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剑钦

我是1990年6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调入岳麓书社工作的，但初次认识唐浩明先生（那时称邓云生）却是在1987年7月21日上午。因我于1986年底从桑植县挂职副县长两年回社后，即被任命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党支部副书记，协助社长戴超伦同志分管党支部、人事和办公室的工作。那时的湖南出版是“多事之秋”，为配合党风整顿，我曾受省出版局党委派遣，分别到岳麓、科技、美术等社去听取党内外有关同志的意见，了解社领导班子成员的党风情况。那天上午，我到同一办公楼的岳麓书社分别找了四位同志（其中三名党员），各人都谈得有些激动，甚至有点火药味，唯有邓云生的谈话令我有些刮目相看。他温文尔雅，说岳麓社领导班子大问题还没有，行贿受贿的事更不存在。但小的问题还是不少，如“班子不团结，以身作则和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都不够”，认为有些是个人意气，并声明“我个人不介入”。他比我小一岁，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此人气量不小，豁达大度，似有点晚清岳麓书院学子、“收拾洪杨一役”曾国藩的影子。此时他正在编校《曾国藩全集》，我相信他定是一位能成大事的编辑，因而有点肃然起敬。

我被调任岳麓书社副社长后，协助潘运告社长抓图书选题和编辑工作。当时的岳麓书社已名声很大，有“社小名气大，人少好书多”的美誉。而且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三大全集出版的文化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但由于当时三大全集分别由杨坚、唐浩明、李润英三人负责组织编校，人手少，进度慢。编校一本印行一本，每册付印多少都不好确定，读者买书也心存疑虑，我觉得必须根据市场和读者的需求，改单本付印为全套推出，才能改变那种尴尬状况且可望产生较大的影响。于是与潘社长商量后，便分别找三位责编商量，决定暂时停止单本付印，集中力量，加大投入，加快进度，改单本付印为全套推出三大全集。

浩明先生是主动请缨担任《曾国藩全集》责任编辑的，当时不仅已做好全集的资料收集和复印工作，还亲自在做曾氏家书的整理标点，而且一边编校，一边潜心于近代史和曾国藩的研究，已发表了一篇《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和知人善用》的鸿文，反响很大。他非常赞同我的建议，说要请湘大历史系校点的团队帮忙加快进度，集中力量点校。不久，我还承蒙杨坚同志相邀，参与编校《船山全集》第十二册“子部”哲学著作八种，曾就幸遇船山手稿抄本《张子正蒙注》的深藏复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及《求索》等报刊发表了《王夫子〈张子正蒙注〉的版本新发现》一文，扩大了《船山全书》的影响。1993年3月我接任岳麓书社社长职务之后，三大全集更受到局社领导的高度重视，于是在1994年底一次性地推出三十册一千五百万字的《曾国藩全集》，首次付印八千套，半年后又加印五百套，创造了大型古籍图书罕见的畅销“双效”奇迹，同时引发了为时二三十年的“曾国藩热”。应该肯定，这一奇迹的出现，主要得益于浩明先生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功，即他的三部曲小说《曾国藩》畅销的影响。历史上毁誉参半的曾国藩，幸遇浩明先生这位学者型编辑、作家的艰苦努力而出现了“曾国藩热”，而唐浩明编辑生涯的巨大成功，也多亏遇到曾国藩这位富藏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杰出历史人物。可以说，倘若岳麓书社当初不是确定由唐浩明负责编校《曾国藩全集》，其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是不一定能达到“曾国藩热”的高度的。所以，唐先生不愧是曾国藩的异代知己。

我任社长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总结岳麓社前十二年出书的成功经验，确立了“坚持‘二为’方向，整理地方文丛，普及古典名著，弘扬古代文明；出版学术著作，致力文化积累；保持岳麓特色，继承发展创新”的办社宗旨，并将这一出书理念提炼为十六个字——“道承湘学，言纳百家，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作为出版社的文化追求，镌刻在书社新办公楼门厅的正面墙壁上。这一举措得到了浩明先生等一批岳麓元老的支持，李锐同志来社时，我们高兴地与他一起在厅前合影。岳麓版图书通过多年来逐步发展形成的全国发行网络和“薄利多销”的经营手段传播出去，以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古籍社文化特色赢得了不同层次读者的信赖，在古籍图书市场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走出了一条以书养书的自力更生之路。

