而是被赋予了时间的体温——“土缽里盛着炖得入口即化的牛腩”，器物的实用性与文明的延续性在此交融。正如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所言：“艺术意象是情感的符号，它能将人类经验的本质呈现出来。”褐陶缽的意象正是如此，它既是先民的炊具，更是“水边人抵抗湿寒的生存智慧”的物质载体。

稻作文明的意象群构成了文章的核心隐喻系统。从彭头山“细小如尘埃的炭化稻粒”到城头山“世界最早驯化的古稻田遗迹”，稻米意象始终带着“滚烫”的特质——“这飘荡了六千年的稻香，若一股滚烫的热浪扑面而来”。这种“滚烫”的修辞处理，将植物遗存转化为具有生命温度的意象，暗合了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对“原始生命力”的阐释：“文明的根基始终燃烧着来自洪荒的火焰。”作者刻意强化稻粒的质感描写，“亿万粒不起眼的黑色颗粒，汇聚成一道洞穿历史幽暗的光”，在视觉与触觉的通感中，使稻作意象成为文明起源的精神图腾。

水意象的多重变奏展现了作者的意象经营智慧。澧水既是地理存在——“奔涌三百八十八公里的河流”，又是时间容器——“奇迹般的‘冷藏’封存万载生活实景的水晶宫”，更成为文明的血脉——“流金淌银的血管”。这种意象的多义性拓展，与艾略特“客观对应物”理论相呼应：“用艺术形式表达情感的唯一方式是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即一组物象、一个情境、一串事件，它们是那种特定情感的公式。”澧水正是澧水文明的“客观对应物”，其奔涌、沉静、冷藏等特质，恰是文明进程中创造与积淀、冲突与融合的完美隐喻。

修辞艺术的张力：历史叙事中的诗性表达

这篇散文的修辞艺术呈现出鲜明的辩证特征，在精准的考古叙事中注入诗性表达，形成科学理性与文学感性的奇妙平衡。夸张修辞的运用往往打破常规时空感知，如描写鸡叫城遗址的巨型建筑基址：“这片由庞大王木构成、已然化为深褐色化石的宏大‘地毯’，足下的每一寸木材都在沉声诉说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壮举。”将木构遗迹比作“地毯”，既保持了考古现场的空间感，又通过“壮举”的情感投射，赋予物质遗存以史诗般的崇高感。这种修辞处理暗合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的观点：“夸张是对事实的放大，但需保持可然性的边界。”

通感手法的密集使用构建了多维的感官世界。津市弯管子话似“钝刀刮过生铁”，将听觉转化为触觉；牛肉粉的“辣意沿着喉管直燎而下”，将味觉延伸为视觉；八十垱遗址的植物遗存“空气中弥漫着湿地植物丰沛的汁液气息，混合着新掘泥土的腥气、稻壳的微香以及浆果初采的酸甜”，则是嗅觉、味觉与视觉的交响。这种通感修辞如钱钟书所言：“打通诸般感官，使一物的印象宛如他物的感觉。”作者通过感官的跨界连接，让读者置身于澧水文明的现场，实现了“考古现场的文学重构”。

隐喻系统的层级性建构是本文修辞的另一特色。表层隐喻多指向物质形态，如“码头轮廓线如同伏在澧水臂弯里的哨兵”；中层隐喻连接物质与精神，如“环壕如同忠诚的护城巨龙”；深层隐喻则直指文明本质，如“炭化稻粒汇聚成洞穿历史幽暗的光”。这种层级递进的隐喻结构，与保罗·利科在《活的隐喻》中提出的“隐喻的张力”理论相契合：“隐喻通过打破日常语言的逻辑，在陌生化的表达中产生新的意义维度。”当作者写下“榫卯是秩序与结构在洪荒混沌中挺起的倔强脊梁”时，已超越了建筑工艺的描述，进入了对文明本质的哲学思考。

对比修辞的运用强化了文明进程的戏剧性。彭头山“粗粝的夹炭陶”与楚墓“斑斓奇谲的楚式凤鸟漆盘”形成器物文明的对比；“冰川时代末期的寒意”与“灶膛里的第一束光芒”构成温度的对比；“船工号子的碎片”与“百节龙舟的呐喊”形成声景的对比。这些对比并非简单的差异呈现，而是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言：“通过对立面的统一，展现事物发展的辩证过程。”作者正是通过这种修辞策略，在文字中再现了澧水文明从蒙昧到成熟的历史辩证法。

语言节奏的经营：从考古报告到抒情诗行

语言节奏的精心调控使这篇散文呈现出复调音乐般的韵律美。叙述考古发现时，语言节奏趋于沉稳精确，如“城头山遗址的黄土在苍穹下呈现着极致的宁静，历经六千余年的风雨剥蚀，这座圆形古城仍以其惊人的完好度沉默伫立”，句式以陈述句为主，语速平缓，符合考古叙事的客观性要求。而在抒情段落中，节奏则变得急促昂扬：“鼓声、桨声、人声、水声汇成一片山呼海啸”，排比句式的运用加快了语言节奏，形成如鼓点般的韵律。这种节奏变化暗合柏格森“生命节奏”理论：“艺术的节奏应与生命的律动相呼应。”

