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仁满

公元1046年，庆历新政的余烬未冷，范仲淹在河南邓州收到一卷《洞庭秋月图》。展开画轴，磊石山十二峰如青螺倒悬洞庭，山脚汨罗渊水波如镜。

此时，滕子京正将磊石山上唐代岳阳楼的残存梁柱、雕花青石秘密迁筑巴陵新城。这座盛唐文人笔下的楚文化精魂铸就的天下名楼，自此风流于岳阳城头千年。

当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挥毫“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时，月光穿破时空的帷幕，悄然映照着湖畔那座被遗忘的磊石孤山。今人只道岳阳楼在湖畔巍峨，却不知这座名楼的“岳阳”原点，早已在磊石山下生根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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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石山并非寻常丘陵。《元和郡县图志》：“岳州本巴陵县，古罗子国地，在磊石山西南。”《元丰九域志》：“岳州巴陵县，旧治磊石山南，后徙今治。”两部官修地志的笔锋如凿，将岳阳城原始坐标刻在磊石山麓——三国东吴所筑巴陵城，正是岳阳城最初的血脉胚胎。

 “岳阳”之谜的钥匙，藏在“天岳”二字间。洞庭湖口的磊石山海拔近百米，控扼湘资沅澧汨与大江六水归流之要冲，恰是《说文解字》所载“主四方之水”的“大岳”化身。《荆楚岁时记》注文：“巴陵天岳，乃洞庭东陵之镇。”

磊石山古名“洞庭山”，亦号“东陵”，唐代《岳阳风土记》残篇“磊石山，岳阳之望，俗呼天岳”。敦煌遗书《叶净能诗》记载唐玄宗问道士：“洞庭天岳在何所？”答曰：“巴陵磊石山是也。”

张说《岳阳楼石铭序》明证：“开元三年，新作斯楼于洞庭之涘……以妥湘灵”。明人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踏访过废墟：“磊石山轩辕台侧有古楼基，传为张说故址……石柱尚存。”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岳州城楼，望洞庭东陵如案。”

李白写“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杜甫写“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岳阳风土记》记载的奇观“磊石山望洞庭，日月若出没其中”——正是真实画卷。

几百年后，滕子京将残楼北迁今址，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留下证言：“岳阳楼初在磊石山，庆历间滕子京徙筑巴陵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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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衔远山”的秘密在此昭然。磊石山如鹰，鹰喙岩正对百里外的南岳；“吞长江”的玄机是江水自北奔涌至十二洞天，与镜湖激荡旋入地下溶洞。

捧起《楚辞》，惊觉范公笔下处处是其幽微倒影。“朝晖夕阴”实为时空仪式，投射为“登昆仑兮食玉英”的楚地玉祭，“静影沉璧”就悄然复活独清独醒的镜像倒影。

“淫雨霏霏”时，《涉江》的苦雨穿越时空而来，“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浊浪排空”之际，《哀郢》的悲鸣在波涛中回响：“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待到“薄暮冥冥，虎啸猿啼”，《招魂》中险恶之境重现“雄虺九首，往来儵忽”。

春和景明时，“岸芷汀兰”在“沅有茝兮澧有兰”的暗香中浮动；“沙鸥翔集”藏着《湘君》“鸟次兮屋上”的轻盈；“浩浩汤汤”分明是《怀沙》“浩浩沅湘，分流汨兮”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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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将屈原沉江的磊石山设定为隐形的中心坐标，使“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暗指通向楚辞圣地的水路。“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的“此”，实乃屈原魂归的磊石渊薮——贾谊凭吊、李白醉吟、杜甫涕泣的历史磁场在此凝结。

屈子以“宁赴湘流”成就殉道绝唱，范仲淹却“感极而悲”进行反驳。当洞庭化作“锦鳞游泳”的生机世界，《渔父》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的逍遥，终于升华为“宠辱偕忘”的达观之境。

当屈子《离骚》“哀民生之多艰”的孤愤，遇见《思美人》“又无行媒兮”的郁结，范仲淹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将其淬炼为士大夫的永恒信条。

面对《怀沙》“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的终极抉择，他给出石破天惊的答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坚定济世永生的责任担当。

当屈原《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在范仲淹“噫！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浩叹中发出共鸣声，这座由《楚辞》栋梁架起来的岳阳楼，就不再是澄碧于汨罗镜湖的洞庭秋月，而是高悬时空中一轮不坠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