承蒙学术泰斗张岱年、张舜徽二位先生的学术支持，我们策划组织了《十三经今注今译》《二十五史三编》两部国学巨著的编纂工作，于1994年先后出版，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出版社通过多年的努力，出了好书，出了人才，同时树立了名社形象，1994年11月被评为全国三十家优秀出版社之一。全社职工倍受鼓舞，干劲十足，于1996年付印《左宗棠全集》十五册三千套，《船山全书》十六册一千二百套，不仅嘉惠士林，方便读者购买，有利于参评图书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还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接着，我们便不失时机地加快进度，全面推进《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古典名著今译读本》《国学基本丛书》《传统蒙学丛书》《韵文三百首系列》等普及类图书的出版。又经多方努力，于1996年成功地组织编写出版了湖南省初中历史课本，从而改变了古籍社缺教材“粮仓”的状况，为社里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欣欣向荣的状况，使岳麓社于1998年经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再次考察，被确认并授牌为全国优秀出版社。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岳麓书社自1982年成立以来全体职工坚持不懈的艰苦奋斗。我感恩岳麓社的工作锤炼出了一大批功夫过硬的资深编辑和经验丰富的印制、发行人员，感恩社领导班子和杨公、喻公、浩明同志等岳麓元老对我工作的包容、关爱和支持，其中尤其要感谢浩明先生的支持。他当编辑、做学问总是满腔热情，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研究曾国藩，莫不如此。《曾国藩全集》出版后，他又相继推出唐浩明评点曾国藩的家书、奏折、嘉言钞“三部曲”。他还对工作有着高度的责任感，我任社长期间，每年的选题会和制订年度选题计划，都认真听取他的意见，以求少走弯路。他们这些元老的智慧和德望是出版社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早在1982年岳麓书社成立伊始，当时的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就将《船山全集》《魏源全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申报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其中的《魏源全集》属于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由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社会科学院共同承担，于1983年5月成立了以湖南师范学院院长林增平先生为主编，杨慎之、李侃为副主编的《魏源全集》编委会。但不幸的是，林增平、杨慎之二先生于1992、1993年先后辞世。两先生为全集的整理出版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们的猝然离世，令整个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被搁置，使之成了一个二十世纪未完成的文化工程。至2001年2月，新组建的湖南出版集团成立了以董事长刘鸣泰同志为主任的新编委会，聘请魏源研究专家李瑚先生担任副主任兼学术顾问，我则从社长岗位退下来，主动请缨担任全集二十册的整理编校工作，被任命为编委会执行主编。这是我从1990年调入岳麓书社以来，第一次转换角色，步杨公、浩明先生后尘，担当一部全集的编校重任，因而感到压力特别大，责任非常重，便手书“心无旁骛，宠辱不惊”八字于座右，以誓全身心投入，不辱使命。

《魏源全集》收书除魏源存世的著作《诗古微》《书古微》《古微堂四书》《老子本义》《蒙雅》《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及其文集、诗集等二十一种外，还收录了他负责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和《淮北票盐志略》。每种书都由我审读后撰写简介和《校点说明》，并请美编配上相关的插图，总字数达一千一百万，其编辑、校对工作的繁难，那真是难以言表。

全集各册的定稿，严格按初审、复审、终审三步进行。我既担任其中十三册的责任编辑，又负责全集二十册的终审，幸有挚友缪礼治和同事胡渐逵、管巧灵分担七册，负责编校复审，不辞辛劳。

《魏源全集》二十册于2004年12月出版，2005年3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发布会。李瑚先生欣然出席并当场赋诗祝贺。他还为这一“千秋盛事”撰文《“大器晚成”的〈魏源全集〉》，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概述全集的内容、特色和全书编校出版的艰难，并预言学术界即将出现一个魏源研究的高潮。