长短句的交错使用创造了语言的呼吸感。描写澧水地理特征时，作者用长句铺展空间维度：“这一脉源自湘鄂边陲八大公山深处与桑植县五道水镇杉木界，劈开群峰、激荡荆楚大地奔涌三百八十八公里的河流，当它穿过峻岭深峡的呼啸渐渐低沉，最终将数百里洪流稳稳投放在洞庭西缘的水面时...”；而刻画细节时则改用短句：“他们蜷缩着，黯淡无光，毫不起眼”。这种句式变化如契诃夫所言：“长句与短句的交替，就像呼吸的张弛，是文章生命力的体现。”当描述稻作驯化时，“日复一日的俯仰间，青绿的稻秧节节拔高，空气中弥漫着初生稻叶独特的青涩之香”，长短句的错落使语言如稻浪般起伏，形成视觉与听觉的通感韵律。

专业术语与诗性语言的融合展现了语言的弹性。文中既有“干栏式建筑、夹炭陶、环壕系统”等考古学专业词汇，又有“文明的胎血”“时间的书页”“精神图腾”等诗意表达。这种融合并非生硬拼接，而是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说：“诠释学的循环存在于所有理解活动中，专业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对话产生新的意义。”当作者写下“彭头山文化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稻作农业史最前沿阵地之一”时，学术表述中已暗含史诗般的崇高感；而“星云雏刻是文明的心灵触摸星河的尝试”，则让考古发现获得了哲学的深度。

方言与古语的穿插增添了语言的历史厚重感。“不服周”“喝烟”等津市方言的使用，如巴赫金所说的“杂语性”，使文本呈现出多声部的对话特征；而屈原《九歌》的引用，则在古今对话中构建了文明的连续性。这种语言策略使文章超越了单纯的地域叙事，进入了“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视野。当“沅有芷兮澧有兰”的诗句与“百节龙舟”的场景相互映照时，语言本身成为跨越千年的文明纽带。

文化书写的范式：在考古与文学之间

彭文杰的语言实践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书写范式，这种范式打破了考古报告的冰冷与文学创作的空泛，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文中对考古细节的描写精确到“直径逾五十厘米的巨大楠木柱础”、“四十五种果实种籽”，这种科学实证精神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强调的“档案的精确性”；而同时，作者又赋予这些数据以情感温度——“每一粒沉潜于沃土的炭稻化石内部，蓄势待发的远古信息”，实现了卡尔维诺所说的“精确的想象”。

这种书写范式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将考古学的“地层学”转化为文学的“意象层积”。正如考古发掘中不同文化层的叠压关系，文中的意象也呈现出层积状态：虎爪山的石器层、彭头山的稻粒层、城头山的城垣层、鸡叫城的木构层、明清的码头层，形成了文字的“文明地层”。这种结构方式与诺思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提出的“原型批评”相呼应：“文学作品是文化记忆的层积，每一层都蕴含着人类的集体经验。”作者通过意象的层积，使散文成为可“阅读”的文明地层。

在全球化语境下，这种地方性文明的书写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当作者将城头山的“星云雏刻”称为“世界文明的北斗星辰”时，既肯定了澧水文明的独特性，又强调了其世界意义，这种书写如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言：“地方叙事只有在全球视野中才能获得完整意义。”文中对稻作起源的追溯，不仅是对地方史的梳理，更是对人类文明共同起源的思考，使这篇散文超越了地域文学的边界，成为一部微型的“人类文明启示录”。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彭文杰的写作实践回应了维特根斯坦“语言的界限即世界的界限”这一命题。作者通过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拓展了我们对史前文明的认知边界——那些“无法言说”的考古遗存，在文学语言中获得了表达的可能。当“炭化稻粒”成为“洞穿历史幽暗的光”，当“榫卯结构”化作“文明的脊梁”，语言不仅描述了文明，更参与了文明的建构，实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

文明书写的语言自觉

彭文杰的《澧水河，稻香滚烫的文明之光》以其精湛的语言艺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明书写的范本。

这篇散文以澧水为脉络，深度挖掘流域文明肌理，核心价值在于揭示澧水流域——尤其是津市作为文明枢纽的独特意义。

文中以津市为现世锚点，其“九澧名镇”的码头记忆、泼辣的弯管子话、滚烫的牛肉粉与炖缽子菜，延续着澧水的烟火气。由此溯流而上，串联起彭头山炭化稻粒、城头山古稻田与城垣、鸡叫城巨型木构等史前遗存，印证了流域作为世界稻作起源地之一的地位。

从津市码头的商贾喧嚣到虎爪山五十万年前的石器火光，从楚墓漆器到百节龙舟，散文将津市的活态文化与史前文明相勾连，完整呈现澧水文明从生存实践到精神图腾的演进，凸显津市在文明传承中的枢纽价值，确立了这一区域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标杆意义。

在这篇散文中，语言不再是历史叙事的工具，而是文明本身的呈现方式——那些从泥土中发掘的物质遗存，通过意象的营构、修辞的张力、节奏的经营，转化为可感可触的精神符号，使沉睡万年的澧水文明在文字中获得了新生。

当我们在“褐陶缽的炊烟“与“百节龙舟的呐喊”之间穿行，在“炭化稻粒的微香“与“码头号子的余韵”中驻足，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河流的文明史，更是人类如何用语言照亮自身起源的永恒努力。正如福柯所言：“我们对过去的言说，始终塑造着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彭文杰的语言实践不仅是对澧水文明的致敬，更是对人类文明书写可能性的探索——在考古的实证与文学的诗性之间，在地方的记忆与世界的想象之间，语言始终是那束“滚烫的文明之光”，照亮着我们回望过去、走向未来的道路。

（浮石，作家，影视编剧，代表作《青瓷》。画家，代表作《浮石绘话》《浮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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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