四年多时间的编书所触所感，使我又抱着一种对魏源“高山仰止”的崇敬心情，穷数年之功，撰写了一本二十四万字的《魏源传》，于2006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这也是我步浩明先生后尘的一次实践——当编辑不仅要编书，还要能进行学术研究并写作。虽不能望其项背，但我心向往之，为弘扬魏源这位思想家的思想及其为民族觉醒和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发声。此书后来又修订为《杰出的思想家魏源》，重印两次，成了宣传魏源的一本通俗读物。

2005年退休之前的8月22日下午，我应邀参加了省出版局领导同志召开的《湖湘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专题会，受命搜集湖湘文献，编写文献书目，修订已初拟的《文库编辑出版大纲》，以供专家讨论。这是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文选德同志倡导编纂的《文库》，尽管当时其编辑出版经费尚无着落，但省局领导已在进行筹备工作了。

2006年4月8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上年刚由交通部部长岗位调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同志陪同中国证监会尚福林主席一起参观岳麓书院，朱汉民、唐浩明二位先生负责导游。当张书记感叹书院湖湘文化底蕴之深厚时，唐先生趁机说出湖湘典籍之多和欲编《文库》却经费困难之情。书记问知需要经费六千万元后，竟豪爽地说：“六千万，不就是两公里高速公路的经费吗？拉直一点就省出来了。”于是下午就跟省财政厅厅长李友志同志打电话，请他牵头找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一起开个会进行论证，很快就将编辑出版《文库》列入省委、省政府的议事日程，决定《文库》立项，定性为政府行为，由省财政拨款“盛世修典”。4月11日上午的《文库》工作会上，李厅长就代表省政府宣布：省政府同意工作小组第三方案，《文库》编书六百种， 一千册，经费七千八百万元。省财政每年拨款一千万元，出版集团每年出资二百万元，争取六年完成。同时要尽快搭好班子，建立制度，争取《文库》正式启动时，能拿出精品。

这一鼓舞人心的喜讯，促使《文库》编委会迅速成立，同时加快了框架与书目的制定。《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由文选德同志任主任，省出版局局长刘鸣泰同志任第一副主任，张光华、彭国华、张天明同志任常务副主任，熊治祁、夏剑钦、曾主陶等同志任副主任，郭天民同志为装帧设计总监，还聘请鄢琨、王杰成二位参与编委会审稿工作，从而形成了在《文库》编纂过程中发挥中枢作用的编委会总部。我们为此事庆幸、喜悦，无不从内心赞佩浩明先生的大智慧和见事之明，认为这是他多年深入研究湖湘文化，学富五车之智的临场发挥，当记入《文库》出版史话。

2020年底，我应校友之约，编著《传道济民与湖湘文化》一书。该书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岳麓书院时，曾赞誉的《岳麓书院记》中“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之句为旨归，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传道济民  岳麓书院》，用文献说史、证史，包括以岳麓书院为依托形成的湖湘学派、学统、学风及山长风采、兴废沿革的岳麓书院史；下编为《经世致用  湖湘巨子》，选取书院杰出学子王船山、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杨昌济等八大人物，分别介绍其生平事功、思想，然后对其代表作进行导读、注释，以体现湖湘文化的精华。此书经一年多时间的苦战成稿后，于2024年3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正当我为此书的宣传发行有些担心时，3月20日“春分”踏青，我与浩明先生等诸位同人一起游观湘江西的鹅洲岛，便聊及即将上市的此书情况，不料浩明兄听后竟兴奋地说：“这是好事呀！此书的体量与内容正是当下学习和宣讲湖湘文化的理想读本，可作为全省各级党校培训公务员干部的课外读本。在湖南工作的公务员领导干部都可以配用。这是教育社宣传湖湘文化的好教材、长销书。”他这一番鼓舞人心的话，站得高，看得远，像一阵春风吹散云雾。我高兴之余，随即给校友打电话，并让他们直接对话。从这件事可见浩明先生帮助别人就是这样的真诚和热心，也使我更深切感受到他是我在岳麓社的好同事、好学长。

作者：夏剑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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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